教育法律监督观-教育执法监督及教育经费问题

教育法律监督是教育法制建设的重要方面，是教育法规得以有效实施的操作性环节。胡适主要谈到了教育执法监督。他呼吁调动社会监督力量，以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两种形式，用公众的权力来约束、匡正教育执法机关的权力，保证教育执法、尤其是教育经费执法的实际成效。

首先，养成教育执法监督意识。一方面，政府应该作到无私开明，尊重法律，自觉接受国民的监督。胡适要求政府不要“滥用权力去摧残一切能纠正或监督政府的势力”[8]，而应允许这种势力的存在，藉公正合法的行为和较高的行政效率去赢得民众心悦诚服的信任。另一方面，社会的知识分子要增强监督意识，利用议政、办刊、调查等有效形式“监督或纠正政府的措施”[8]。在这点上，学校教师和受过完全教育的学生应负起更大的责任。胡适很珍视母校中国公学的学生评议部“有监督和弹劾职员之权”的传统，并在校长任内注意保持发扬。他深知，这对学生毕业后行使公民对职能机关的监督权是有助益的。

其次，加强教育经费执法监督。教育经费的奇缺是教育衰败的直接因素，为了揭开这道黑幕，胡适吁请“南北教育界破除私意，采用‘监督合作’的态度”[11]，认真监督所在地各级政府教育经费及有关教育基金的使用情况，相互通报信息，共谋对策，以促进全国教育的发展。他说，向政府索薪是下下策，“我们不是叫化子，我们是国民，我们应该行使我们的职权来监督我们的财政”[2]。胡适还率先垂范，仔细研究了1922年头两个月“盐余”（盐税余款）一项收入与支出的实际情形，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两个敷月之中，司法方面得着5万元，教育方面不曾得着一个大钱。”[2]为此后捍卫教育界权益计，胡适提出了“会计公开，统筹支配”的联合斗争方针。(www.xing528.com)

胡适对教育法制建设所作的理性阐述，立足中国而又具全球视野，不啻是一次颇有收获的“尝试”，开启了反教育专制的风气，对民国时期先进教育理念的传播，教育事业管理的早期现代化，无疑有切实的贡献，因而被喻为“新教育的催生婆和护法神”[1]。“教育的法律是我们最先接受的法律”[19]，胡适的教育法制思想，为这句名言作了至今亦可资借鉴的注脚。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学校和教师等广大的教育法律关系主体，应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重新审视胡适的教育法制思想，批判吸收其中的合理因子，印证、修订、发展于今天如火如荼的教育实践，并择取他国以法治教的新经验、新成果，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法规体系服务。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身处“教育救国”的迷瘴中，胡适没能脱开蒋介石政权编织的“法意”之网，致使其教育法制思想多有偏颇之处和妥协的痕迹，减损了应有的价值和影响力，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