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权，并非只是传媒所独有的权利，事实上，受众也享有此项权利。传播权是指任何个人或组织、机构都有自由表达、传播意见和获取信息的权利。这也是国际消费者联盟确认的一种权利。
（一）传播权的由来
法国学者达尔西最早提出了传播权的概念。1969年，他在一篇题为《电视转播卫星与传播权利》的文章中指出：总有一天人们将会承认一种比《世界人权宣言》中阐述的基本人权更重要、更全面的权利概念，那就是传播权。[13]达尔西认为，传播权是基本人权中最重要的权利，也是最终完善基本人权的一种权利概念。但从国际范围来看，这一权利概念仍有待完善。
（二）“告诉的权利”与“讨论的权利”
隶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传播问题研究委员会”在其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又称《麦克布莱德报告》）中，专门谈到传播权的问题，将其分解为“告诉的权利”与“讨论的权利”——
“告诉的权利：有权把他所看到的关于个人生活条件、愿望、需求和痛苦的真实情况告诉别人。凡用恐吓或惩罚迫使他保持缄默，或剥夺他利用交流渠道的机会，就是侵犯了这项权利。讨论的权利：交流应成为自由开放地答复、作出反应和进行争论的过程。这一权利可以保证集体行动的真正一致，并且使个人能够影响权威人士作出的决定。”[14]
（三）几种理论主张(www.xing528.com)
关于传播权的理论主张，可归纳为四种：
（1）传播活动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行为之一，人的生存与发展都有赖于这种传播行为，传播权应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2）传播权不仅是每个人的自然权利，而且应是公民的社会权利；（3）传播权不仅有利于个人个性的发展与完善，而且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发展，同时也促使人类的传播手段更好地发挥其功能；（4）传播权可以包含迄今为止人类已享有的所有社会性权利概念内容，如现今已被社会公认的知情权、接近权及有关言论与新闻出版自由、通信自由、表达自由等权利概念。[15]
（四）传播权的中国版本
在中国，将传播权称为言论自由或表达自由权。它是所有社会成员都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也是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和第四十七条，对传播权的界定主要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权利，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利，进行科学研究，文化创作的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言论自由是指公民享有宪法赋予的通过口头、书面、著作及电影、戏剧、音乐、广播、电视等手段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权利。它是公民政治自由中最重要的一项权利。作为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的主体，社会成员有权将自己的感触、体会、思想、观点和认识通过言论、创作、艺术、著述等活动表达出来，并有权通过一切合法手段和渠道加以传播。
近几年来普遍采用的听众点播、电话采访、电话直播等形式，为受众表达权的实现创造了条件。网络、手机新媒体的发展，为网民表达权的实现创造了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范围内这一权利的实现是不平衡的。某些发达国家的新闻媒介控制了信息传播的内容、流向与流量，而发展中国家的信息得不到及时传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微乎其微，这是对受众表达权的一种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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