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运动以后,上海曾异军突起地出现了一种新闻纸,它有了七年的历史,这是值得我们记忆的上海《商报》。
《商报》创办人是汤节之。创办于民国九年,筹备经年,到十年一月一日,才和上海社会人士相见。先是上海的商界,无论操何行业,其所看的报纸,总是《新闻报》。上海是东亚唯一的商场,商人在全上海人口统计里占到十分之六,这十分之六的商人,他们所每日爱读的日报,《新闻报》最少占有十分之八的势力。因此,《新闻报》在上海一埠的销数,可以说是无出其右的了。可是,使我们失望的是《新闻报》虽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又有雄厚的资本,它的主持人,总没有想在这一张数十万人所爱读的报上,应该怎样地改革,怎样地革新,怎样地利用这新闻纸,灌输些新思想给读者,指导这数千年来陈陈相因的中国旧式商人们以一种商业的知识,怎样地介绍些经济的学说,使头脑冬烘的商人们,得稍少了解些世界大势。虽然汪汉溪先生,他毕生的精神都放在这《新闻报》的上面,事事躬亲的二十年如一日,以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商报》的创办,它高标这一个“商”字,大有取而代之的意思。它虽没有雄厚的资本,悠久的历史,它却有较新的计划,优秀的人才,足以扶助这张报,终究成为上海报界的革命者,而值得我们哀悼追忆者也。《商报》的主编是陈屺怀,主笔是陈布雷,他每天能在报上做下数千言的论文论文的书名为畏垒,为上海各报所没有的;电讯编辑是潘公展,他用最新的经济的编辑法,有条不紊地分列电报和要闻,成为各个的独立。现在各报的电报分题和大事摘要,都是仿效这个编辑法。这固然不是潘君的新倡;但是在中国的报纸上,却是他最先的采用的。本埠新闻编辑是朱宗良先是沈仲华,他虽没有方法——自然是钱的问题——得到最灵通的新闻,可是这全版都靠通讯社和访员的来稿中,他能编列得法,尤其是“五卅”惨案发生后的本埠新闻,令人一目了然,大胆敢言。除此以外,在《商报》上最为人所认为特出的,就是潘更生、冯柳堂所编的“商业金融”。从前上海各报纸只有在广告后的地位上,刊登些行市价目;“商业金融”却扩大它的范围,成为新闻纸上的另外一栏,它除每天做有关于商业金融等的评论,和介绍经济的思想文字外,上自国际汇兑贸易,下至商店卖买,无不详细登载,行情市价更无论了。自从“商业金融”出现于《商报》后,《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申报》为潘更生兼,《新闻报》为徐沧水,《时事新报》为戴霭庐,都是经济学的专家。都相继仿行,至今仍另辟专栏,或为新闻纸上重要材料之一。可是报尾的小品文字,我们不必讳言,是落伍的了。这是主办的人,他只注意在商人的身上,他以为商人只爱看“快活林”“自由谈”的文字,为要他的报,在商界里销行,就不能不迎合商人的心理,就请了一位善在小报上做谐文的张丹斧,在报尾上做其屁文章。其后虽一换王钝根,再换陈小菊,而其体裁仍一贯不变的。那里会想到,《商报》的销行,在上海的商界里,没有占到了什么地位;爱看它的,到是智识界和青年学生呢?在这当儿,汤节之因钱债案脱离了报馆,让渡给李征五为总理。讨曹之役,《商报》可说是打倒贿选的唯一的首功。他敢本着革命的精神,造成讨曹的舆论;全版用顶大号的字体,印着曹锟的像片,直名之曰“捐班总统”。这种精神,自从上海报界“横三民,竖三民”之后所未有的了。革命军开始北伐,《商报》以不受民党一钱,不为党报的资格,力表同情,摇笔吶喊期北伐的成功。所可惜的是这时候李氏因无力维持而离去,继之者为方椒伯;方为一持重的普通商人,而他的后靠又是傅筱庵,傅是与孙传芳有关系的,“拥护军阀”和“打倒军阀”是不能并立的,于是乎陈、潘、朱等都相率引去,报的价值遂一落千丈,延到民国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寿终。到十七年九月,洪雁宾前《商报》协理黄春荪前《商报》广告主任重整旗鼓,继续出版,延前编辑张静庐为主编,缩小范围,可是已不是本来面目,经济人才两感缺乏,不过只留着这一块牌罢了;可是不到半年,仍归消灭。旧《商报》的全部机器生财,由汇商公司让盘于《中央日报》。(www.xing528.com)
《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直接主办的日报,创刊于十七年二月十日,由潘宜之为总理,彭学沛为主笔。旋经改组,委曾集熙为经理。在上海出版三个月,奉中央令迁往南京出版,改延严慎予为经理,因经济充足,所以报的内容很充实。十九年三月严又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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