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三分损益算法体系成立后，“律以寸分长短为度”[1]的思维也波及管法。按算定尺度截成的律管，吹奏时气流会顺孔端辐射，延伸出一段长度暧昧的气柱，使期待的音高值被明显降低。这段视力无法捕捉的气柱，在现代被称为管口校正量。由于笛材形态、吹奏差异等多方因素的影响，使此量具有随机性。西汉时京房（前77—前37年）曾称“竹声不可度调”，缘由正鉴于此。
西晋泰始十年，中书监荀勖（？—289年）空前地提取到具应用价值的管口校正量，由此诞生了音高准确的十二支七声音阶律笛。所涉前因后果被整理于南朝梁代沈约编纂的《宋书·律历志》，唐代编纂的《晋书·律历志》也收录了这些内容。结合沈约等对上述史料的训注，保留了律笛设计、制作的关键信息。
三国归晋后，由于战乱造成宫廷乐制凋敝。西晋初，朝廷举行祭祀等大典，音乐的定调虽还能依据于残钟（鸣钟），但在聚餐等休闲场合，由于偏殿不设钟磬等大型乐器，乐曲的定调只能依吹律（闭管态的律管）或笛（开管态的律管，当时铭称“笛律”[2]）。泰始十年，荀勖任御府中书监后，所做的一件大事就是设置律笛，结束上述混乱。他首先集合下属校试了御府使用的律管，有铜有竹共二十五支。其中三具合前朝杜夔、左延年所定的“律法”[3]，另二具则为铭有制者姓名的正徵、下徵之笛（开管律管）。其余二十支铭为“笛律”者，都是御府中书将列和在先前培训乐工时所制，音高都不符律制，使用时只依长短为别。如某人的歌调较低，依三尺二寸笛定调，就称此为三尺二寸调；某人的歌调较高，依二尺九寸笛定调，则称此为二尺九寸调。[4]对此荀勖表示不满，并宣称要“及依典制，用十二律造笛象十二枚，声用调和，启用便利。讲肄弹击，必合律吕，况乎宴飨万国，奏之庙堂者哉”！[5]这段毫不含糊的表态，表明荀勖对史无前例的十二律笛设制已胸有成竹。由此，引发了荀勖与列和两人间的一场交锋。(www.xing528.com)
当时，列和力辩：“‘笛之长短，无所象则，率意而作，不由曲度。考以正律，皆不相应，吹其声均，多不谐合’。又辞：‘先师传笛，别其清浊，直以长短，工人裁制，旧不依律。是为作笛无法’”。[6]当场还提出了那支太乐东厢笛长四尺二寸，它的下徵笛会算达五尺有余而无法运指的究诘。[7]事态至此，荀勖当即下令刘秀、邓昊按预案制作了一支长二尺六寸有奇的大吕律笛，按计算定位开了指孔。接下来最关键的一环，是对此笛的七个音孔实施了“一孔一校”的现场修正，使笛音与律制“声皆相应”，“然后令郝生鼓筝，宋同吹笛，以为《杂引》、《相和》之曲”。[8]这段记载很清楚地记录了当时校孔所依赖的七个参照，是弹奏筝的七个弦音为示范，而非颠倒作以笛校筝。曲毕，在这支笛音相当准确的大吕律笛前，列和等五人不得不当场折服，称：“自和父祖汉世以来，笛家相传，不知此法，而今调均与律相应，实非所及也。郝生、鲁基、种整、朱夏，皆与和同”。[9]此后，十二律笛被顺利制成。[10]
上述记载揭示了律笛的制作包含两个环节：1.先结合管口校正量及三分损益法算出指孔的初步孔位，成律笛毛坯；2.对毛坯状的指孔和筒音行“一孔一校”的精调。对此沈约有注印证：“短笛竹宜受八律之黍也。若长短大小不合于此，或器用不便，声均度之齐等也。然竹率上大下小，不能均齐，必不得已，取其声均合”。[11]很清楚“声均度之齐”，“取其声均合”只能指修孔调音之举。那支大吕笛的音准最终能获公认，依据在那具筝的七个弦音都符合律制。据史料“取则于琴徽也”[12]判断，上述音准应源自三分损益法，否则与荀勖激辩的列和等反对方，决不会信服那支大吕笛的笛声会“调均与律相应”。由此，简言之，荀勖律笛的毛坯孔位都合三分损益法，而音准不合。或说律笛的音准经修孔后都必合律法，而孔位则必脱离史料陈述的那些毛坯参数。我之所以强调这点，在于荀勖“先坯后校”的制笛方式，至今仍受遵循。取材天然的竹笛，欲使音准落定，几乎都需赖修孔。泰始律笛的具体细节，已不是今天自起炉灶地设定些条件作些实验就能判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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