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气术”得验的事例记载于如下史料：
1.三国魏及晋。“杜夔亦制律吕，以之候气，灰悉不飞。晋光禄大夫荀勖，得古铜管，校夔所制，长古四分，方知不调，事由其误。乃依周礼，更造古尺，用之定管，声韵始调”。[9]
2.北朝齐。“神武霸府田曹参军信都芳[10]，深有巧思，能以管候气。仰观云色，尝与人对语，即指天曰：‘孟春之气至矣’。人往验管，而飞灰已应。每月所候，言皆无爽。又为轮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测二十四气。每一气感，则一扇自动，他扇并住。与管灰相应，若符契焉”。
3.隋文帝杨坚开皇九年。“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节气。依古，于三重密室之内，以木为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吕之管，随十二辰位，置于桉上，而以土埋之，上平于地。中实葭莩之灰，以轻缇素覆律口。每其月气至，与律冥符，则灰飞冲素，散出于外”。“爽因稽诸故实，以着于篇，名曰《律谱》”。“至梁武帝时，犹有汲冢玉律。宋苍吾时，钻为横吹，然其长短厚薄，大体具存”。毛爽“乃取玉管及太史尺，并以闻奏，诏讨大匠，依样制管。自斯之后，律又飞灰”。[11]当时，这类出自朝廷层面的论述权威性不言而喻，其信息沉淀直到近现代。(www.xing528.com)
但问题是“候气术”在历史上也屡受不验的质疑，面临尴尬的处境。《隋书·律历志》记载开皇九年牛弘曾称“候气术”“而气应有早晚，灰飞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气至；或至中下月间，气始应者；或灰飞出，三五夜而尽；或终一月，才飞少许者。高祖异之，以问牛弘。弘对曰：‘灰飞半出为和气，吹灰全出为猛气，吹灰不出为衰气。和气应者其政平，猛气应者其臣纵，衰气应者其君暴’。高祖驳之曰：‘臣纵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别而有异也。今十二月律，于一岁内，应并不同。安得暴君纵臣，若斯之甚也？’弘不能对”。[12]明代张介宾（1563—1640年）在《类经附翼·律原·候气辨疑》卷二称：“按后汉、晋、隋志所谓候气之法，各有异同。既云以木为案，加律其上，又云埋之，上与地平。又云置于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于地。此置律有浅深高下，其说不一也。既云以葭莩灰抑其内端，气至者灰去；又云以竹莩灰实律中，以罗壳覆其口，气至吹灰动壳。而有小动、大动、不动三说；又云灰飞冲素散出于外，而气应有早晚，灰飞有多少。其说又不一也。总似道听途说，而未尝试验耳。又如后齐信都芳埋轮扇以测二十四气，尤为虚诞。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儒家以格物穷理为要务，乃被无稽之辞欺惑千载而未能觉，则格物致知之学安在哉”。[13]
最生动的质疑莫如2013年11月1日—3日在温州大学音乐学院举行的第八届东亚乐律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日本学者榧木亨提交的《日本的〈律吕新书〉研究——以候气术为中心》一文，提及了日本江户时代一位研究蔡元定《律吕新书》的著名学者中村惕斋（1629—1702年）对上述“候气术”亲自求验的结论。中村惕斋在他的《读律吕新书记》一书篇末留下了如下记述：“以候气之法观中气，律管不应，俟翌年再试之，亦不应。如此数回，终不知如何”。[14]这样“候气术”的确切性，就成为历史上的一桩疑案。
从汉代专设“候部”机构，筑“其室三重”，“缇缦密布”的密室以供“候气”的事实思考，“候气术”在当时应有过应验，否则朝廷不会沿袭如此制度化的举措。况且，当时为“候气”制作的十二玉律，每逢节气都要经受“历、律相候”的考验。玉律的制作要涉及取样等诸多环节，这些不是单凭作弊就可搪塞过去的。我认为“候气之法”在历史上有所应验应是事实，只不过其中有投机的因素。以下谈谈我在这方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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