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存先秦典籍中，有关箎的信息都仅见单字，如篪、竾、䶵等称呼，至于具体的形态细节，都已无具体交代。这一现象与先秦以简牍记事的客观条件密切相关，即当时为尽量压缩简牍的体积，必须“惜字如金”。使对一些寻常或已见载的事物，往往会仅留其名，而省略具体。在文献链还比较完整的时期，这本不成问题，据典查查就明白了。问题是三十四年（前213年）嬴政采纳了宰相李斯的主张，颁布了《挟书律》。规定“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诸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巫、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32]这就是焚书事件。这条律令直到西汉惠帝四年（前191年）才废止。[33]《挟书律》前后虽实行了22年，但雪上加霜的是其间正值天下大乱，大量的文书、档案、典籍惨遭散轶或毁灭，致使汉惠帝继位，上下认识到旧典的重要性时，面对的文献却是一片狼藉，就此造成了先秦学术史上的一个个疑案。有关篪原貌的一些完整记载，很可能也就这样佚失在文献的断层中。
经王莽之乱后，光武帝刘秀大力推行儒学普及。儒学从此与功名挂了钩，当时朝廷鼓励办学。除太学、郡国学等大规模官办儒学外，私学的规模也相当浩大。《后汉书·儒林列传》就记载了当时一些大儒门下弟子云集的盛况和产生的时弊，称“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至有分争王廷，树朋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34]在这样的形势下，注释旧典既成必需，也难免成为名利之场，致使东汉儒家对旧典的不少注释，穿凿附会甚至添伪之处甚多，其中一些并不牢靠的见解，经历代文人转抄，衍述，沿袭后世。我觉得这其间也包括了对篪形态的一些残误之述。
东汉儒学，另起炉灶的意味很浓，其影响多及后世，至于对先秦典故的追思解读，则有所不及。以下抄录东汉等古人的不同篪训，仅表示拜读，不敢贸然信服。
东汉许慎《说文》：“管如篪，六孔”。[35]
东汉郑玄《周礼·春官·笙师》：“笙师掌教龡竽、笙、埙、籥、箫、篪、笛、管”。郑玄注：“郑司农云：篪，七空”。[36]
东汉蔡邕《月令章句》注：“篪，竹也，六孔，有距，横吹之”。[37]
东汉应劭《风俗通·声音》：“篪，通䶵、竾”，“谨按《世本》；苏成公造篪，管乐，十孔，长尺一寸”。[38](www.xing528.com)
东汉高诱《吕氏春秋·仲夏纪》：“调竽、笙、埙、篪”。高诱注：“篪以竹，大二寸，长尺二寸，七孔，一孔上伏，横吹之。声音上（与埙）和，故言调《诗》云：‘伯氏吹埙，仲氏吹篪’，此之谓也”。[39]
三国魏张揖《广雅·释乐》卷八：“䶵，以竹为之，长尺四寸，有八孔”。[40]
西晋郭璞《尔雅·释乐》：“大篪为之沂”。郭璞注：“篪以竹为之，长尺四寸，围三分，一孔上出，寸三分，名曰翘，横吹之。小者尺二寸。《广雅》云：‘八孔’”。[41]
南朝宋雷次宗（386—448年）《五经要义》注：“篪，以竹为之，六孔，有底”。[42]
宋代陈旸《乐书·雅部·竹之属》卷一二二：“篪之为器，有底之笛也”。[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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