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贞磊先生2010年在《篪之疑说》一文中，认为李成渝先生举例的《礼·月令》：“调竽、笙、竾、簧”之句，是抄自《吕氏春秋·仲夏纪》：“调竽、笙、埙、篪”[25]，并强调了这是东汉郑玄，卢植，高诱等大儒的定论[26]。
这其实是被上述汉儒之说误导了。首先，《吕氏春秋》的上述记载中，竟然会以“调”字来覆盖于“埙”，逻辑上已露破绽，因埙有稳定的音阶构造，无须每年仲夏来调音一次。依据《吕氏春秋·圜道》中的“今五音”之述，[27]对照该书中暗示的旧“五音”陈述，证明事实恰恰相反，倒是《吕氏春秋》抄录了《礼记·月令》，并将“调竽、笙、篪、簧”篡改为“调竽、笙、埙、篪”。这是依据《诗·小雅·何人斯》“伯氏吹埙，仲氏吹篪”[28]穿凿的结果。在此谨对《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十二纪的文本作如下对照。
《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记载五音十二律对照(www.xing528.com)
以上两组记载都完整地陈述了在弦的节点上演奏、构建五音的程序。其中“其数一”至“其数九”，是指弦节点的序位。其中“其数五”的节点位，即今七弦琴的七徽徽位，居弦的正中位。记载展示了弦的节点音与基音之间不变的音程关系，即角徵商羽各有三，其数六七八九也各有三，而音律却隔一律依次推演的格局。这也透露了琴曾有过只依九节（徽）演奏的阶段。详细请参见本书“‘月令均法’解读还原”。[29]
《吕氏春秋·圜道》曾为当时宫商角徵羽五音的存在，划下一道清晰的分界，称“今五音之无不应也，其分审也。宫徵商羽角，各处其处，音皆调均，不可以相违。此所以无不受也”。[30]指出了三分损益律的律数，具一律一数，互不错位的格局。而《吕氏春秋》十二纪中的五音，则是依弦节点弹奏的演绎，一些弦节位出于调弦，会被反复利用，不符合“今五音”一音一律数，互不相违的特征。据此，《吕氏春秋》抄录《礼记·月令》作十二纪的事实已十分清晰[31]。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