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尾龠：先秦乐律背后的疑案

今存先秦典籍中，有关龠的记载极其简扼，几乎都仅为单字。这是当时以竹简载文的条件所致。因简牍编册，体积很大，如先秦典故所称的“学富五车”，有学者将五车载量的简册，换算为后来的纸书，不过是通常的十几册。难怪先秦文人用字，会极其吝啬，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篇幅。这种文风使当时文人在书写时，会对一些已经见载的事物，仅书其字，省略解释。我怀疑，当时五经之一，已佚失的《乐经》上，应该对龠有所解释。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颁布《挟书律》，焚毁五经，禁民间藏书，此法一直执行到汉惠帝四年（前191年）才予以废除。记载的简扼，及乱世毁损造成的文献链残缺，加上时过境迁，器物发生变异，使龠的原貌在西汉已沦为疑案，当时的一些学者对龠的有关注训措辞十分暧昧就是证据，如毛亨（西汉初人士，生卒年不详），仅注“六孔”。而杜子春（约前30—约58年），郑司农（？—83年），班固（32—92年）等两汉交汇期的学者，则干脆回避。今天我们能接触到的比较详细的龠训，多出于东汉学者的笔下。这与当时朝廷推动儒学普及化有关，因普及则必涉及对周代遗籍进行注释。以下谨选摘两汉时期的主要龠训，按时序排列如下：

1.仅称龠六孔：西汉毛亨注释。《诗·邶风·简兮》：“左手执籥，右手秉翟”。毛传：“籥，六孔”。唐代孔颖达正义：龠“以竹谓之，长三尺，执之以舞”。［6］

2.黄钟之龠：东汉班固撰文。《汉书·律历志一》：“量者，龠、合、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7］

3.指笙：东汉许慎（约58—约147年）解读。《说文·竹部》卷五上：“籁，三孔龠也。大者谓之笙，其中谓之籁，小者谓之箹”。［8］下面会提及，这是汉儒中，最接近真相的一训。

4.指竹管，东汉许慎解读。《说文·龠部》：“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从品侖，侖，理也。凡龠之属皆从侖”。［8］

5.指篴：东汉郑玄（127—200年）解读。《周礼·春官·笙师》：“笙师掌教龡、竽、笙、埙、龠”。郑玄注：“杜子春读笛为荡涤之涤，今时所吹五空竹篴。玄谓：籥如篴，三孔”。［9］365

6.竹管：东汉应劭（约153—196年）解读。应劭《风俗通·声音》：“籥，乐之器，竹管，三孔，所以和众声也”。［10］

7.指籁：东汉高诱（生卒年不详）注释。《吕氏春秋·遇合》卷一四：“客有以吹籁见越王者。羽角宫徵商不缪”，高诱注：“籁，二孔籥也。缪，五音无失也”。［11］(www.xing528.com)

8.如笛：晋代郭璞（276—324年）注释。《尔雅·释乐》：“大籥谓之产”。郭璞注：“籥，如笛，三孔而短小”。［12］

9.指七孔笛：三国魏张揖（生卒年不详）解读。张揖《广雅·释乐》卷八下：“龠谓之笛，有七孔”。［13］

以上众说不一的龠训，正透露了当时对这种乐器的认识面临着一个依据残缺的窘局。先天不足，决定了上述诸训，或误或残。根本谈不上“确凿”。

综上诸说，其实可归纳为“类笙说”和“类笛说”两类。由于“类笛说”势众，后来遂成主流。这从后朝各代的复古制品可鉴。

民国初，甲骨学兴起，按龠字的象形，出现了龠为编态构造的新解。此“编管说”也存分歧，这里选杨、郭二公的主张陈示。

其一，称龠类排箫。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籥，卜辞中作、，象编管吹奏乐器之形，可能是后来排箫的前身”。［14］据《周礼》的记载，^[1]［9］籥、箫虽同具编态，却属不同的气鸣方式。按籥，龢（小笙）字根同一的现象，籥应属簧振气鸣乐器，排箫则属边棱气鸣乐器。

其二，指龠类笙。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和言》上册：“案‘龠’字《说文》以为‘从品侖，侖理也’”，“从‘’象形，象形者象编管之形也。金文之作若者，实示管头之空，示此为编管”，“知龠、籁为比竹，则知其大者自当为笙”。［15］更完整的摘录请见本章附录一。我认为，郭说虽有不足，却是接近真相的一说。但近些年，郭公的“龠系编管说”遭遇了很不公平的批评，甚至被归纳为“异说”。［15］原因是有一种“贾湖骨笛即龠说”盛行，而“龠系编管说”恰恰站在它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