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前述，“管子法”完全能通演十二律，但记载中却止于五音，我觉得原因不外乎有二：
1.为压缩简册的篇幅。
2.为与管仲借井测音的实验呼应。《管子·地员》记载：“五施，五七三十五而至于泉，呼音中角”；“四施，四七二十八而至于泉，呼音中商”；“三施，三七二十一而至于泉，呼音中宫”；“再施，二七十四至于泉，呼音中羽”；“一施，七尺而至于泉，呼音中徵”。“凡听徵，如负猪豕觉而骇；凡听宫，如牛鸣窌中；凡听羽，如鸣马在野；凡听商，如离群羊；凡听角，如雉登木以鸣，音疾以清”[20]。作为政治家的管仲重视农业，曾挖井考察水质以利种植。因井柱如管，故管仲也曾随井的加深，在井口呼喊，凭回音来判断音高。无非是为当时音乐与天道相互感应的认知充实些依据，但此类做法主观因素很强，辨五音已属勉强，欲及十二律不啻妄图。
【注释】
[1]文渊阁《四库全书·通雅》857册，方以智：“古有一弦之均，以均众声”。台湾商务印书馆p590
[2]浙江书局版《管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版p173
[3]《管子·地员》：“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房玄龄注：“一而三之即四也，以是四开合于五音九也，又九九之为八十一”。《管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7月版p173
[4]《律学会通》，科学出版社1964年12月版p65 66
[5]《中国古代音乐史》，音乐出版社1964年3月版p18
[6]《中国音乐史论述稿》，香港友联出版社p57
[7]《音律学——基础知识问答》，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年2月版p45
[8]《简明中国音乐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版p35
[9]毕沅校本《吕氏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3月版p31(www.xing528.com)
[10]赵年荪《关于〈吕氏春秋〉成书之我见》：“故《吕氏春秋》（包括《八览》、《六论》、《十二纪》）成于亲王（嬴政）八年，即公元前239年”。《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3期p126
[11]《吕氏春秋·音律》：“二曰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姑冼，姑冼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蕤宾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仲吕。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冼、仲吕、蕤宾为上；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毕沅校本《吕氏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3月版p47
[12]武英殿本，朱熹注《诗经·扬之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8月版p47
[13]同治陈昌治刻本《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1月版p248
[14]吴南薰《律学会通·中国简律数学定律法》，科学出版社1964年12月版p66
[15]朱载堉《律学新说》卷一：“盖琴家自岳山至龙龈二者间，用纸一条作为四折，以定四徽、七徽、十徽；作为五折，以定三徽、六徽、八徽、十一徽；作为六折，以定二徽、五徽、七徽、九徽、十二徽。首末两徽乃四徽折半也，此法最为简易”。人民音乐出版社1986年9月版p71，笔者注：岳山，龙龈，为琴两端的弦枕，中国琴家对此的古称。
[16]毕沅校本《吕氏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3月版p47
[17]冯文慈点注：“七弦琴徽位上的按音或泛音，有的和三分损益律一致，有的不一致。朱载堉似指琴律与三分损益律的矛盾”。《律学新说》，人民音乐出版社1986年9月版p19
[18]冯文慈点注：“古四种律，据《律吕精义·内篇·新旧法参校第六》卷四，第一种律出自《史记·律书·生钟分》，黄钟十寸，每寸十分，计百分；第二种律出自《汉书·历律志上》，黄钟九寸，每寸十分，计九十分；第三种律出自《淮南子》、《晋书》、《宋书》，黄钟八寸一分；第四种律出自《续汉书·律历志上》注引《礼记·礼运篇》古注，黄钟九寸，每寸九分计八十一分。按：这里古四种律的区别，并非指律制的区别，主要是黄钟律长基数的区别”。《律学新说》，人民音乐出版社1986年9月版p19
[19]《律学新说》，人民音乐出版社1986年9月版p18
[20]《管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月版p172-173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