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是吕不韦召集门客编撰的杂家典籍，成书于百家争鸣时期，当时学术还很公开，文人跨国游说也较自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吕氏春秋》的作者群，把《管子》列入参考之列，可推测在《管子》的原载中，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九九”，“百之八”之数。这些很可能是汉代刘向在注《管子》时添入的，理由是《吕氏春秋》绝不会把四百多年前构建的五音称为“今五音”。
在汉代独尊儒术，道家影响也很深远的社会气氛中，汉儒曾对儒家之外的诸子典籍作过大量的穿凿。如果没有一代代后世学者的校勘，《管子》这部法家著作几成废书。
三分损益法确立，虽使音律具备了律数，但要听到音律的音高实态还须：1.设置律器；2.调定基音；3.换算律数以尺度；4.演奏示范。如京房（前77—前37年）设“准”，主弦下就刻有算定的六十律长度。基音一经确定，就可依刻奏律。梁武帝萧衍（464—549年）设置过“通”，十二弦下各立弦品，凭律数尺度定位。将弦都调成黄钟律，按弦于品，就可奏得十二律的音高，具体可参见“京房、蔡邕、蔡元定所言‘候气之法’”，“‘通’考”二章。但在“准”或“通”上，如把黄钟宫的尺度定为“九九”，则“徵”的尺度必定是“六六”或“三三”，决无“百有八”的位置。(www.xing528.com)
对“管子法”的长达两千年的误解，根源就在忽略了一个基本常识。即弦的基长被截定后，无法再被任意延伸，故弦的定音关键是靠调节弦的张力。弦节之间的既定音程关系虽然永不改变，但各弦节自身的音高会随基弦张力的改变而改变。均法只凭弦节泛音或实音演绎，形成调弦获取弦节音高，再以弦节音高调弦的运作方式。从这个角度说，“管子法”的三分损益操作还处于经验的乐律构建阶段，还未进入抽象的律数演绎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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