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乐律考拾：均与准的区别，历史和音律发展的不同方法

历史上有把均解读为“准”的，如上述朱载堉的见解。“准”是西汉京房发明的律器，形态有完整的记载，即把三分损益法算定的六十律律数，换算成尺度，刻在准的中弦之下。操作时先借律管校定中弦的基音，即可按刻度来弹奏到六十律的各音音高实态。

《后汉书·律历志》记载：京房“又曰：‘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准之状如瑟，长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67]

《魏书·乐志》记载陈仲儒所设之准，类京房所创：“其准面平直如水，须如停水。其中弦一柱，高下须与二头临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时，不使离弦，不得举弦”，“中弦须施轸如琴，以轸调声，即与黄钟一管相合。中弦外依数尽出六十律清浊之节。其余十二弦，须施柱如筝”，“于中弦案尽一周之声，度着十二弦上”“以均乐器”。^[68]

至于王朴所设的律准，与梁武帝所设的“通”为一类，其形若设弦品的卧箜篌，十三弦。弦品位各按律数尺度而定，基音都定黄钟，则可按弦奏律。宋代王溥《五代会要·乐论下》卷七：“周显德六年正月，枢密史王朴上疏曰：乃作律准，十三弦。宣声长九尺。张弦，各如黄钟之声。以第八弦六尺，设柱为林钟；第三弦八尺，设柱为太簇；第十弦五尺三分四寸，设柱为南吕；第五弦七尺一寸二分，设柱为姑冼；第十二弦四尺七寸五分，设柱为应钟；第七弦六尺三寸三分，设柱为蕤宾；第二弦八尺四寸四分，设柱为大吕；第九弦五尺六寸三分，设柱为夷则；第四弦七尺五寸一分，设柱为夹钟；第十一弦五尺一分，设柱为无射；第六弦六尺六寸六分，设柱为中吕；第十三弦四寸五分［四尺五寸］，设柱为黄钟清声”。^[69]

宋代景祐二年（1035年），阮逸也设置过琴准一器。宋代王应麟《玉海·音乐·乐器》：“二年四月，郑向言阮逸自撰琴准，求律吕相生之法，圜转应律靡不相合”。^[70]尽管其细节交待不详，但“圜转应律靡不相合”表明它的用法与“通”相类。清代末年，也曾有准琴的设想。采用十二平均律律制，弦基音以七声音阶定弦。《清朝续文献通考·乐七》记载：“准琴，十三弦，为弦音分度之标准乐器。散弦配七音二组，按音分三准：下准、中准以十二音设柱，上准以七音设柱之。松紧以轸司之。通长三尺六寸，首阔八寸，尾阔六寸四分。用为乐器与琴、瑟、筝、琵相等”。^[71]这类律器的构建方式都离不开三分损益法。而均的运作本质，是直接依弦节泛音或实音为范本的构建，无须计算这一环节。

【注释】

[1]兰州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教授李槐子先生于2012年10月第七届乐律学年会首次发表此标法。

[2]明道二年版《国语》，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1月版p46

[3]明道二年版《国语》，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1月版p47-48

[4]明道二年本《国语》，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1月版p42-45

[5]明道二年本《国语》：“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韦昭注：“十二，律吕也，阴阳相扶，律娶妻而吕生子，上下生之数备也”。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1月版p45

[6]黄翔鹏《均钟考——曾侯乙墓五弦器研究》，武汉音乐学院学报《黄钟》1989年第12期

[7]以上据《文物》1998年5期p25，王子初《晋候苏钟的音乐学研究》表二、表三重绘。

[8]李纯一《先秦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10月版p80，上述阶名为本人增添，下同。

[9]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文物出版社1996年8月版p236表51

[10]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文物出版社1996年8月版p241下表

[11]李纯一《先秦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10月版p112

[12]李纯一《先秦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10月版p110

[13]据李纯一《先秦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10月版p110表格数据制表。

[14]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文物出版社1996年8月版p285表58续表例13／I2a

[15]李纯一《曾侯乙编钟铭文考索》：“据同出楚王镈铭，当葬于楚惠王五十六年，即前433年。”《音乐研究》1981年第1期p54

[16]《文献通考》，商务印书馆版民国25年版p1213

[17]《梦溪笔谈》，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12月版p32

[18]《四库全书》2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p215

[19]《春秋大传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版p708

[20]《先秦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10月版p98

[21]《律吕精义》，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7月版p1061

[22]明道二年版《国语》，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1月版p45

[23]《周语·国语下》：“王将铸无射，而为之大林，单穆公曰：‘不可。作重币以绝民资，又铸大钟以鲜其继，若无射有林，耳弗及也……是故先王之制钟也，大不出钧，重不过石’”。韦昭注：“钧所以钧音之法也，以木七尺者，弦系之以为钧法。百二十为石”。明道二年版《国语》，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1月版p42

[24]《吕氏春秋·圜道》：“今五音之无不应也，其分审也。宫徵商羽角各处其处，音皆调均，不可以相违，所以无不受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3月版p31

[25]明道二年版《国语》，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1月版p45

[26]汉代的一尺长相当于今天的21.35—23.75厘米。按一尺为21厘米为计，则七尺相当7×21＝147厘米。

[27]弦节3／4和弦节5／6的音程是3／4×6／5＝182音分。而弦节7／8则是231音分，平之以四，就积累起将近一律的误差。

[28]明道二年版《国语》，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1月版p47

[29]埃利斯（A.J.ELLIS）（1814—1890）于1885年发表《诸民族之音阶》，首次创立以音分值为乐律的音高标准，开创了比较音乐的先河。

[30]《周礼·春官·大师》：“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凶吉”。郑玄注：“兵书曰：‘王者行师，出军之日，授将弓矢，士卒振旅，将张弓大呼，大师吹律合音。商则战胜，军士强；角则军扰多变，失士心；宫则军和，士卒同心；徵则将急数怒，军士劳；羽则兵弱，少威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版p356

[31]此数据库能还原迄今3000年之后每一天的天象图，岳南《考古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海南出版社2007年5月版p175-180

[32]据中国中央电视台《考古中国·追踪消逝的年表》视频重绘。

[33]《音乐研究》1981年第1期p60(www.xing528.com)

[34]《音乐艺术》2007年第4期p40-42

[35]阮元校勘宋本《周礼·春官·大司乐》：大司乐“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周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版p336
《周礼·春官·小胥》：“小胥掌学士之征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挞其怠慢者”。《周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版p352

[36]明道二年版《国语·周语下》：“二十四年，钟成，伶人告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1月版p43

[37]方建军《伶州鸠与周代的七律》，《音乐艺术》2007年第4期p43

[38]阮元校勘宋本《周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版p353

[39]朱载堉《律学新说·论大阴阳小阴阳》：“朱熹曰：‘乐律自黄钟自湛绿皆属阳；自蕤宾自应钟皆属阴，此是一个大阴阳。黄钟为阳，大吕为阴，太簇为阳，夹钟为阴，每一阳间一阴又是一个小阴阳，故自黄钟至仲吕皆下生，自蕤宾至应钟皆上生’”。文渊阁《四库全书》213册p592

[40]朱载堉《律学新说·论大阴阳小阴阳》：“盖以一岁言，则冬至以后属阳；夏至以后属阴。以一日言，以子时以后属阳；午时以后属阴，所谓大阴阳也”。《律学新说》，人民音乐出版社1986年版p79-84

[41]武汉音乐学院学报《黄钟》2008年第2期p129-136

[42]《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版）2010年第1期p58-69

[43]点校本《汉书·律历志》：“黄钟初九，律之首，阳之变也。因而六之，以九为法，得林钟初六，吕之首，阴之变也。皆参天两地之法也。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损之，皆以九为法。九六，阴阳、夫妇、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吕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吕，而十二辰立矣”。中华书局1962年版p965

[44]明道二年版《国语》，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1月版p45

[45]文渊阁《四库全书》21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版p578

[46]《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2月版上册p42

[47]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术论文集（上）》，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2年11月版p315

[48]《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简述》，人民音乐出版社1989年12月版p66

[49]冯文慈、俞玉滋《王光祈音乐论著选集》中册，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1月版p26

[50]《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p15-16

[51]《音乐研究》1998年第2期p9

[52]《交响》1992年第3期p17 18

[53]《先秦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10月版p98

[54]《中国音乐学经典文献导读·中国古代音乐史》，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年4月版p366

[55]文渊阁《四库全书·通雅》85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p590

[56]丘琼荪《历代乐制律制校释》第一分册，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年9月版p247

[57]牛陇菲《古乐发隐》，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版p48

[58]《隋书·音乐志上》：“汉明帝时，乐有四品。一曰大予乐，郊庙上陵之所用焉”。“二曰雅颂乐，辟雍乡射之所用焉”。“三曰黄门鼓吹乐，天子宴群臣之所用焉”。“四曰短箫铙吹乐，军中之所用焉”。中华书局1972年8月版p287

[59]《国语·周语下》：“纪之于三，平之于六，成于十二”。韦昭注：“十二，律吕也。阴阳相扶，律娶妻而吕生子。上下生之数备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月版p45

[60]《钟考——曾侯乙墓五弦器研究（下）》，武汉音乐学院学报《黄钟》1989年第2期p86

[61]《音乐研究》1981年第1期p91

[62]湖南省博物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

[63]《中国古乐器》，湖北美术出版社2003年1月版p120

[64]《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7期

[65]《中国音乐》1985年第3期p46

[66]文渊阁《四库全书·乐律全书》21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版p577

[67]点校本《后汉书》，中华书局1985年1月版p3000-3001

[68]《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6月版p2835

[69]《五代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月版p113

[70]文渊阁《四库全书》95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版p876

[71]《清朝续文献通考》，商务印书馆版p9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