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今存先秦典籍中没有提及均这种律器的弦数，故后来对此形成了多种推测。
第一类解读认为均仅一弦。如明代方以智《通雅·乐器》：“古有一弦之均，以均众声”。[55]现代学者如丘琼荪先生在《历代乐制律制校释·后汉书律志》中认为：“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陈八音，听乐均”。丘琼荪注：均，“此与今之一弦准（琴）同”。[56]
牛陇菲先生在《古乐发隐》中也曾称：“这些说法，虽然并未明说‘钟木’是一弦之器，但‘有弦’而不加数词形容，当是单数，而非复数”。“正如清代姚燮《今乐考证》所引《云麓漫钞》所说‘古有一弦之钧，以钧众声’”。[57]
我认为在史料中，均仅一弦说最可靠的证据是韦昭的说法，即东汉末年，均还存在于《大予乐》。《大予乐》是汉明帝（41—76年）设置的祭祀乐舞。[58]据此，不排除它会延续至东汉覆灭时（公元220年），当时韦昭正值十六，已入舞象之年，作为世袭史官的后裔，他具备入舞宫廷的资格，有直接见闻《大予乐》并与之接触的机遇。而宋均则是大训诂家郑玄的门生。由此，我相信韦昭和宋均注均，独不交待弦数，是秦汉简牍文笔为省略数“一”的寻常处理。但均如何运作在两位生时确已失传，否则韦昭不会把三分损益法的观念穿凿其间。[59]
第二类解读认为均具五弦，以五声调弦。黄翔鹏先生在《均钟考——曾侯乙墓五弦器研究（下）》称：“韦昭说：‘均钟，木长七尺’或作‘均钟木，长七尺’两种标点法，最多对均钟的长度作两种解释。一为木制的均钟，总长七尺，一为‘均钟木’三字器名，‘长七尺’指弦长。考之曾侯乙五弦器之总长”，“证明：曾侯乙五弦器，即均钟之器”。[60]以下展示这件战国五弦器的形态：
曾侯乙五弦器
曾侯乙五弦器尺寸图[61]
以我古琴本科的经历，深知琴轸对调律的重要。琴轸打滑，导致跑弦是很忌讳的事。而观察这件五弦器的尾岳（弦枕），宽仅5.5cm，具弦眼五，岳背倾斜，根本不敷纳轸，无法胜任律器的运作。(www.xing528.com)
1986年夏，在母校上海音乐学院成立东方音乐学会期间，与会的武汉音乐学院教授蒋朗蟾先生曾告知我，他参与了曾侯乙墓最初阶段的发掘。当时在泥浆中发掘出仅二三厘米高，不敷在瑟上使用的几枚弦码。复制后，在五弦器的仿品上验证，于击奏非常合适。蒋先生断言这具战国五弦器的真实身份应是筑。1972年，长沙马王堆西汉一号墓出土筑一具，随葬遣册中落款：“筑一，击者一人”。此外，三号墓也出土筑一具，为明器。[62]这些都支持了蒋先生的判断。遗憾的是他的意见没能引起关注。
长沙马王堆西汉一号墓出土筑（明器）[63]
马王堆西汉三号墓出土筑（明器）
1976年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墓出土有残筑，随葬的《从器志》载有：“掏□、越筑各一”。[64]蒋廷瑜先生在《广西贵县罗泊湾出土的乐器》一文中指出“筑一件（M1：601），出于椁室，木制，细条形，中脊起棱。筑头后弯，仅存弦孔部位。有弦孔二行，一行二孔，一行三孔。下端残，不知其形。全器残长42.2cm”。[65]形态也与曾侯乙五弦器相符。
1993年2月，长沙望城坡西汉长沙王后墓出土乐器19件（明器11件），其中筑三件，皆为五弦，细颈，棒状、展示了标准型的柲（持柄）。髹黑、红漆，有花纹或龙鸟图案，见下页图。这些都足以印证曾侯乙五弦器应是筑。
长沙望城坡西汉长沙王后墓出土筑
第三类解读认为均设十二或十三弦。如朱载堉《乐学新说·立均第九》：“均准之器盖有二种，形如瑟者，有长六七尺，形如琴者，而皆十二弦也。大予乐官均钟之木，咸阳宫中璠玙之乐，皆律准之类也。臣尝考其同异而折衷，以为形如瑟者，则未免有胶柱之诮。莫若形如琴者，贵其有一定之徽也。言准器者古有四人，周伶州鸠一也；前汉京房二也；后魏陈仲儒三也；后周王朴四也”。[66]在此，朱载堉把均和准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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