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火及咸阳宫之焚后，先秦简牍文献链惨遭断裂，致使后来《礼记》重见天日时，在版本层次上出现了不少的悬念。但就《礼记·月令》记述的均法乐律构建而言，因其陈述与弦振的物理原理完全契合，故可判定这些信息，属于“焚书坑儒”之前的原载。《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完整地抄录了这些文字，也足可为证。
汉武帝“独尊儒术”之时，儒学的圈子还小。到刘秀登基后，大力推广儒学，致使释经成为必需而迫切的工作，因此东汉出现了众多的训诂家。在资料佐证残缺的条件下，汉儒对史料穿凿了不少重起炉灶的见解。其中就包括以算法穿凿于均法的误训，如郑玄之训就很典型。本章谨选摘如下并作分析：
1.《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其音角”，郑玄注：“谓乐器之声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数六十四。属木者以其清浊”。“律中太簇”，郑玄注：“律，侯气之管，以铜为之，中犹应也，孟春气至，则太簇之律应，应谓吹灰也。太簇者，林钟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长八寸，凡律空围九分”。“其数八”，郑玄注：“数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为后。木生数三成数八，但言八，举其成数”。[8]
在此注中，郑玄陈述了“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数六十四”的见解，但问题在于均法操作仅依弦节弹奏，另调等长的新基弦，再依新弦的弦节弹奏取音。鉴于调弦的手段是调张力而非长度，故在某一弦节位置上，能演绎出不同的听觉音高。据此，三分损益法算出的律数与均法毫不相干，郑玄以算法来穿凿的上注系误读。
2.《礼记·月令》：“仲春之月”，“其音角，律中夹钟，其数八”，郑玄注：“夹钟者，夷则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长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之千七十五。仲春气至，则夹钟之律应。《周语》曰：‘夹钟出四隙之细’”。[9]在此注中，郑玄陈述了“夹钟者，夷则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长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之千七十五”的见解。“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之千七十五”的律数与“其数八”的记载根本是南辕北辙。
3.《礼记·月令》：“季春之月”，“其音角，律中姑冼，其数八”，郑玄注：“姑冼者，南吕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长七寸九分寸之一，季春气至，则姑冼之律应。《周语》曰：‘姑冼所以修絜百物，考神纳宾’”。[10]在此注中，郑玄陈述了“姑冼者，南吕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长七寸九分寸之一”的见解。“七寸九分寸之一”的律数与“其数八”的记载相差了近一寸。据上可以判定《国语》记载的太簇、夹钟、姑冼三律只能是依弦节上弹奏演绎的音高。
【注释】
[1]《篪之疑说》，武汉音乐学院学报《黄钟》2012年第4期p54
[2]阮元校勘宋本《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版p314(www.xing528.com)
[3]《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4]毕沅校本《吕氏春秋·仲夏纪》：“是月也，命乐师修鼗、鞞、鼓；均琴、瑟、管、箫；执干、戚、戈、羽；调竽、笙、埙、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3月版p38-39
[5]《毛诗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版p426
[6]《周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版p278-346
[7]点校本《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3月版p287，289
[8]阮元校勘宋本《周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版p280-281
[9]阮元校勘宋本《周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版p297
[10]阮元校勘宋本《周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版p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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