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行文常借表格来替代字句陈述，不但可精简文字，而且能直观地表达信息之间的关联。先秦的简牍文笔，为尽量减少篇幅，也形成了表格化的运笔技巧。“月令”正是这类文体的典范。它以四季十二月时令和五行为框架，有序地纳入天文、礼仪、习俗、政务、法令、禁忌、饮食、音乐等信息，犹如不划线条的表格展示。
“月令”体裁的应用，被认为涉及以下几篇：1.《周逸书·月令》，但目前只存篇目，具体已佚，故学术界对此多存疑惑；2.《礼·月令》；3.《吕氏春秋》月令十二纪；4.《淮南子·时则》；5.东汉蔡邕的《月令章句》。由于东汉郑玄、卢植、高诱等大儒之训，使不少人误以为《礼记·月令》是抄自《吕氏春秋》。[1]在此，谨将两者涉及乐律的具体文字展示如下：
《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五音对照(www.xing528.com)
实际上《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恰是抄自《礼记·月令》，证据如下：
先秦逢仲夏，为准备雩祭求雨，需修整乐器。在《礼记·月令》的记载有：“仲夏之月”，“是月也，命乐师修鼗、鞞、鼓；均琴、瑟、管、箫；执干、戚、戈、羽；调竽、笙、竾、簧”。[2]其中，以“调”字论竽、笙、竾（即篪）、簧，透露了这是对簧乐器行调音的举措。篪在先秦的原貌本属簧振乐器。后来却被误认为是如笛的边棱发声乐器。《后汉书》透露，刘邦出生市井，得天下后，设乐府，把他喜欢的许多民间音乐都纳入其中。到哀帝即位，这位染病在身，求耳根清净的皇上厌烦音乐，而朝中去“郑卫之音”的呼声自董仲舒等之后也从无间断，由此导致了裁减乐府的事件。当时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在上奏的去留人员名册中，列举了须保留的调律乐工，其中包括“主调篪员二人”。《后汉书·礼乐志》：“主调篪员二人，听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钟工、磬工、箫工员各一人，仆射（主管）二人主领诸乐人，皆不可罢”。足以说明篪是形类巴乌，带簧的乐器，才须经常修簧校音。详细可参见本书“篪在先秦的原貌”一章。[3]而《吕氏春秋·仲夏纪》则把《礼记·月令》的“调竽、笙、竾、簧”之句改为：“调竽、笙、埙、篪”[4]。这是依据《诗·小雅·何人斯》：“伯氏吹埙，仲氏吹篪”[5]所作的穿凿。众所周知，埙是音阶十分稳定的乐器。一旦指孔确定，就无需再行校正。故上述以“调”字论“埙”，正透露了一个穿凿的破绽。据此我认为《礼记·月令》的成书要早于《吕氏春秋》十二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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