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学规模浩大，注意审慎对待东汉儒家的训诂

嬴政三十四年（前213年）秦王采纳了宰相李斯的主张，颁布《挟书律》，规定：“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诸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巫、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35]这就是焚书事件。这条律令直到西汉惠帝四年（前19年）才废止。^[36]《挟书律》尽管只实行了22年，但雪上加霜的是，其间正值天下大乱，大量的文书、档案、典籍惨遭轶散，甚至被付之一炬，致使汉惠帝继位，上下认识到旧典的重要性，面对的却是一片狼藉的文献残局，铸成了先秦学术史上的一个个疑案。

王莽之乱后，光武帝刘秀大力推行儒学普及。儒学从此与功名挂钩，当时朝廷鼓励办学。除太学、郡国学等大规模官办儒学外，私学的规模也相当浩大。《后汉书·儒林列传》就记载了当时一些大儒门下弟子云集的盛况和时弊：“至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也。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至有分争王廷，树朋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37]在这样的大势下，注释旧典既成必需，也难免沦为名利场，致使东汉儒家对旧典的不少注释，穿凿附会甚至添伪之举时有发生，其中一些并不可靠的见解，经历代文人转抄衍述，沿袭于后世，影响至今。上述事实提醒我们，在考察先秦史料时，对东汉儒家的训诂，特别是那些混乱的多家之说，以不轻信为上。

汉儒训经在保留和解读先秦文献方面，做出过历史贡献。但也出现了不少的残、误之说。在音乐史料的解读上，重起炉灶的意味很浓。其中影响最大的误解包括：

1.对先秦乐律构建手段穿凿以运算的三分损益法。本书“《管子·地员》的五音构建”、“‘月令均法’解读还原”、“‘州鸠均法’解读还原”、“‘大司乐均法’解读还原”等章节，都为澄清此误做了考证。(www.xing528.com)

2.乐器考证方面的误解。如龠，在先秦此字也是鼓风器（橐籥）、锁具（管龠）、竹简（竹笘）、量具（龠）的共称，由于这些器具都具编态设簧的构造，因此作为乐器的龠应具编管簧振的形态。具体可参见本书“析‘龠（籥）’——兼对贾湖骨笛即龠说的质疑”一章。

再如篪：周礼规定，仲夏时节要修葺乐器，为雩祭（炎帝祭）求雨作预备。《礼·月令》记载了当时对竽、笙、竾（篪）、簧（口弦）的修缮，都以“调”字覆盖，伏笔了这是对簧乐器系列进行调音的举措。具体可参见本书“篪在先秦的原貌”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