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十分笨重。典故中所谓“学富五车”，即五车简册的载文量，以今天的纸书来折算，不过是寻常的十几册。故孔子游说诸国，其随身的资料和教材很可能要用车载。孔夫子修《春秋》，行“春秋笔法”用字之吝啬，以及他修《诗经》，将诗篇从三千压缩为三百[4]，其中必含减轻随身简册重量的用意。这种借文笔技巧来压缩篇幅的作法，为简牍载文时代的普遍文风。先秦简牍文笔所追求的境界，是让字词的信息负荷尽量超出字面。
简牍文笔的普遍特点，是讲究用字的严谨和精妙。《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读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5]就是生动事例。
这里还可举一例，即对瑟的定弦，庄子可以压缩于几十字，用一次弦共鸣实验来记录。《庄子·徐无鬼》：“于是乎为之调瑟。废一瑟于堂，废一瑟于室。鼓宫宫动，鼓角角动，音律同矣。夫或改调一弦，与五音无当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动”。[6]其间，庄子不作“置一瑟于堂，置一瑟于室”而作“废一瑟于堂，废一瑟于室”。废什么？其实这是表示撤弦。而“鼓宫宫动，鼓角角动”则又借“废”引申出实验过程的定弦次序。“夫或改调一弦，与五音无当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动”，则展示在全弦状态，以某基音，也能诱发瑟二十五弦“皆动”。这只能用基音耦合泛音列的共振效应来解释。文献透露了庄子时代的瑟是依泛音选择来定弦的事实，虽包含五音，却不限五音。详细可参见本书“战国琴瑟定弦考”一章。(www.xing528.com)
再如简牍文笔曾借助一个“皆”字，表达了利用管泛音来构建乐律的手段。
《吕氏春秋·古乐》中：“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于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奚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含少。次制十二筒。以至阮隃之下，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之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7]其间，“黄钟之宫皆可生之”八字就清楚地表明这是管泛音现象。“皆”者，非一。用今天的行话来说，那就是超吹，而且不止是一个八度范围。详细可参见本书“先秦乐律的管法构建”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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