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丽霞 于雷[*]
摘要：战国名士陈仲子是一个值得弘扬的道德典范。他不慕名利，坚持独立的操守，屡辞楚王之聘，隐居灌园，授徒讲学，开创了於陵学派，影响巨大。可在其当代，陈仲子却是被否定的人物，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儒家巨子口诛笔伐，群起而攻之，认为陈仲属于不忠不孝不敬的儒家逆子。在哲学史上，陈仲寂寞无闻，没有他的一席之地。可陈仲的道德操守在文化史、社会史上一直被颂扬、被讴歌，成为历代文人士大夫所敬仰的榜样，成为令人尊敬的节义典范。
陈仲子（前347—前262），本名陈定，字子终，行二，故名陈仲，因避居於陵，又名於陵子，距今约2300年。陈仲子祖上为陈国贵族，先祖陈公子完避战乱逃至齐国，改姓田氏，故陈仲子又名田仲，出身“齐之世家”（《孟子·滕文公下》），自幼条件优越，在稷下学宫学习成长。20岁左右开始讲学，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建构起自己的学说。陈仲的聪明睿智深得齐威王赏识，欲任之以大夫，陈仲坚辞不就，被兄斥责，于是感到与兄非同道之人。其父早卒，由兄田戴继承其父卿大夫爵位，食禄万钟，陈仲认为兄长凭借权力和爵位不劳而获，锦衣玉食，食禄万石，生活奢靡，而老百姓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他认为兄长将自己的舒适建立在百姓的苦难之上，这是“不义”之行。齐威王因赏识其才欲聘请他担任大夫，陈仲子坚辞不就，携妻离开临淄，迁居长白山下的於陵（今邹平临池镇古城村），织履灌园。楚王闻言陈仲富有才华品行高尚，多次派使者持重金聘陈仲为相，皆被拒绝。“立节抗行，不入污君之朝，不食乱世之食。”（《淮南子·氾论训》）在於陵，陈仲织履灌园，自食其力，著《於陵子》（今存十二篇），开创“於陵学派”，影响巨大。
然而在其当代，陈仲不被接受，相反却屡屡遭遇责难。在其当代本来可以如孔子、老庄般“风动天下”（《孔子改制考》三）的思想学说未能得到发挥和弘扬，在生前和死后很长一段时间，陈仲寂寞无闻，他的学说、思想为孟子等儒家诸子强大的声势所淹没。可是，从汉代开始，皇甫谧《高士传》不仅将陈仲列入96位“高士”之一，而且给予陈仲极大的篇幅。从此，陈仲开始受到人们关注，相关诗词不断涌现。为了纪念陈仲的高士操守，人们修建古泉驿、陈仲子祠、陈仲庙，隐士的高大形象逐渐建立，陈仲子成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偶像。
“於陵子仲辞三公为人灌园”，[2]安贫履道，不辱其身。义薄云天，与许由让天下，夷齐让国，共同成为令人敬仰的道德典范。
然而，陈仲的道德操守和坚持却遭到了孟子的严厉批评。《孟子·滕文公下》匡章曰：“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陈仲饥饿难忍，宁吃虫子剩下的野李子，也不回到临淄享受富贵荣华，也不乞讨谋食。陈仲的坚守常人难以做到，匡章敬佩不已，认为陈仲是真正的“廉士”。然而孟子却云：“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与？抑亦盗跖之所筑与？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是未可知也。……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弗居，以於陵则居之，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孟子认为陈仲以极端的自律要求自己，只有蚯蚓才能做到，实际上这种坚守毫无意义，躬耕灌园并非真正的廉洁。孟子直言陈仲的不食无义之食并非真正守义。在孟子看来，只有对国家、对家族有意义的隐居才可称得上“义”，《孟子·尽心（上）》（第三十四章）曰：“仲子，不义与之齐国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箪食豆羹之义也。人莫大焉亡亲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陈仲子隐于於陵，节义自守，人以为廉，孟子认为即使把整个齐国给他，让他君临天下，陈仲“必不受”。陈仲避兄离母，所守的“义”是“舍箪食豆羹之义”，仅仅是物质生活的简朴，而这只是一种浮于表面的现象，陈仲所守，节用苦行，薄于人伦，不知仁义亲戚上下之叙，其非义之本，不是真正的儒家礼仪之义。孟子认为陈仲的极端行为，超出常人所能忍受的极限，违背社会伦理，“故孟子不得不攻之”（《孔子改制考》三）。以至于“赵威后至欲杀之（陈仲），想以其无君也”（《孔子改制考》三）。
甚至陈仲的学说也被视为异端邪说。荀子谓陈仲富有才学，其学说“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荀子·非十二子》）。然而，不过是“欺惑愚众”“以为盗名”（《孔子改制考》三）而已，由此，荀子谓陈仲为不合时流的“异人”（《荀子·非十二子》）。辞世灌园，不能发挥他的才能，不能体现他所拥有的价值，他的隐居，只是沽名钓誉，不能产生道德感染力。以至于国际评论也对陈仲的坚守表示否定，《战国策·齐策四》载赵威后问齐使者曰：“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赵威后认为陈仲引导人们无所事事，于国不忠，于家不孝，逃避社会责任，建议齐国将他处死。可知在战国时期，陈仲的特立独行招致的是众口一词的挞伐之声，陈仲不被时代接受，不被时代认可。
战国诸子的批评直接影响了后世对陈仲的认知，唐李德裕《夷齐论》：“夷齐之行，实误后人。於陵仲子慕夷齐者也，乃至不义其兄之禄，洁则洁矣，仁岂然哉？”[3]李德裕不认可陈仲的贞洁，连饿死首阳的夷齐也否定了，认为他们的共同点是守义可佳，而缺少仁德，而儒家道德准则的第一点即是仁。从而认为陈仲的路不值得效仿，“若於陵仲子……未可尽以为师矣”。
历史上，隐居避世的君子不乏其人，前有许由、巢父、伯夷、叔齐，后有陶潜、王维，他们都是历史上被啧啧称赞的隐士，可为什么德行高尚、守节不移的陈仲却被时代抛弃？
才学之士，辞别故国，奔走于途，宣传自己的学说，以求荣华富贵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乃人情至常。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善于标新立异的荀子不仅否定陈仲子，几乎有影响的战国诸子都被荀子否定了，《荀子·非十二子》：“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紃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荀子对先秦诸子各派代表人物它嚣、魏牟、陈仲、墨翟、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等十二人做了批判，甚至连以擅辩著称的孟子也做了否定，荀子认为，十二家诸子“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欺惑愚众，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荀子·非十二子》）。而正是为荀子所批评的百家诸子在其当代畅所欲言，游说诸侯，产生影响，各成为独立的一家学说。
在战国争雄、天下纷争的时代，拥有文化资本的“士”同时拥有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可以自由择主，实现人生价值。即使儒家先圣孔子，当年也率弟子周游列国长达14年，游说各国，未被采纳，失望而归。苏秦、张仪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为功名利禄游说各国，苏秦在以连横“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之后，[4]转而“以纵散横”说斡旋于六国之间。魏国张仪，与苏秦同师从鬼谷子学谋略之术。学有所成后，游说于楚、赵、魏、秦等国君。张仪在楚国遭遇谗毁后，辗转从赵到秦，提出秦联合韩、魏攻打齐、楚的连横主张。张仪和苏秦以著名策士名垂青史，后世并未要求他们为国尽忠，他们也从没有背负不忠的叛国罪名。卫国吴起，在卫国不得志，转赴鲁国被重用为将军，后遭谗辞鲁赴魏，又离魏至楚。齐桓公“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国语》卷六《齐语》），广开言路，励精图治，国力强盛，“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战国策·齐策》）齐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秦国敞开国门大力招揽天下英才，张仪、范雎、蔡泽、李斯等各国谋士西向入秦，秦国得以强大，并最终统一中国。春秋战国是个极大包容的时代，1913年陈焕章向袁世凯上书《请定儒教为国教》云：“周末诸子并起创教，不但管、晏创教，原壤、许行、陈仲子亦创教，甚至白圭创教，兵家创教，纵横家亦创教，故谓大地诸教之出，尤盛于春秋战国之时。”诸侯各国，国君卿大夫纷纷养士、礼贤下士。在强大的齐国，各家学说，争奇斗艳。战国才俊穿行于诸侯各国之间的大道上时，而正在稷下学宫讲学的齐国陈仲在风云动荡之际却急流勇退，选择了隐居，为追寻自我内心的纯洁，而置社会的动乱腐败而不顾，坐视贪污受贿者的嚣张，这种选择是对社会责任的逃避，正是这个层面，孟子否定了陈仲。只要实现人生价值，无论服务于哪个国家。在忠节观念并未成为社会思潮的主导思想的时代，屈原、陈仲就成为不识时务的另类了。所以韩非子讽陈仲为不入时流的“异人”，屈原为自己坚守的信念付出了生命，陈仲为坚守节操遭遇诸子的口诛笔伐。由此，在陈仲的时代，他的隐居所招致的必然是思想界的攻伐。
“仲子守志，楚王不夺其灌园。”（阮籍《辞蒋太尉辟命奏记》）陈仲是一个思想家，绝不是治世者，更不是政治家，在百家争鸣的时代，陈仲的思想只是一种理论学说的代表，“亦当时创教之人”（《孔子改制考》三），他坚守的是自己的信念，“隐居以求其志”（《论语·季氏》）而已。《中庸》云：“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既然“中庸”不可能，那么生逢乱世，“道不行，则乘桴浮于海”。儒家主张入世，积极进取，谋求个体价值的实现，故功名成为传统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谋求功名富贵成为社会的主流观念。即使在这种主流背景下，拒绝入仕，拒入官场的人也不在少数，而往往这些遁世者得到世人的理解和赞颂。陈仲隐居於陵，织履灌园，著书立说，门徒众多，说明陈仲的思想在其时代所产生的影响，不仅广被接受，而且有许多追随者。陈仲拒绝楚王相位之征，说明陈仲已拥有一定的声望，他的智慧足以堪当国任。即使对陈仲猛烈抨击的孟子也不得不佩服陈仲的巨大影响，认为陈仲是“齐之巨擘”（《孟子·滕文公下》）。荀子由衷敬佩陈仲的学说，并将其列入战国六大家。
苏辙《上两制诸公书》慨叹：“知於陵仲子之不可常。”[5]陈仲在其当代不被接受，甚至备受否定与责难。可是，到了汉代，人们开始反思陈仲思想的社会价值及隐居守节的意义。首先对陈仲节操进行肯定的是司马迁，尽管《史记》并未给予陈仲独立的篇章，而伯夷、叔齐则列为《列传》之首，但《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辞三公为人灌园。”无意中流露对陈仲不慕荣禄的钦佩。汉朝刘向为陈仲鸣不平，他认为陈仲“诚廉士哉”（《於陵子序》），即是名副其实的守穷者，“砺志洁身，亡有疑贰者”，也是道德至上的完美践行者。为了弘扬陈仲，刘向特别整理陈仲的遗作及言论辑为《於陵子》（今存十二篇）。继而范晔《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於陵子之灌园兮，似至人之仿佛。”认为陈仲达到《庄子·逍遥游》“至人”的高度。汉《古列女传》、晋《高士传》皆列陈仲传，后世颂扬之声不绝。
“灌园何其鄙，皎皎於陵中。”[6]陶渊明仰慕陈仲，故混迹官场数十年后终于决然归隐，其《扇上画赞》：“至矣於陵，养气浩然；蔑彼结驷，甘此灌园”，赞颂陈仲守节的高洁，陶潜认为，陈仲的所谓隐居，正是君子养浩然之气的途径。据此，“浩然之气”必当与守道抱节密切相关。孟子最早提出“浩然之气”，其《孟子·公孙丑上》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所谓浩然之气是一种思想境界，一种胸怀，孟子并没有从具体措施上进一步诠释君子如何养“浩然之气”，可知，孟子限于阐述一种理论，而陈仲则躬自实行，以超乎常人的毅力，用自己的生命诠释“浩然之气”的内涵。唐人李颀即对陈仲放弃荣华隐身蓬蒿表示难以理解，在《答高三十五留别便呈于十一》：“寄书寂寂於陵子，蓬蒿没身胡不仕。”[7]真切希望陈仲停止自虐出仕做官。而王维首先理解了陈仲隐居的真正动机，其《春过贺遂员外药园》：“颇识灌园意，於陵不自轻。”陈仲灌园并非逃避人世的自轻自贱，“於陵仲子立意矫俗”（《晚清文选》一），养育他的“浩然之气”。陈仲是继孔子之后践行君子“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第32章）的具体实践者，他没有停留于言说，而是用一生的付出去实现。
至唐代，陈仲作为隐士的典范得以树立，唐诗中多有对陈仲的颂扬之词，张景之“每慕於陵仲子之为人，……不应州郡之辟，专以琴书自娱”。[8]张景之的隐居在陈仲那里找到依托，使得自己遁世的忐忑灵魂找到了安放之所。唐人王维身居庙堂之上，不舍高官厚禄，又羡慕官场外的轻松自由，处于矛盾纠结中的王维采取了折中的方式，在长安郊区建造了辋川别墅，将做官与隐居巧妙地结合。唐开元十三年（725），中书令张说任封禅使辞长安赴山东，为唐玄宗泰山封禅做前期安排。其间，张说一行专程从泰安赴於陵，寻访陈仲遗迹，其《题古泉驿》：“昔闻陈仲子，守义辞三公。身赁妻织屦，乐亦在其中。”[9]自注云：“於陵，仲子宅也。”陈仲放弃原有的富贵荣华，躬耕灌园，守道固穷，“乐在其中”，但经历政治风波的张说却真正理解陈仲子的苦衷。“岂无穷贱苦”，只是凭借坚强的意志和信念坚守自己的理想。唐文宗太子宾客李渤与兄李涉偕隐庐山，“摭古联德高蹈者，以楚接舆、老莱子、黔娄先生、於陵子、王孺仲、梁鸿六人，图象赞其行”[10]，李渤用六位古代高蹈隐士的事迹作为自己永远追怀的榜样，并绘成图册以砥砺自己。而贯休《登鄱阳寺阁》：“终学於陵子，吴山有绿薇。”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11]陈仲子隐居於陵，以“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交诸侯”[12]，“纵使披毛兼辟谷，何能一日立人间”（陈普《孟子陈仲子》）。黑暗挡道，政治污浊，陈仲远离尘嚣，遁迹山林。宋代名士宋庠《谋退》：“昔日於陵子，遗荣自灌园。三分轻国爵，一世谢人宣。”颂扬陈仲绝国弃禄的高节操守，并表示自己也将效仿陈仲，退出官场，回归山林，并表达了义无反顾的决心。元代，长山名士张公辞官归里，雪夜不寐，遂题《於陵夜雪》：“粉妆前代将军庙，玉树当年仲子家。泷水人归寒罢钓，静方僧扫晚烹茶。”皓月当空，银装素裹的大地，被大雪覆盖的“将军庙”冰雪皎洁，而“仲子家”庭院中的古木也被装点为洁白的琼林玉树，可知作者为家乡丰富的文化底蕴而欣喜万分。明代桓台王象春《陈仲子祠》：“於陵的是首阳薇，伯夷不肯贪周粟。……君不见延陵季子耕，汨罗左徒醒。”於陵陈仲与伯夷和叔齐、吴国季札、楚国屈原是历史上并驾齐驱的名士，他们的名声将千秋万代被颂扬。至明代，江南名士徐渭敬重陈仲，一生酷爱《於陵子》手不释卷，重刻《於陵子》，弘扬陈仲思想，传播於陵学说。明代文士宋登春，饱读诗书，科举不第，游幕为生，用一生的束脩修建一座可供隐居养老的园林，其《饮酒》曰：“平生还爱於陵子，用拙为园老一蓑。”(www.xing528.com)
“於陵仲子之操，非天下之所能安。”[13]陈仲子在其当代，默默无闻，他的智慧、他的学说为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的滚滚洪流所淹没；他的高节操守，不为时人所理解。然而在其卒后，却得到世人普遍的认可，并被尊为道德典范，与伯夷、叔齐一道成为仁义和忠节的象征，在其后的历史中一直发挥着道德感化作用，其影响以至于今。
[*]作者朱丽霞，女，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于雷，女，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
[2]（宋）李昉：《太平御览》卷447《人事部》，上海：上海积山书局，1894年，第88页。
[3]（唐）李德裕：《夷齐论》，《全唐文》第八部卷七百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4]（汉）刘向：《战国策·秦策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5]（宋）苏辙：《上两制诸公书》，《栾城集》卷二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卷一百五十四《集部》七。
[6]（唐）陈子昂：《感遇诗三十八首》十八，《全唐诗》卷八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7]（唐）李颀：《答高三十五留别便呈于十一》，《全唐诗》卷一三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8]（唐）张景之：《处士张君墓志铭并序》，《唐文拾遗》卷六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9]（唐）张说：《张燕公集》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0]李渤：《张韦韩宋辛二李裴》，《新唐书·列传》第四十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11]孔子：《论语·泰伯》第十三章，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12]刘向：《战国策·齐策四·赵威后问齐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13]陈㵆：《礼记集说》卷一百五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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