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素《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比较研究论集》成果

林素英[*]

摘要：战国中晚期的荀子盱衡当时之政局，企图规划更完善的治国之道，乃以《王制》为总纲，以下再搭配《富国》《王霸》《君道》《臣道》《致仕》《议兵》《强国》等篇，共同组成较完整之治国施政系统。由于《君道》《臣道》《致仕》攸关其以礼义治国，以达到王者之国的一贯常道，将另辟专题进行讨论。本文之重点，则放在其余与其王霸问题高度相关之各篇，且以成就霸道为主轴，与稷下学之创建宗旨最为相近。全文在前言之后论述稷下学宫成立之背景与目的，然后三论荀子与稷下学宫之因缘，接着，分别从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分析荀子王霸理论之内涵，并随文述说该理论与稷下学之关系，最后稍做简单总结。

由于东周以后封建制度逐渐解体，战国以后各诸侯国各谋发展之状况极为明显，促使经济条件、政治结构与社会形态之联动关系更为密切，而胸怀大志之诸侯更纷纷任用贤能，遂造成群雄争霸之局面。据杨宽研究，春秋战国间，晋、齐、楚、越四大国对峙，曾形成“四分天下”之局面。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册封韩、赵、魏三家大夫为诸侯，由此进入战国时期。当时之大国有八，按照疆域由大到小排序为：楚、越、赵、齐、秦、燕、魏、韩。其后，魏文侯首先任用李克（悝）变法，最早成为强国。紧接着，各国群起效仿。越国则因与齐、楚、百越接壤，而大国又极力兼并小国，遂在各方势力割据战中逐渐弱化，在八大国中除名，故形成战国七强并立之局面。[2]由此可见每一诸侯国若要在战国时期图谋发展，则必须随时注意社会、经济以及国际政局之动态发展，适时采取灵活对应模式，否则就将被大环境淘汰。

出生在赵国之荀子，史无明载其生卒年，因此尽管学者多方考察，其生年大致为公元前336—前313年，卒年则相对稳定，大致在公元前238—前235年，[3]然而却可确定公元前298—前238年之战国中晚期是荀子活跃之时期。这一时期是标准的尔虞我诈、战争频仍之时代，然而荀子终其一生，往来出入于赵、齐、秦、楚等战国诸大国，始终不忘以行动展现其以礼义治国为政之理想，试图对瞬息万变之国际局势产生一些正面影响，因而有关王道与霸道之问题，自然成为荀子学说中之重要核心议题，此从其常往来游走各国、与各国政要讨论时之焦点问题，都明显可证。由于荀子长期在齐，为稷下学之重要学者，且将姜齐桓公设为霸者之国的君主典型，还于《强国》中记录荀子游说齐相之长篇议论，则荀子之王霸观与稷下学宫长期以来之自由学风，乃至于与齐国之政治发展情况，必然有相当深远之关系等待探究。值此之故，本文爰取荀子之王霸观为论文主体，观察其与齐国稷下学之关系。前言之后，先论述稷下学宫成立之背景与目的，再论及荀子与稷下学宫之因缘，然后进入荀子王霸观之主体结构，并从中探查其王霸观与稷下学之关系，最后形成一简单结论。

由于先秦文献未见稷下学宫始创于何时，因而各家说法不一。有学者根据《史记·儒林列传》中记录宣王时“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千百人”之一句话，而推论稷下学士“初兴起”于齐威王时。[4]此说似乎是极稳当之说法，也非常巧妙地避开了稷下学宫始创于何时的问题，然而稷下学宫始建之问题却是必须正视的重要前提。因为徐幹《中论·亡国》已明载“昔齐桓公立稷下之官，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且明说孟轲、荀卿之徒皆游于齐，[5]则齐桓公之时已有稷下学宫之事不应被忽视。根据徐幹之说，稷下学宫始创之时，应可从威王时代之“初兴起”，再往前追溯至齐桓公之筚路蓝缕期。

由于稷下学宫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具有密切之联动关系，于孔宝即参酌《中论·亡国》所载，认为要具备产生稷下学宫如此巨大学术文化交流中心之各项条件，只能是田氏代齐之后的齐国，而非春秋初期之齐桓公。又指出一项始创于齐桓公之重要原因，乃是田氏代齐之时间尚不太长，政权才刚进入稳定状态，为求励精图治，且继承齐国尊贤重士之传统，遂效法姜齐桓公设“啧室之议”的养士方法，开创国家养士之风，创建稷下学宫以招揽天下贤人。[6]于氏之说已能概括田齐桓公创建稷下学宫之重要主观原因与目的，不过，仍有深入理解其主观原因与目的之空间。此外，更需考虑当时各国政局之客观情形，如此内外兼顾，方可充分理解田齐桓公创建稷下学宫之重要目的。

首先，应详查田齐桓公创建稷下学宫之主观原因。《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宣公卒，子康公贷立。贷立十四年，淫于酒、妇人，不听政。太公乃迁康公于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7]可见公元前391年齐康公之大夫田和放逐康公于滨海之岛，而自专其政，乃肇因于当时之齐康公淫于酒色而不听政。因魏文侯帮忙，公元前386年，周安王正式承认田氏为诸侯，仍沿用齐国国号，故史称“田齐”。至公元前379年齐康公死，田氏并食其封邑，于是姜齐正式走入历史。回顾田齐之发展，自陈完于公元前672年逃至齐国即受到姜齐桓公赏识，被委以“工匠”之职，并改称“田完”，至第五代孙田无宇开始强大，第六代孙田乞逐渐获得民心。晏婴虽然多次以“田氏代齐”之传言，鼓励齐景公多行仁义、赢得民心，仍因姜氏后代子孙不肖，公元前386年，田完之十代孙田和正式受周王册封为齐侯，坐实了流传已久的“田氏代齐”之预言。虽然自田乞起，田氏已愈来愈能掌握民心向背，不过田和仍恐篡位代齐会引发齐国臣民公愤，因而极力与齐国臣民拉拢关系，也积极巩固都城之防御工事，以避免发生政变。

田和被立为齐侯两年后而薨，号“太公”，与姜齐之始封君姜太公相同，应属有意为之，而非事出偶然。推其因，一方面要彰显田齐愿意遵循姜太公治齐之方针，一如姜太公治齐之简易、亲民、爱民，故积极向齐国臣民示好；另一方面更要借姜太公鼓舞周文王得天下之一段话，以将田和代齐之行为合理化，即遵循姜太公为政之意旨，极力争取齐国臣民认同。此即：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8]

既然姜太公认定天下并非一人之天下，而是有德者可以得之的天下，那么在齐康公已无道、失德之情况下，凡是愿意与民同好恶、同忧乐，又有解救人急难、积极为人谋福利之贤能者，都可以取而代之。田和能积德行义，愿意带领齐国上下共同迈向理想之大道，因而正是众望所归之人选。故而将田和称为田齐太公，也有意借由称号之相同，拉近田氏政权与齐国上下之距离，希望赢得全国之认同。

田和之后，虽由田剡继位，或许因无甚作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并不为之列名，而紧接田和记录“子桓公午立”。《索隐》则补记：“齐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后十年，齐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为公。”[9]由此更可见，以田和为太公，而田午为桓公，绝非凑巧，而是有意为之。盖姜齐在太公之后的重要贤君，当然要以位居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公元前685—前643年在位）为不二人选。因此在田和代齐之后不久，尤需大有作为的君主发展齐国，也亟须一位类似姜齐桓公之领袖承担重任，而田齐桓公（公元前374—前357年在位）即是负责接续如此重大使命之君主。巧的是，田午之得位又与姜齐桓公有些雷同，再加上姜齐桓公正是让逃亡之陈（田）氏家族在齐国发展之恩公，因此以“桓”为田午之谥号，也可记录该历史佳话，而重申田齐将励精图治，效法姜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决心与毅力，矢志重振齐国国威之诚意，另开辟一番称霸天下之大业。

基于上述原因，田齐桓公效法姜齐桓公“设庭燎以招贤士”[10]，更立“啧室之议”以自警诫之举，[11]而另创“稷下学宫”以优礼天下贤才，即是最顺理成章之事。由于率先由国家之力量开创“稷下学宫”以优礼天下贤才，造成学术文化之大交流与发展，因而将田午开创“稷下学宫”之首功，媲美“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春秋首霸姜齐桓公，同以“桓”字为谥。[12]以“桓”为谥，亦可彰显田齐政权自我期许未来也能辟土服远，更希望开辟学术文化之新境地，积极挖掘人才、培养人才，以具体发扬姜齐“尚贤尚功”之固有精神。

其次，当时战国局势之发展，也是实际推动创建稷下学宫之重要助力。其中，最大的影响力当然是魏文侯。《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

太公与魏文侯会浊泽，求为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诸侯，请立齐相田和为诸侯。周天子许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纪元年。[13]

战国初期的魏文侯（公元前445—前396年在位，公元前424年称侯）深知治国安邦之道在于任用贤人，因此积极礼贤下士。由于魏文侯即位前曾受经艺于子夏，还被司马迁誉为“好学”，积极延揽子夏于西河设教，培养经世济民之人才。魏文侯经常向子夏之弟子田子方、段干木请教，又任用李克（悝）进行变法，促使魏国荣登战国初期强国之宝座。[14]继魏国因变法而强盛后，各国群起效仿，如赵烈侯（公元前408—前400年在位）时之公仲连改革，楚悼王（公元前401—前381年在位）时之吴起变法，都已在田和之前因变法改革而强盛，因而也不断刺激田和应该有更积极之作为。受到魏、赵、楚三国变法改革之鼓舞，首登战国初期强国宝座的魏文侯很自然地成为田和景仰与积极效法之对象。故而田和与魏文侯见面，虽以请托魏文侯在周天子面前美言为重要目的，而请教变法图强之道也是绝对不可或缺之核心内容。经由魏文侯帮忙，田和果然如愿以偿。可惜天不假年，田和之美梦只能等待后继者努力实现。因此有雄心壮志的田午，既然敢于弑杀兄长而自立，就必须拿出耀眼之政绩以向齐国全国上下交代，于是创建稷下学宫以网罗天下贤才，以为变法改革、开展宏图之前奏，就是实现田和理想极重要之开展活动。只是，田齐桓公在位时间尚不及姜齐桓公在位之半，因此稷下学宫之“初兴起”，的确要等待继起之威王时代。毕竟学术文化事业之发展不像打天下那样可以短时间见绩效，而是必须长期努力经营，尤须君主积极表态，且具体投注心力与国家资源于其中，只要稍有懈怠，即有下滑倒退之可能，因此稷下学宫之兴盛期，自然要落在威、宣两王在位时之前后长达56年的时间段。然而威、宣时期时长已超过半世纪，因而在整体兴盛之状态下，中间偶会发生稍许之停滞现象也属正常状况。最明显之事例，即是田齐桓公之子初即位时，好淫乐夜饮而不思为政，稷下学自然相对见衰，当其奋发图强，情况当然改观，以致《史记·儒林列传》有宣王时“齐稷下学士复盛”之说。

既已确定创建稷下学宫之背景与目的，则稷下学宫活动之内容也大致可以推定：一方面，诸子百家可以自由讲学并公开进行学术讨论，促成不同学派之相互辩论，也在争辩中相互吸收、彼此影响，开创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之学术文化交流发展盛况；另一方面，不同学派背景之人物，也会分别针对治国之道提出议论、各抒己见，间接促成各项政治改革与变法运动，从而带动社会政治形态之具体变革，而这也是齐国君主最重视与期待之事。综观稷下学宫前后大约150年之历史，其兴衰过程大致与政治之隆污有关：自田齐桓公创立，经齐威王大力发展，极盛于宣王时，湣王后期开始中衰，襄王时再行中兴，而于齐王建时期消亡。在稷下学宫之发展史中，其兴衰之关键无疑落在始创的田齐桓公之子田因齐身上。

倘若田因齐一直仗恃着齐国强大，只知饮酒作乐，不仅朝政荒废、国势日衰，刚刚起步之稷下学也将毁于一旦，幸因虞姬赤诚之言而大大感悟，[15]更因淳于髡之隐语，而有“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之表态，于是赏即墨大夫、烹阿大夫，而齐国震惧，一战而诸侯归还侵地。[16]最重要的，还在于邹忌劝田因齐广开言路、鼓励谏诤。当时命令初下，朝廷即门庭若市，然期年之后，虽欲多言，亦无可进谏者，于是燕、赵、韩、魏皆朝于廷。[17]田因齐自此称王，威行天下数十年。由于淳于髡正是文献明文记录之重要稷下学士，邹忌广开言路之谏言，又是稷下学士最重要之典型工作，则稷下学在齐威王时代获得大力发展，且直接造成齐威王威行天下之事实乃不容怀疑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已明载：“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再通过该篇以下之两小段记载，更可佐证威、宣时期皆大力推动稷下学之发展，且以论述治国之道为主：

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

……

于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18]

故知齐威王大力发展稷下学，至宣王时而极盛，各学派人物慕名前来者众多。通过《史记·儒林列传》之记载即可见一斑：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19]

孔子卒后，弟子散而之各诸侯国，或从事与为政相关之工作，或以讲学为生，实可谓开战国时期流行之“游士”先声。其中，子贡终于齐一事，明显开孔门弟子游齐、仕于齐之先锋，只存在齐之儒者是否能受到国君重用之差别而已。例如孟子之政论，即使被齐威王身旁谋臣视为迂腐而不能受到齐王重用，然而孟子仍可在稷下学宫大鸣大放，引发各派学者注意，充分展现学术自由之状态。

再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所载，可知宣王时期稷下学士之盛况：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20]

极盛之稷下学，随着湣王后期之国势衰退，也相对衰退。此从《盐铁论·论儒》即可透露一些信息：

齐威、宣之时，显贤进士，国家富强，威行敌国。及湣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内无良臣，故诸侯合谋而伐之。[21]

齐湣王初即位时，稷下学发展正处于鼎盛期，而国势在威、宣两王不断壮大后，加上有以仁义自饰之宿瘤女时加进谏，故而执政前期仍然强盛，自然吸引众多儒者踵继孟子之后，也纷纷进入齐之稷下学宫，从事一些“不治而议论”之工作。此从《列女传》记载齐湣王有感于宿瘤女仁义自饰之言，遂立之以为后的前后改变可以得知：

出令卑宫室，填池泽，损膳减乐，后宫不得重采。期月之间，化行邻国，诸侯朝之，侵三晋，惧秦楚，立帝号。闵王至于此也，宿瘤女有力焉。及女死之后，燕遂屠齐，闵王逃亡，而弒死于外。君子谓宿瘤女通而有礼。[22]

荀子在《王霸》所称，齐之势力，“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诎秦，北足以败燕，中足以举宋”，应是《列女传》此处所载，齐湣王及诸夫人受到宿瘤女感动，举国上下、无论朝廷内外皆齐心于仁义之结果。可惜宿瘤女死后，湣王受纵横家等蛊惑，不计巧诈地矜功嗜利，诸儒者虽然谏诤却已无效，于是各自分散。

至于荀子入齐之时间，综合两派主张荀子“年十五”或“年五十”入齐以及生年推算不同之看法，荀子入齐时间之上下限在公元前301—前286年。[23]对照齐国史，这段时期正是湣王从初即位，到背弃以仁义自饰而转为专尚纵横家之权谋以治国的转型期。可惜终因湣王在国内信任孟尝君一类之篡臣，还命之以为相，外又有秦国所派张仪之蛊惑，于是在利欲熏心、唯利是图之诱惑下，既不惮内诈其民以取小利，亦不惮外诈其与国而牟大利，故上下相析，而不免于《王霸》所载“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之结局。[24]齐湣王前后判若两人之行径，荀子亲眼目睹而无法阻止悲剧之发生，不免让荀子为之叹息，遂引以为后人戒。从湣王执政前后齐国之重大变化，正好可以坐实宿瘤女对齐湣王之言：“尧、舜自饰以仁义，至今数千岁，而天下归善焉。桀、纣不自饰以仁义，而身死国亡，终为天下笑。”[25]在见证湣王时齐国兴衰骤变，且几近于亡国之史实，更加强荀子主张不论王者或霸者，都应力行礼义治国之信念。

荀子至迟在燕昭王派乐毅联合秦、韩、赵、魏五国联军攻齐之前已离开齐国至楚。迨及襄王复国，有意重振稷下学后，荀子再入齐。当其时，因年高德劭而三为祭酒。《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即记载当时之状况：“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26]襄王有鉴于湣王执政晚期专尚权谋而客死他乡，且几乎亡国之事实，重新重视吸收贤能之士对治国的重要性，而促成稷下学中兴。荀子能盱衡国际局势，因而所提出之礼义治国观念，并非空洞之泛道德主义者，而是先求富国、再求强国之务实政治做法，因而与稷下学宫从事政治议论，实行姜太公与齐桓公政治措施为主体之方式颇相契合。荀子对王霸之道的论述，正是在此特殊政治环境产生之结果。

分析荀子王霸理论的构成，大体上承《王制》之规划而发展，且以效法居春秋五霸之首的姜齐桓公治国之道为主体，与田齐桓公创建稷下学宫之宗旨相同。兹按照政治、经济与军事三方面分述如下：

荀子的治国之道，乃以《王制》为总纲，先从策略之运用而论述何谓“王者之政”，具体要求主政者应以礼义治国，详加区别王、霸之差异，强调应任用贤能之君子而罢黜无德无能之人，以合理之赏罚制度协助王者之法的执行。总纲之施政蓝图确立后，以下再搭配《富国》《王霸》《君道》《臣道》《致仕》《议兵》《强国》等篇，共同组成较完整之治国施政之系统。其中，《君道》《臣道》《致仕》攸关其以礼义治国，以达到王者之国之一贯常道，将另辟专题讨论，本文之重点放在其余与其王霸问题高度相关之各篇，且以成就霸道为主轴。至于荀子政治思想与《管子》之关系，亦留待他日另辟专题讨论。由于孔子已区分王与霸，而非始自荀子，然而以独立长篇讨论“王霸”之主题者，则不得不溯自荀子，故而要如何达到王霸之道，实为荀子极关注之政治议题。在《王霸》之外，《富国》《议兵》《强国》等篇，则与组成王者之国与霸者之国的基本要件息息相关。

《荀子》之《王制》虽然多言“王者之政”“王者之事”等与“王者”有关之问题，不过，其所谓“王”之概念，与《周礼》中之“王”乃凌驾于六官之上的“天王”，拥有全天下最高权力者，二者差异极大。《王制》虽也有一小部分提及超越众诸侯之上的周天子“天王”，然而主要是指各诸侯王，且将诸侯王之类型，分别与其所属之国的类型相对应，因此按照等级区分，即有王、霸、强、安存、危亡五种类型的诸侯国。在这五种等级诸侯国中，当时尚未出现够格的王者之国，因而《王制》中并无具体议论之对象，仅概括指出应从以礼义治国、以赏刑辅政、以等赋养民三方面，共同呈现理想的王者之国，且已型塑出兼集仁、义、威于一身的王者典型。至于在王者之国以下，则分别取齐桓公为霸者之国的代表，秦国为强者之国的代表，郑子产为安存之国的代表，卫成侯、嗣君为危亡之国的代表。[27]其中，荀子最在意、讨论最多的，乃是霸者之国与强者之国，而此一状况正好可与当时战国中晚期群雄争霸之状况相当，且以对齐、秦两国之讨论最多。盖因战国中晚期所有之战争虽非皆由齐、秦两国发动，然而此两国无疑最具有发动战争之能力，相对而言，也最具备转型为王者之国的条件，因而荀子不厌其烦地举例说明，希望能从结构上改变当时强者之国的生态。因此懂得尊王攘夷的齐桓公即是最好之事例，可供战国群雄学习效法，始可再进一步朝王者之典型迈进，而此也正是稷下学宫创建之宗旨。

《王制》虽已概括王者之样貌，又具体标明齐、秦为霸者与强者之典型，且对两国已有一些讨论，然而荀子显然对此重要议题觉得意犹未尽。荀子另辟《王霸》，以“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为治国者之三大抉择方针，特别针对五种等级诸侯国之前两类，进行更深一步之探究。王者之国与霸者之国同样都以为人民提供富足生活为重要指标，因而在《王霸》之前，先申之以《富国》，说明发展经济乃君主施政之重要内容，必须遵循“节用以礼，裕民以政”之最高指导原则。由于国家要求安存，在政治、经济之稳定发展之外，尚需有足够之武备以应不时之需，则有效讲求用兵之道亦属不可或缺，且最切合当时之国际局势，是故又继之以《议兵》。至于殿后之《强国》，则借此标榜必须明辨“威”之类型，且应善加利用之，以共同建构荀子之政治思想，而完备王者之典型：

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亲也；义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贵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敌也。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三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强而强矣。[28]

一位理想之王者，必须集仁、义、威于一身，同时具备强者、霸者之优点而无其缺陷，便能随顺时代环境之需要，而适时展现王者、霸者与强者三种不同面貌中之任一类型，以为全天下之人民谋取最大之福祉。荀子之王霸理论，即是在《王制》所树立之王者典型大前提下，再举重要历史事例以强化其仁、义、威之实质内涵，形成内容更充实之政治思想，故而非常重视王者与霸者应强化之特质。

1. 王者必须贯彻礼义以行仁道

荀子认为王者、霸者与强者三者之间，在为政之部分都必须有良好之表现，三者并非彼此完全排斥而不兼容之情形，乃是等级层次高低不同之差异现象而已，同时，重要的还在于三者之间具有可以流动之性质，不进则退，因此取法乎上即相当重要，必须先明王者应尽之事宜。

所谓国者，乃天下之利器，而人主则主掌此天下之利势，必须持守顺天应人之大道以遵行之，始可国运昌隆，人主获得安乐与尊荣。倘若反其道而行，则国家危亡，人主即使求为匹夫而不可得。因此荀子在《王霸》中，明确归纳出人主治国有三大类：

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29]

配合荀子之核心思想与《王制》所载：王者之佐，乃“饰动以礼义”；王者之制，以“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为重要原则；王者之衡论人物，又以“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为准则，[30]则此所谓“义立而王”之“义”，实为“礼义”之省称。荀子以“义”而兼“礼义”之实，旨在凸显其注重务实之精神，强调内存之礼敬之意，尤须切实外显之，故于《王霸》之中呼吁天下之诸侯应该：

诚义乎志意，加义乎法则度量，箸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贵贱杀生，使袭然终始犹一也。

荀子极注重所有的法则度量必须合乎一定之准则，制度规章之订立也必须是明确而可行实施的，使贵贱之等各有其分，以建立良好之社会秩序。如此设想，正好可与《王制》“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31]之说法呼应。由于人主能率行礼义，以使臣民各尽其分，故能上下和谐同心而国强，于是荀子列举重要史实以证之：

故曰：以国齐义，一日而白，汤武是也。汤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无它故焉，以义济矣。是所谓义立而王也。

由于荀子主张“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可见其念兹在兹、时刻引以为榜样者，乃是取法周道，尤以文、武、周公之德业为然。孔子虽然赞赏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具有一匡天下之功，然而又批评管仲器小、不知礼，[32]即是责备管仲未能积极鼓励齐桓公贯彻礼义以行仁道，最终使齐桓公亡于多内宠之祸患，且既薨之后，群公子因忙于争夺君位，竟长达60多天无人替齐桓公收尸。因此荀子继承孔子之理念，最在意君主必须有长治久安而尊荣于天下之理想，积极建构王者之国以为天下人君之努力标杆。

2. 霸者立“信”行道并善用刑赏

从务实的角度观察当时征战频仍之纷乱局势中，荀子非常理解期盼得一王者以一统天下，乃是可遇而不可求之事，因此特别注重缔造霸者之国的条件。《王霸》中明言：

德虽未至也，义虽未济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赏已诺信乎天下矣，臣下晓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陈，虽睹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如是，则兵劲城固，敌国畏之；国一綦明，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乡方略，审劳佚，谨畜积，修战备，齺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当。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33]

荀子虽以躬行王道为贵，然而盱衡当时世局，企求王者出现乃属不切实际之奢望，因此非但丝毫不贱霸道，而且还认为其已属难能可贵者。毕竟要成为霸主，仍然必须讲求尊德行义，为政之道仍应固守一定之原则，且还必须能重然诺、信赏罚，只是德义诚信之道德标准尚未臻于十分完善而已。一旦政令布达、盟约已定，即使彼此之利害关系发生变化，亦不会贪图近利而背信毁约，因此不但能取信自己之臣民，还能赢得友邦之信任，且使敌国畏服不已，故而进可攻克强敌，退可固守城池。苟能如此，则虽地处偏僻之一隅，亦能声名远播，例如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五人，都以其坚信不移之承诺而成就自己之威名，成为称霸一时之霸主。

然而在此同列“信立而霸”的五人中，显然还有高下之分。其中，齐桓、晋文、楚庄三人，其德义之美名即使尚未臻于至善，然而都具有足供史家称道之事迹，跻身春秋五霸之列向来并无疑义。至于吴阖闾与越勾践，固然合于“信立而霸”的条件，不过，阖闾虽信守对伍子胥之承诺而攻楚，然而当其占据郢都，却放纵军士随意烧杀、奸淫、掳掠，几乎使郢都化为废墟，因此距离《王制》中所提霸主之主要条件，乃是能“存亡继绝，卫弱禁暴，而无兼并之心”，且又能“修友敌之道，以敬接诸侯”者，实在相去极远。越勾践，则自从被吴国打败后，忍辱负重，甘为奴仆服役于吴，返国后，又卧薪尝胆、励精图治，赢得臣民上下一条心，再历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努力，终于国势强盛，得以灭吴而湔雪前耻。观察此二人在位之时，固然威势可以震动天下，勾践甚且还获得周元王任命为“伯”，[34]但是在实际作为上，则欠缺许多“存亡继绝，卫弱禁暴”之德义。

或许是荀子并列此五人为“信立而霸”之说法还存在一些顾此失彼之处，后来之史家再归纳出另一种说法，以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五位为春秋五霸。此一说法，明显将在德义上较有争议之阖闾与勾践，代之以宋襄与秦穆二人，揆其原因，最有可能之考虑即是后两位的德义表现较高。因为宋襄公之才能、识见，其实都属平庸之辈，虽有称霸之雄心，却无称霸之实力，故极有可能与其坚持举仁义之旗帜迎战楚国之作战方式，在春秋时期可谓绝无仅有者有关。盖自从孟子特别提出“春秋无义战”之史观，[35]后之史家认为历史有特别表彰仁义之责任，遂取宋襄以代阖闾。至于秦穆公，虽然终其一生仅称霸西戎，并未称霸中原，留下一些遗憾，然其在位期间，前后协助晋惠公、晋文公回国即位，且还曾以德报怨，输送粮食以解决晋惠公时晋国之饥馑，如此写入历史之仁义德行，堪称具有“存亡继绝，卫弱禁暴”之霸主表现，即使未入主中原，对晋文公成就霸业，也间接具有大功劳，因而更适合列入五霸之行列。若从春秋五霸人物前后替换之情形观之，更可凸显要荣登霸主之宝座，本非易事，在其所主国家之威势必须达到一定之条件外，德义之行的高低，仍然是决定其是否可以跻身霸主宝座的重要考虑因素。

空谈无法治国，必须有规划细密之措施按一定的先后次序切实进行，且首先要执行的，即是与实际民生最直接相关的经济措施。荀子遵循孔子治国之原则，应以取信于民为基本要件，然后按照先足食、再足兵之顺序发展，[36]以便建立一百姓富足、社会安定、国家强盛之理想国度。因此，荀子并不讳言国家应力求富强，且在《富国》之专篇中，还严词批驳墨子“上功劳苦，与百姓均事业，齐功劳”之做法及“节用”与“非乐”之主张，认为不仅并非良好的治国之道，而且适得其反，适足以成为乱天下、穷天下之罪魁祸首，将导致以下之严重后果：

若是则瘠，瘠则不足欲；不足欲则赏不行。……若是则不威；不威则罚不行。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也；罚不行，则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贤者不可得而进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则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烧若焦，墨子虽为之衣褐带索，嚽菽饮水，恶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37]

虽然节约、尚俭是美德，君主更应该亲民而不厉民，然而君臣与庶民之职司毕竟各有不同，不应齐一劳务与瘠苦。否则，即违背人生而有欲之基本事实，也无法激发所有人积极上进，力求改善生活之欲望，一旦缺乏努力工作之动机，则无法有丰富之资源可以改善与提升生活之质量，以致陷入更为贫穷之境地。由于百姓贫穷，君主又同样忙于劳务工作，以致既缺乏行赏臣下之资源，也无执行刑罚之威权，无法任用贤能而去除不肖者，即使有再好之行政构想，也会因缺乏适当之人才而无法推动。由于毫无行政绩效，则人民求为箪食瓢饮尚且不可得，遑论达到国治而天下平之地步。因此荀子并不认同以自苦为极的墨家之道，而明确提出“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的“足国之道”。[38]由于礼之为用，最注重“称情而立文”与“立中制节”之原理，[39]因此若能遵礼而行，则可谓最合乎人性之需求。

因为人不能离群索居，所以使人皆能“明分使群”，达到“群而能分”之状态即相当重要。倘若无所分，则争乱、穷苦将接踵而来，故而荀子明确主张“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至于何人具有使人“明分使群”之能力，无疑是具有善生养人、善班治人、善显设人、善藩饰人之人君。人君借由“以礼分施，均徧而不偏”之方式任用贤能，故能使人亲之、安之、乐之、荣之，足使天下归之而能群。[40]由于人君能以礼区别贵贱、贤不肖，故使人人皆能各知其轻重与职分，且兢兢业业，努力各尽其职分，期使天下之人皆能达到“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之境地，而长幼人伦也能各成其差等伦序，使社会充满祥和而安乐之气氛。君主位居区分、管辖、考核各类职分之重要枢纽，故而全国上下乐于以雕琢、刻镂、钟鼓、管磬、宫室、台榭回报之，遂形成上下共享祥和的安乐之国。基于此，荀子以赞美文王能官人之《棫朴》，巧加剪裁，使成“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纲纪四方”，[41]以总结其政治理念：应使德义之君主荣登尊贵之位，握有赏善罚恶之能力，庶几可以达到纲纪四方、以安治天下之意义。

荀子处在尔虞我诈之战国中晚期，对于群雄纷争、战争频仍、屠城灭国之事件感受最深，因而其军事规划也会特别对当时之局势提出一些针砭之道。效法齐桓公九合诸侯而不以兵车之精神，即是以道德仁义为后盾，达到称霸诸侯、一匡天下之局面。荀子并不讳言应先将国家打造成强国之范型，只是，强国必须有正确之道以成其威，故于《强国》明言：

教诲之，调一之，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彼国者亦有砥厉，礼义节奏是也。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42]

砥砺磨制成强国范型之关键，不在于徒拥超强的战斗力，而在于能遵礼而行。君主若能遵循礼义法度而行，且能教诲人民恭行礼义、齐一目标，国家之战斗力方能发挥其作用，而产生兵强城固、敌国不敢来犯之效果。因此荀子再次于《王霸》呼吁君主谨慎选择立国之道的重要性：应力求隆礼尊贤、重法爱民，以成就具有国家威严、不容他国挑衅的王霸之国；避免因专恃功利诈伪、权谋幽险之道，导致沦于危亡之境地而不自觉。

由于注重建立威仪之重要，荀子特别将“威”区分为道德之威、暴察之威、狂妄之威。这三种类型各有其特色、等差与成效之不同。

最上者掌有其中的道德之威，特色是：

礼义则修，分义则明，举错则时，爱利则形。如是，百姓贵之如帝，高之如天，亲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威行。[43]

由于君主能以礼乐自持，能明辨分义之别，也能洞察天道运行之原理，是故所有举措皆能合于时而行，所有爱民、利民措施之成效自然极其显著。有感于君主爱利百姓之各项措施，故而百姓自然回报君主以亲之、贵之的行为表现，无须动用赏罚，百姓已能敬之、畏之，而主动效法君主之言行，且乐意遵行国家颁布之措施。因为臣民上下一心、齐心遵行礼义，故能缔造一安适而强大之国。

其次者，在礼乐、分义之修饬，举错与爱利人民之措施等，虽未能臻于理想，却很能掌握暴察之威以控制臣民，特色是：

其禁暴也察，其诛不服也审，其刑罚重而信，其诛杀猛而必，黭然而雷击之，如墙厌之。如是，百姓劫则致畏，嬴则敖上，执拘则冣，得间则散，敌中则夺，非劫之以形埶，非振之以诛杀，则无以有其下。[44]

此一等级之君主，虽然在躬行礼义上无法建立良好之表率，却长于订定各项行为之刑赏标准，且辅以严格管理、切实执行之制度，一切依法行事，毫无模棱两可之模糊空间，以致臣民迫于被诛杀之危险而服从之。然而此类君主与臣民之间的互动关系，乃是建立在君主明察违纪，且又施展高度淫威下之屈从，因此臣民对君主并无亲之、爱之的动力，一旦威势无以为继，则国家之威势即迅速转趋危弱。

最低等之君主，则徒拥狂妄之威，特色是：

无爱人之心，无利人之事，而日为乱人之道，百姓讙敖，则从而执缚之，刑灼之，不和人心。如是，下比周贲溃以离上矣，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45]

此一等级之君主，既无爱民之心，更无利人之政策，其所颁布之措施总是徒增社会之紊乱。然而一旦引发群众之躁动，却又只知道拘执束缚扰乱者，还动用刑法惩罚之，丝毫不知错乱之政策，乃是制造社会动乱之始作俑者。如此，则人心背离，其分崩离析、自取灭亡乃是指日可待。(www.xing528.com)

在三种不同之“威”中，从表象观之，虽然狂妄之威最能在瞬间造成强大的气势，然而却是最无法持久的，且其反作用力也最强劲、最全面。一旦发生反作用力，国家即将沦于完全倾覆灭亡之境，毫无转圜余地。检视《强国》中一长段“荀卿子说齐相曰”之记载，虽无法确知“齐相”所指何人，且卢文弨称“此七字符刻无，从宋本补”，[46]然而观其长篇大论之内容，与荀子《王霸》“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之根本论调完全符合，实可视为荀子对其王霸理论之后续补充，也可见荀子对君主应以礼义治国之强烈企盼：

人之所恶何也？曰：污漫、争夺、贪利是也。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礼义、辞让、忠信是也。……凡得胜者，必与人也；凡得人者，必与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礼义、辞让、忠信是也。……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所以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人知贵生乐安而弃礼义，辟之，是犹欲寿而歾颈也，愚莫大焉。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亡一焉而亡。[47]

虽然文献中无法确知“齐相”所指何人，不过若以时间推敲之，此事应发生在湣王末世。孟尝君曾被湣王任命为相，因而怀疑此处之齐相，乃指曾经担任齐相之孟尝君。由于孟尝君非但不能辅佐湣王以礼义治国，还专恃权谋算计，导致湣王背弃即位初期之以仁义为尚，而一步步踏入败亡之危机。荀子也因劝说齐相不成而只能离开齐国，眼睁睁看着齐国发生悲剧。

荀子主张君主应让以礼义自持、以礼乐施教之有德者居于高位，由于能明辨分义，而拥有道德之威，也有禁暴胜悍之强力以行赏罚威，使臣民衷心信服。由于君主承担国治、天下平之重责大任，君主也相对拥有安享富贵尊荣之权利，以鼓励臣民努力行道。荀子当然理解君主必须谋而后动，深明权衡轻重、明辨利弊得失之道理。然而明主之谋，乃是慎谋能断之谋，而非专用权谋巧诈以牟取大利之伎俩，因此特别举专恃权谋治国者，如齐湣（闵）、薛公者，适足以身毁国亡，难有长治久安之功。荀子将齐湣、薛公（孟尝君田文，继承其父封于薛之爵位，故称薛公）归在“权谋立而亡”之列，认为齐湣王在国家势力到达巅峰之时，竟然国势会急转直下，而不免于身死，且几乎灭国，与孟尝君不无关系。

《王霸》之中虽未明载齐湣、薛公被列入“权谋立而亡”之确切原因，然而综合《战国策》与《史记》所载，则可知其梗概。根据记载，田文因聪敏能辩而受其父薛公重视，更因善待宾客而使名声闻于诸侯，终赖诸侯之推荐，而以贱妾子之身份继承薛公之爵位。秦昭襄王闻孟尝君贤，欲得之，故以泾阳君入质于齐，借此以求见孟尝君，齐湣王乃派孟尝君入秦。秦昭襄王欲拜孟尝君为秦相，后因听到“孟尝君将不利于秦”之谗言，转而扣押孟尝君。孟尝君幸赖鸡鸣狗盗之徒帮助而逃回齐国，齐湣王亦悔派孟尝君入秦，遂命孟尝君为齐相。孟尝君由于怨秦，欲借联合韩、魏攻楚之时机则联合韩、魏以攻秦。此后，湣王听信谗言而疑孟尝君将为乱，孟尝君乃出奔魏。稍后，孟尝君为乱之嫌疑获洗清，被湣王召回，他却辞病而归老于薛。其后，秦之亡将吕礼相齐，孟尝君为排挤吕礼，竟联络秦相穰侯魏冉劝秦王伐齐。[48]由此可见孟尝君挟其慧黠能辩之特质，处处行使权谋以遂己私，又明显不忠于国君，甚至不惜借刀杀人以去除政敌，而置齐国于兵灾之中。仅凭以上事实，已可满足荀子以“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誉乎民，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49]，批评孟尝君为篡臣之重要条件。

其尤甚者，乃是公元前286年湣王灭宋之后，益骄，竟然欲去孟尝君；而孟尝君之反应，更是不折不扣篡乱之臣之所为。《史记》载：

孟尝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为相，西合于秦、赵，与燕共伐破齐。齐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齐襄王立，而孟尝君中立于诸侯，无所属。齐襄王新立，畏孟尝君，与连和，复亲薛公。文卒，谥为孟尝君。诸子争立，而齐、魏共灭薛。孟尝绝嗣，无后也。[50]

孟尝君因忌妒吕礼之得宠，借他国之兵而攻打齐国，已属不忠至极。其后，更因湣王将不利于己，索性奔魏，还以魏相之名义鼓动多国之联军再度攻齐，造成齐湣王客死他乡、齐国几乎亡国之事实以及后来襄王复国后齐之国势也难以回天之惨况。孟尝君两次借他国之兵而攻齐之举动，正是经由权谋之精心设计，而达到挟怨报复之目的，本非光明磊落之君子。孟尝君虽得列“战国四公子”之一，名闻天下，乃因门下食客三千人之口耳相传，然而亦仅仅止于“闻”，而非通达之君子。[51]荀子径以篡臣称呼孟尝君，实为名副其实。秦、赵、魏、韩与燕五国联军共伐破齐的济西之战，虽以燕之乐毅为盟军统帅，然而从盟军亦包含秦军在内可见此时身为魏相之孟尝君，其专尚权谋之伎俩得逞。由于一切都是唯利是图，此时联合秦之次要敌人，以攻击头号敌人齐国，亦只是权谋之展现而已。如此专尚权谋以为政，一旦算计不够精准，即使幸而灾祸不及身，祸延子孙也是迟早的事。孟尝君自身虽然得以终老于薛，然而薛地长期缺乏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礼义基础，以致孟尝君一死，诸子争立而引爆内乱，旋即引来齐、魏两国共同举兵以灭薛。吊诡的是齐、魏两国，都是孟尝君曾经任职为相之国家，可见当时国家之间专尚权谋之普遍，难怪荀子要特别强调“权谋立而亡”！齐、魏联合灭薛，也造成孟尝君绝嗣且无后的惨况，故成为荀子告诫后世引以为戒之反面典型，诚可悲，亦可叹！

在“荀卿子说齐相曰”之记载中，随处可见荀子对专恃权谋而身毁国亡的深刻叹息。其要点如下：

夫主相者，胜人以埶也，是为是，非为非，能为能，不能为不能，并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义之可以相兼容者，是胜人之道也。……相国舍是而不为，案直为是世俗之所以为，则……今巨楚县吾前，大燕吾后，劲魏钩吾右，西壤之不绝若绳，楚人则乃有襄贲开阳以临吾左，是一国作谋，则三国必起而乘我。如是，则齐必断而为四、三，国若假城然耳，必为天下大笑。[52]

对照荀子以“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批评孟尝君，齐国正是在湣王时从极盛期转而跌入谷底之时，则荀子对当时齐相缘木求鱼之治国策略，自然要不厌其烦地殷殷致意。盖从时间推算，齐湣王初次任用孟尝君为相，当在执政后期。然而《史记》未记载孟尝君为齐国缔造之丰功伟绩，却明载其去职之后，两次联合他国以攻齐之具体史实，其中尤以第二次攻齐，还导致齐湣王身死国危，则司马迁评论孟尝君对齐国之过相当明显。[53]固然让齐国两次遭遇兵灾之祸的主要过失在孟尝君，然而让孟尝君任齐相，继而又冷落之、欲去之者，则为齐湣王。故而推本溯源，齐湣王无法任用贤德之人，又昧于权谋算计之大利，遂导致身死而几乎亡国之下场，理应负起君主识人不清之重大责任，故而荀子取之为“权谋立而亡”的实例，期盼当时国君能以史为鉴。

综上所述，荀子鉴于战国中晚期诸侯之间尔虞我诈之状况，特别注意王道与霸道之问题。昔日可与西秦并称东、西帝之齐湣王，竟然在公元前284年不但败于燕国乐毅统领之五国联军，还客死他乡，而齐国几乎灭亡，且使齐自此与强盛绝缘，这更让荀子感受良深。回顾田齐桓公创建稷下学宫之初衷，乃旨在效法姜齐桓公以仁义一匡天下之辉煌功绩，再创齐国安定天下之大业。田因齐采纳邹忌广开言路以除遮蔽无明之进谏，于是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期年之后已无可谏者，而燕、赵、韩、魏闻之，不必诉诸武力争胜，皆朝于齐，故《战国策》以“战胜于朝廷”称之，实为得体。此时之田因齐自称为王，威行天下，已接近于拥有道德之威。齐宣王时期为稷下学之兴盛期，然因宣王好大喜功，虽然多次请教孟子，孟子也因势利导，游说齐宣王从霸道转向王道，然而齐宣王之意仅在称霸天下而已，甚至在燕国因燕王哙禅位于子之而引起内乱时，乘机攻占燕国，更因军纪败坏、掠夺民财，而与燕国结下难解之仇恨，早已尽失霸主应有之道。虽然齐宣王尚知“甚惭于孟子”，亦可见虽有贤士而不能用，只能日近于危亡之境而已，但是稷下学宫创办之初衷，至此已难展现。济西之战后，虽有襄王复国以续国祚，也重启稷下学宫以礼遇贤能，但齐国实已欲振乏力，难逃秦国兼并之厄运。

考察强秦虽也依赖他国贤才而强盛，进而统一天下，却也稍纵即逝，一转眼而为汉朝所取代。虽然荀子来不及目睹秦统一天下，更未见其转瞬败亡，不过已可证实荀子将秦国仅列在霸者之国的下一等级强者之国，亦可反证荀子具有深谋远虑之政治智慧，证实暴察之威不可长久。荀子虽曾盛赞秦国为“治之至也”，然而却也明言其“秦无儒”之短，[54]后者也成为秦之致命伤。荀子始终期待积极实践礼义之真儒能多出现在稷下学宫，且能为明君尊礼任用之，从而造就《儒效》“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之实，[55]达到长治久安之效果。荀子任职兰陵令，官位虽不高，在当地却拥有真正之行政权，故能发挥美其俗之效果。而且荀子执政前后长达18年，即使在春申君死后，仍选择终老兰陵，所以其身教已深深影响该地区。至今兰陵一带民众多善为学、注重情义、人才辈出，也算是荀子推广稷下学理念于地方文化政教之具体展现。

[*]作者林素英，女，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

[2]其详参见杨宽：《战国史》（增订本），台北：谷风出版社，1986年，第311—332页。

[3]杨家骆主编：《历代人物年里通谱》，台北：世界书局，1993年，第5页，采取公元前313—前238年之说法。若为公元前313年，则生于周赧王（慎靓王之子）二年，赵武灵王十三年。不过，又注记另一说可根据（清）汪中《荀卿子年表》、王先谦《荀子考证》、刘汝霖《周秦诸子考》等资料，而定生年为公元前333年；较接近今人廖名春、梁涛以及林桂榛等之说法，以为大约生于公元前336年（卢永凤、王福海以为生于公元前338年前后之说法可归为同类）。佐藤将之推测荀子之生卒年约为公元前316—前235年，较接近公元前313年生。至于其他相关说法，可参见佐藤将之：《荀学与荀子思想研究》，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2015年，第61—91页。尽管各家所说有些差异，公元前336—前235年总的来说是一段战争频仍的时期。

[4]详见卢永凤、王福海：《荀子与兰陵文化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2—23页。

[5]（东汉）徐幹：《中论·亡国》，《四部丛刊正编》第1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44页。

[6]详见于孔宝：《稷下学宫与齐文化研究》，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年，第20—21页。

[7]（汉）司马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见〔日〕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台北：洪氏出版社，1977年，第733页。本篇所引《史记》内容皆出自该版本，不再一一标注。

[8]旧题（西周）吕望撰：《六韬·文韬·文师》，《百子全书》第2册兵家类，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第1086页。

[9]《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第733—734页。

[10]《周礼·秋官·司烜氏》，见于（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收入《十三经注疏》［附（清）阮元《校勘记》］，台北：艺文印书馆，1985年，第550页：“凡邦之大事，共坟烛庭燎”。《说苑·尊贤》，收入《四部丛刊正编》第1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77页。

[11]黎翔凤：《管子·桓公问》，《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47—1048页。管仲建议桓公以东郭子为“正士”。

[12]根据“谥法”：辟土服远曰桓，克敬动民曰桓，辟土兼国曰桓。其详参见《史记会注考证》第16—19页《谥法解》之记录。

[13]《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第733页。

[14]其详参见《史记·魏世家》，第711—712页。

[15]详见（汉）刘向：《古列女传·辩通·齐威虞姬》，《四部丛刊正编》第14册，第81—82页。

[16]详见《史记·滑稽列传》，第1325页。

[17]详见（汉）刘向集录：《战国策·齐策一·邹忌修八尺有余》，台北：里仁书局，1990年，第324—326页。

[18]《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第945—946页。

[19]《史记·儒林列传》，第1285—1286页。

[20]《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第733页。

[21]（汉）桓宽：《盐铁论·论儒》，见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49页。

[22]（汉）刘向：《古列女传·辩通·齐宿瘤女》，《四部丛刊正编》第14册第6卷，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84页。

[23]由于荀子之生卒年有异说，连带影响荀子至齐之年龄与时间。最早之文献记载应属《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之“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然而《风俗通义·孙况》称“孙卿有秀才，年十五始来游学”，则荀子入齐之时间，有“年十五”或“年五十”之歧异。造成此二说，主要仍源于生年无法确定。再加上《史记·儒林列传》与《盐铁论·论儒》之说法，因此荀子入齐，也有威王、宣王、湣王、襄王之不同说法。佐藤将之：《荀学与荀子思想研究》，第69页，提问：年龄五十岁时已建立自身学问的荀子，只为“游学”而去齐吗？认为司马迁或许更应该写“游说”。佐藤对于此说虽无进一步说明，不过“游说”一事也值得进一步思考。佐藤主张荀子于公元前301年“年十五”始来游学于齐。若按荀子约生于公元前336年估算，则在“年五十”（公元前286年）入齐。

[24]详见《荀子·王霸》，（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台北：艺文印书馆，1988年，第385页。

[25]详见《古列女传·辩通·齐宿瘤女》，第84页。

[26]《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第946页。

[27]详见林素英：《〈荀子·王制〉“王”之类型与特质：参照〈周礼〉之讨论》，收入李雄溪、郭鹏飞、招祥麒、许子滨主编：《单周尧教授七秩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华书局，2020年，第854—884页。。

[28]《荀子·王制》，第316—317页。

[29]《荀子·王霸》，第380页。

[30]详见《荀子·王制》，第317—319页。

[31]《荀子·王制》，第325页。

[32]详见《论语·宪问》《论语·八佾》，（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论语注疏》，收入《十三经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1985年，第30页、第126—127页。

[33]《荀子·王霸》，第382—384页。

[34]《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第668页：“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

[35]《孟子·尽心下》，见（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附（清）阮元《校勘记》］，台北：艺文印书馆，1985年，第248页，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36]《论语·颜渊》，第107页：“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37]《荀子·富国》，第356—357页。

[38]详见《荀子·富国》，第344页。

[39]《礼记·三年问》，见于（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收入《十三经注疏》［附（清）阮元《校勘记》］，台北：艺文印书馆，1985年，第962页：“故先王焉为之立中制节，壹使足以成文理。”《丧服四制》，第1034页：“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恩之杀也。圣人因杀以制节，此丧之所以三年。贤者不得过，不肖者不得不及，此丧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

[40]详见《荀子·君道》，第428—429页。

[41]详见《荀子·富国》，第347—348页。《诗·大雅·棫朴》，见于（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收入《十三经注疏》［附（清）阮元《校勘记》］，台北：艺文印书馆，1985年，第558页，后四句原作：“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纲纪四方”，荀子稍加改变之，以呼应自己对人君借由“雕琢其章，金玉其相”而尊显其位，以达到足以纲纪四方之目的。

[42]《荀子·强国》，第505—506页。

[43]《荀子·强国》，第506页。

[44]《荀子·强国》，第507—508页。

[45]《荀子·强国》，第509页。

[46]《荀子·强国》，第511页，王先谦集解引。

[47]《荀子·强国》，第515—517页。

[48]详见《战国策·齐策》卷10、11有关孟尝君事迹之记载。《史记·孟尝君列传》，第949—952页。

[49]《荀子·臣道》，第445页。

[50]详见《史记·孟尝君列传》，第949—952页。

[51]《论语·颜渊》第110页载：“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52]《荀子·强国》，第511—517页。

[53]搜寻孟尝君对齐国之功，或许可以公元前296年由孟尝君倡导，齐湣王主盟，齐、魏、韩三国联合攻秦，而联军取胜之战役为代表。然而其功不敌过，实相当明显。《史记·孟尝君列传》（第954页）从“太史公曰”以下特别记录：“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且又补上一句：“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亦可见太史公对孟尝君评价之高低。

[54]详见《荀子·强国》，第522—523页。

[55]《荀子·儒效》，第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