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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比较研究论集:理论成就一览

时间:2023-10-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阴阳家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独立的学派是在稷下学宫中出现的,也是诸子百家中最后出现的一个学派。其次,这些主要的学派在稷下都发生了充分的分化,产生了众多的支派,真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比较研究论集:理论成就一览

白奚[*]

摘要:在稷下学宫,各主要学派的思想发展到了各自的理论高峰,并通过与其他学派的争鸣互动而发生了充分的分化,形成了众多的支派,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各主要学派均以本学派的核心理念为基础来吸纳其他学派的优长,从而形成融会贯通、互相渗透、逐渐趋同的局面。这些分化和融合导致了很多重要的理论创新,其中道家黄老之学的兴起和礼法结合、王霸并用的荀子之学的出现是稷下学宫百家争鸣最重要的理论创新,先后主导了汉代以后2000多年整个一部中国古代历史

稷下学宫汇聚了来自列国的各种学术思想,战国中后期各主要学派的重要人物,几乎都来到过稷下或与稷下有关。《史记》中描述齐宣王时稷下百家争鸣的盛况时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诸子百家在这里长期并存,彼此交流切磋,通过争鸣辩驳而互相影响、互相吸取,促进了学术思想的繁荣和发展,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在这里迅速达到了鼎盛状态,经历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稷下百家争鸣取得了辉煌的理论成就,这些理论成就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首先,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主要学派的思想都在这里发展到了自己的理论高峰。孔子的学说经七十子及其后学的传承发展,到了稷下时期最突出的成就便是孟子之学和荀子之学的相继出现,儒家学说在稷下终于形成两座丰碑,对中国古代社会和传统文化在后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孟子的影响主要是在哲学思想和伦理道德领域,荀子的影响则主要发生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道家在稷下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其标志就是黄老之学的兴起和发展。黄老之学是道家在战国时期出现的与庄子之学并行的另一个重要分支,黄老之学以道家哲学为理论基础,容纳并整合了儒、道、法、名、阴阳等重要学派的核心理念,在道家学说的理论框架中实现了各家学说的优势互补。该学派是战国时期最为重要、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学术思潮,这个思潮以整合各家学派的理论成果、进行综合创新为基本诉求,既符合时代的需要,也符合学术思想发展的规律,所以在一个世纪多的时间内引领了战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大方向。墨家在稷下学宫也有代表人物,那就是宋钘。在战国诸子中,宋钘的为人行事同墨子最为相似,他还提出“情欲寡浅”“见侮不辱”等理论对墨子的学说进行了论证和深化。法家是战国时期列国政治舞台上最为得势的一个学派,也是稷下学宫中十分繁荣、活跃并且成就十分突出的一个学派,稷下不仅出现了以《管子》为代表的力图融合儒家和法家治国思想精华的“齐法家”,还出现了李斯韩非这两位可以划归为三晋法家的大法家。名家在稷下学宫中十分活跃,在百家学说长期面对面激烈论辩的优越条件下,稷下学宫中不仅涌现田巴、兒说这样的以舌辩著称的名家中的名辩派人物,还出现了名家中的务实派——名法派。尹文是稷下名法派的主要代表,他将循名责实的逻辑理论同战国时期列国变法图强运动关键词——“法”相结合,用名家理论支持和论证法治实践,不仅使原本在名词概念中打转的名家理论同法治的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而且使得法治的实践得到了另一个重要的理论——逻辑学的支持(还有两个,一个是道家哲理,一个是人性理论),大大加强了法家学说的理论深度,这一派的学说也被称为“刑名”或“形名”,对古代的政治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阴阳家虽然是稷下学宫中最后出现的学派,却是社会效应最为轰动的学派。阴阳家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独立的学派是在稷下学宫中出现的,也是诸子百家中最后出现的一个学派。阴阳的观念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流行,但形成有丰富内涵的思想乃至成为一种学说却很晚。在春秋时期,阴阳观念只是被用来解释天地的运行、四时的更替和星陨地震等自然现象,尚未与人类的社会活动联系起来,到了战国时期,阴阳观念被引入社会领域,出现了用阴阳理论指导农业生产和解释论证社会现象特别是政治与伦理生活的诸如“四时教令”“阴阳刑德”等思想理论,目前所见的材料表明,这些思想理论最早出现于1973年出土的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四时教令”“阴阳刑德”等思想理论在稷下学宫获得了持续的发展,最终出现了以邹衍、邹奭为主要代表的阴阳家学派,阴阳家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派并显赫一时,同阴阳理论在稷下学宫的长期发展是分不开的。五行的观念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但在很长时间内是独立发展的,和阴阳理论并不相干。直到稷下学宫创立之后,来自南北东西的各种文化因素得以在此汇聚交融,阴阳和五行才合流为阴阳五行,最终出现了阴阳五行家。如果没有稷下学宫为南北东西的列国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的良好的条件,阴阳文化和五行文化的合流必定推迟很长时间。阴阳五行的思想观念在其后的两千多年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性的内容之一,被称为“中国人的思想律”。

其次,这些主要的学派在稷下都发生了充分的分化,产生了众多的支派,真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同以往那种“儒分为八”“墨离为三”的一个学派内部在传承中发生的自然分化不同,稷下学宫的学派分化主要是不同学派之间互相启发、互相借鉴、互相汲取而产生的,形成了很多犹如现代科学所谓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其中最为典型也是最为重要的,例如法家中分化的“齐法家”,道家中分化的“黄老道家”,儒家中分化的荀子之儒,名家中分化的“名辩派”和“名法派”等。没有学术思想之间的长期并存、广泛交流和充分争鸣,这样的分化是不会出现的。

第三,稷下百家争鸣的理论成就还表现为学术思想的融合会通。在稷下,各主要学派都在以本学派的基本理论为本位而汲取其他学派的思想,在争鸣辩驳的同时又互相取长补短,从而形成互相渗透、融会贯通、凝聚共识、逐渐趋同的局面。一些曾经势如水火的学派在寻求联手互补(如法家和儒家),一些原本互不搭界的学派也在互相渗透,寻求理论上的结合点来互相支持(如道家和法家)。还有一些原本产生和活跃于不同地域的思想学说和文化体系在稷下获得了碰撞和结合的契机,逐渐在稷下形成了新的特色理论,如阴阳观念和五行观念在稷下融汇合流并最终出现了阴阳五行家,对后世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再如老子创立的道家学派在稷下长期流行,其核心概念“道”同齐地具有久远流传历史和丰厚积淀的“气”的观念相结合,形成了“精气论”这样一种具有浓郁齐文化特色的、以解释人的生命和精神现象并以养生为主要目的的思想理论。各家学说在稷下的融合会通的持续进行,使得各学派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呈现纷繁交织的复杂情况,每一个思想家的学说中通常同时兼有两家或多家学说的思想内容,以至于我们在给某位思想家或某部著作进行学派划分时常常感到很困难。稷下学术的这种既分化又融合的特点,代表了战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趋势,离开了百家争鸣的特定环境,是不能形成如此局面的。(www.xing528.com)

第四,学术思想的分化和融合必然导致理论创新。在稷下良好的学术环境下,各家各派在交流争鸣中不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使得一些新的理论尝试和理论创造成为可能,从而出现了一些新的思想理论和学术流派,为学术思想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探索出新的方向。道家的黄老之学就是稷下学术的一个重要创新。该学派以道家学说为哲学基础,在政治上主张法治,吸收融合了儒家、墨家、阴阳家、名家等学派的学术思想,集各家学说的优势于一身。黄老之学既适应了时君世主的眼前需要,又符合他们的长远利益,且引领着学术思想融合发展的大方向,所以最终能够“压倒百家”,成为战国中后期真正的显学。黄老之学的出现,一改道家学派疏离政治的传统倾向,积极探讨治国之道,增强了道家适应时代需要的能力,为道家学派开辟了广阔的应用领域和全新的发展方向,同时也为战国时期的法治运动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和指导。再如,礼法结合的政治模式理论是稷下学术的另一个重要创新。儒家在先秦并不走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过于强调“礼”的道德教化作用而轻视法治的效用,不能快速收到富国强兵的实效以解列国君主的当务之急。稷下儒家大师荀子汲取了道家黄老之学调和儒法的积极成果,以儒家“为国以礼”和“为政以德”的基本理念为本位,将儒家的礼治主张同法家的法治主张有机地结合,使礼与法由过去的排斥对立变为联手互补,提出了礼主刑辅、阳儒阴法、王霸并用的政治模式理论。此外,精气理论和阴阳五行学说以及《尹文子》的名法理论也是稷下学术的重要创新。精气理论是道家关于道的哲学理论同齐国传统的行气养生思想相结合而出现的新成果。阴阳五行学说则是原本产生于不同地域的阴阳学说同五行学说在稷下实现了合流,并吸纳了齐地流行的方术思想而产生的一种全新的理论体系。《尹文子》的名法理论是道家的“道”、法家的“法”和稷下流行的名家的“名”的三结合,对道家、法家和名家的学说都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在稷下百家争鸣取得的这些学术成就中,道家的黄老之学和荀子礼法互补的政治模式理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最为深远。虽然它们并没有来得及为当时的列国诸侯所实践,却相继主导了汉代以降以至明清2000多年整个一部中国古代历史。黄老之学是先秦百家争鸣的重要思想成果,遗憾的是在列国纷争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得到实践的机会。到了西汉初期,黄老之学被选定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和治国的指导思想,成就了著名的文景之治,为社会的稳定和西汉王朝的繁荣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可以这样说:黄老之学是在先秦时期开的花,却在汉初结的果。

荀子的礼法结合、王霸并用的政治模式理论,就其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之深远来看,应当说是稷下学术最为重要的理论成果。礼法结合的政治模式理论在稷下的形成,经过了长期、艰苦的探索历程,来自儒家、法家、道家、名家等学派的很多思想家都在各自学派的理论框架之下,对两种基本的治国模式,即儒家注重教化人心的思想取向和法家注重国家强制力量、制度建设和君主意志的思想取向之优劣得失,进行了长期的思考和探索,最终形成了以荀子之学为代表的新儒学,完成了稷下学术最重要的创新。荀子的学说对于以孔、孟为代表的传统儒学来说,无疑是一种重要的理论创新,这种新儒学为传统的儒家学说注入了新的活力,大大地弥补了传统儒家的不足,增强了儒家学说适应社会需要的能力,为即将出现的统一大帝国探索出了一个长治久安的治国方案,奠定了后世历代王朝治国基本模式的理论根基。经荀子改造后的儒家学说最适合大一统的封建统治的需要,因而成为汉代以后历代王朝长期采用的指导思想。谭嗣同的著名论断“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正是对荀子政治理论的实用价值和历史地位的准确概括。

稷下百家争鸣的所有理论成就,都是值得我们珍视和认真研究的文化遗产。

[*]作者白奚,男,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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