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的比较研究成果

迪米特里奥斯·卡拉迪马斯[*]

摘要：柏拉图想要定义真正的政治家。他的《政治家篇》的主要目的是澄清政治家与演说家的关系。柏拉图将基本概念、职能和权力从修辞学领域转移到了政治艺术领域，并使修辞学服从于政治艺术科学；在《高尔吉亚篇》中，试图将修辞和政治划出清晰的界限。柏拉图认为，真正的政治家的地位在任何人和任何事之上，但他主要的能力是劝说的能力。

在柏拉图生活的时期，演说家、公共演讲者和政治家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2]政治权力掌握在demos，即公民集体的手中，但是这一集体是在公民大会上诡诈的演讲者的引导下做出决定的。这些演说家能够向公民提出建议，并以此来推行某项政策，甚至在危急时刻发挥领导作用。同时，公民集体不得不把一些非常重要的职责分配给某些个人或机构，从而把一些权力授予他们：把领导武装人员的职责（和权力）授予将军，把审判的任务交给dikasteria（法庭），把修改法律的任务交给nomothetai（立法者）。这些具体职责如何分配给个人或机构，法律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3]另一方面，任何法律中都没有规定演说家获得权力并成为人民领袖的程序。如何成为领袖，基本上是由一个人的口才和说服大多数民众的能力所决定的。一般认为，如果一个人不仅懂得说话的技艺，而且懂得城邦的问题和利益之所在，能够提出决策选择，那么他就应该可以说服任何一个成熟、自立的人。[4]但实际上的运行方式是另外一回事！在这种情形下，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Gorgias）中讨论修辞、道德和政治时，把雅典伟大的政治家们（米泰雅德［Miltiades］、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客蒙［Kimon］、伯里克利［Pericles］）也视作演说家，就不奇怪了，而伊索克拉底则明确提出，好的演说家也是好的政治家——这一主张对当时的人们来讲是不言而喻的。[5]

政治演说家对民众施加影响，从而获得政治权力，给人们一种印象，似乎政治修辞就是政治的全部。柏拉图对修辞的批判有着鲜明的特点，就是一直努力将两者划清界限。在《高尔吉亚篇》中，柏拉图对技艺进行了著名的分类，根据这一分类，政治是一种关照人民灵魂的真正技艺，它包含立法和司法两个分支。还有一种真正的技艺（没有给出具体的名称），即关照人民的身体，也有两个分支，体操和医学。也有对它们的拙劣模仿：诡辩、修辞、自我装饰、烹饪。它传达的信息是：烹饪对于医学，就像修辞对于司法，都是对后者拙劣的模仿，并不是真正技艺（政治）的某一部分（司法）的真实映像。在《高尔吉亚篇》中，柏拉图根据这一分类，对他那个时代的传统修辞学进行了严格的界定与道德批判。

在另一篇专门讨论修辞的对话《斐德罗篇》中，柏拉图提出了一种方法，用以解决修辞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造成的问题。他认为，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承认修辞作为技艺（真正的技艺）的地位。根据其理论，修辞技艺是一种在公民大会、法庭、私人商号使用语言影响人的心理、灵魂的技艺。[6]这种交流的技艺出现于所有的公共或私人集会上，可以把人的灵魂引向善的方向，也可以引向恶的方向。而柏拉图的任务，是确保它成为引导灵魂向善的真正技艺——这恰恰与演说家和智者派所实践的技艺完全相反。柏拉图在《斐德罗篇》的第二部分描述了修辞如何，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才能获得真正的技艺地位。其基本观点是：它应该归入哲学的范畴，演说家应该使用哲学辩证法。辩证法包括聚合（synagoge）与分解（diairesis）两个相辅相成的分支。在分析的过程中，柏拉图不断重复其对当时传统修辞学的批判，提出知识的缺乏是其基本特征，并提到其在政治领域应用的灾难性后果。[7]柏拉图从新的角度提出了科学或哲学修辞的概念，强调了修辞的重要性，将其置于哲学的指导之下，为哲学服务；但同时也很明显，柏拉图并不想把修辞学变成哲学，而是将修辞定位为一门新的独特的技艺。[8]对于修辞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并没有具体提及。

在本文中，我将会证实，《政治家篇》应该被解读为继《高尔吉亚篇》《斐德罗篇》之后有关修辞的对话。考虑到柏拉图对话的多维性，我承认这种解读仅仅揭示了其中一个维度，只是对其他解读的补充。更确切地讲，《政治家篇》的最后一部分（287B-311C）主要是关于政治技艺、政治家，以及两者与修辞之间的关系的。然而，我认为，对话中有很多处非常清晰地表明，修辞在《政治家篇》中的作用比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还要重要，[9]而且，柏拉图再次将修辞与政治技艺相联系并进行探讨，是欲澄清问题，并以这种方式结束对修辞的讨论——这一讨论从《高尔吉亚篇》正式开始，持续了数十年。为了证实这一点，我将考察三个基本点：修辞学概念——契机（kairos）、得体（prepon）、需求（deon）、实践智慧（phronesis）——在柏拉图讨论中的作用，技艺的分类，修辞与政治的关系。

前面已经指出，柏拉图在《政治家篇》中从修辞学中借用了“契机”这一概念，并使之成为其政治学的一个基本特征。[10]契机是政治家知识的核心：一个政治家应该知道什么时候让所有其他的技艺发挥作用，什么时候开始和停止其作用。5世纪和4世纪时，契机是修辞学最重要的术语，告诉人们做演讲的正确时机和应用各种论点的恰当时刻。柏拉图在《政治家篇》中将这一术语视作政治行动的核心因素。[11]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应该考察其他修辞概念，例如得体（prepon）、需求（deon）、实践智慧（phronesis），在《政治家篇》的政治理论中的作用。

柏拉图将得体、契机、需求这些概念与适度（metrion）概念联系在一起。他把尺度衡量分为两种，一种是度量彼此之间关系的强度，一种是度量事物“与适度、得体、契机、需求之间的关系，度量所有位于两极之间的一切事物”。[12]适度，就是中道的标准，是避免极端的东西。这一标准是否与柏拉图“恒”（changeless）的思想有关，是否来自这一思想，尚需探讨。[13]在我看来，这样的联系，并非仅仅来自文本分析。在《政治家篇》（参见283B-287B）的讨论中，很明显，政治家为了避免极端，确定合适的尺度，需要考虑得体、契机、需求这三个要素。在这一讨论中，这三个基本的修辞概念[14]似乎并没有被赋予新的含义。

“适度”这一术语在283E-284D中出现了7次，然后才到上文提到的284E这一篇。在这些部分，一直在反复强调（柏拉图试图厘清），区分大与小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基于事物之间的比较，另一种方法是将事物与“适度”这一尺度进行比较。第一种方法主要在技艺与科学领域应用，针对可测度的事物。第二种方法则与尺度标准及其实践内容有关。政治技艺是一门使用中道标准度量事物的技艺。[15]在讨论中，柏拉图解释了为什么将合适的尺度作为政治这一技艺存在的必要条件：正是由于“适度”这一尺度的存在，才使得技艺（政治是其中一种形式）能够产生精美的好作品，[16]也使得政治家和其他了解实际事物的人能够定义或建立自己的技艺。[17]很明显，政治家们需要适度这一规范性原则，因为他需要避免过度和不足，但实际上在实践中很难实现，[18]现实生活中是有种种限制的。[19]因此，柏拉图用“得体”“契机”“需求”三个术语来解释适度的含义。这三个术语，将“适度”与具体的历史背景相联系，正如前述所强调的，[20]“适当的”是适合某种情形，“需要的”是就某人某事而言的，在某种情形中“适时的”很可能在另一种情形下并不是适时的。

在我看来，我们的中心章节（284E）意思很明显，当想找到对某种情形最合适的反应时，我们会发现凡是“适度”存在的地方，必然也能发现“得体”“契机”“需求”的影子，这个地方是介于两个极端间的某个地方。[21]很重要的一点是，“适度”这一概念像其他三个修辞概念一样，也受到同样的限制，因为它们都服务于同样的目的，即避免极端。

柏拉图在讨论了度量的技艺与适度概念后，在之后的部分（285C-287B）与编织技艺进行类比，澄清了有关政治的问题：讨论或演说不应因长短而加以赞扬或指责，而应参照度量的技艺和是否得体。[22]要判断是否得体，需要考虑到讨论的两个目的：使参与者更好地辩论，并阐明主题。[23]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度量的技艺，此处只应用了“得体”这一概念。换言之，这里适当的尺度只能由“得体”来定义。但是，紧接着，柏拉图又觉得非常有必要澄清一点，不能总是根据得体原则来判断长度是否合适，例如，关于快乐，没有合适的长度，除非它是作为一种次要的附带考虑而提出的。此外，在其他情况下，“得体”概念指导我们以最简单、最快捷的方式讨论一个主题，但是它只能被视作第二准则，因为第一准则是正确地运用二元论方法。[24]在我看来，很明显，在结束度量这一主题的讨论前，柏拉图想重申两个基本的哲学观点，这两个观点构成了他在整部著作中对传统政治和传统修辞的批判基础。一种是与政治家们使用迎合（kolakeia）、取悦听众的倾向有关；另一种则是指他们对主题的无知，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能够提供知识的哲学方法是无知的。在这里，柏拉图试图与“适度”原则保持一定的距离，以支持他长期以来确立的哲学立场——至少就上述两点而言是如此。我认为柏拉图间接地表明他提出“适度”概念是其在政治学领域进行探讨分析的新的一步。

如果转向《斐德罗篇》，我们就会看到，得体不仅是一种文体风格的重要特征（从亚里士多德开始），[25]而且是一种支配演讲所有方面（内容、结构/安排、文体风格、表达）的强制性原则。[26]此外，它还与“契机”有关，“契机”是柏拉图所接受的传统修辞概念，是他的哲学修辞的必要部分（虽然是次要部分）。柏拉图所说的演说家，首先要符合哲学上的要求，其次要符合“契机”的要求，这样他就知道什么时候该采用或避免何种修辞手段。[27]关于“需求”概念，苏格拉底在批判吕西亚斯的演讲时，采用了复数形式（ta deonta）。该术语指的是对主题而言合适和必要的材料，与演讲的文体是相对立的。正是ta deonta保证了内容的充实和质量。[28]显然，相比其他两种概念，需求概念可以更容易、更开放地包含道德层面的内容。回到《政治家篇》，柏拉图似乎将“得体”“契机”“需求”三个概念从其哲学修辞学移用到了他的科学政治学中。

事实上，修辞学的这些概念可以帮助演说家应对社会与政治生活中不断变化的状况。柏拉图通过应用这些概念，认识到他所说的政治家在这样一个世界必须有效地发挥作用。再进一步比较立法与政治时，他写道，前者属于后者；但他又补充说，统治的最好情形不是使用法律来统治，而应该是让具有实践智慧又拥有君王能力的人进行统治。然后，他解释说：“人与人之间是不同的，行动与行动是有差异的，而且人类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始终静止不变的，这就使得任何科学都不可能为所有的事物确立一个永远适用的简单规则。”[29]正是事物的不断变化，使得任何成文法都不可能涵盖各种一般与特殊情况，也不可能永远伸张正义。这也是为什么柏拉图认为，一个具有实践智慧的王者之治要比法治好得多。柏拉图所描绘的政治家可以通过自己的本性和实践智慧，充分应对不断变化的政治与社会现实所带来的困难。但这种实践智慧，是由真正的政治家在施展其政治方面的王者技艺时展现的，而政治的王者技艺（正如我们在前文所看到的）如果没有度量的技艺和适度概念，就不可能存在。这就是实践智慧与修辞学概念“得体”“契机”“需求”的相通之处。

我们知道，为了成功地完成艰巨的任务，王者的实践智慧是必要的。因此，实践智慧被视为政治家的特殊品质，能够使其协调组织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人，并在不断变化的世界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意味着，实践智慧与契机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此外，如果适度概念必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发挥作用，并需要根据情况不断进行定义和重新定义，那么政治家就必须具有实践智慧。在《政治家篇》中，对实践智慧并没有明确的定义，[30]但它似乎是一种特殊的智慧，一种实用的智慧，它的作用类似于伊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智慧。[31]我的观点是，政治家所用的工具是具有修辞性的，其中有些概念是柏拉图早先明确（“得体”和“契机”）或隐含（“需求”）地使用的，与其科学修辞学有关联，有些则没有（“实践智慧”）。

在《高尔吉亚篇》中，对技艺的分类是有特定目的的，即批判和谴责修辞学，以及演说家与智者学派的传统修辞。不管这一分类是否是认真提出的，柏拉图似乎决定对其进行修正，特别是在《斐德罗篇》中引入新的科学修辞学之后，并且在《智者篇》（Sophist）已经系统使用了新的分解方法的情况下。《高尔吉亚篇》中的八种技艺（四种真正技艺和四种拙劣模仿）与《政治家篇》描绘的其他技艺有着不同的地位。修辞学与政治、司法非常接近（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一点），立法也是为政治服务的，理想的政治家应该知道何时制定何种法律。此外，我们还发现，体操、医学和烹饪是政治的附属技艺，这些技艺与农牧、狩猎等其他技艺一起构成了第七组附属技艺，其集合名称为“营养”。[32]自我装饰，即对体操的模仿，并没有明确地提到，这样，它就被列入了第五组技艺，即装饰和娱乐类技艺，这些技艺不是为了严肃的目的而练习的，而仅仅是为了玩耍（παιδιᾶς ἕνεκα）。[33]《高尔吉亚篇》技艺分类中，唯一仍被认为是对技艺的拙劣模仿的，是诡辩。这是现有政治家的“技艺”，他们是最伟大的智者，“因为他们是最伟大的模仿者和骗子”。[34]根据智者学派的观点，他们技艺的主要特点是，虽然它不具备有关任何事物的真正知识，但似乎可以谈论一切。[35]

为了界定真正的政治家，柏拉图必须将其与类似的对手区分开来。在寻找政治家定义的过程中，他采用了分解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开始时以二分法进行，但后来他放弃了二分法，又以非二分法继续进行。[36]这是柏拉图在《政治家篇》中灵活性的表现。他承认，在区分政治的附属技艺时，使用二分法是不容易的。他指出，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必须避免不必要的分法（即必须把它们保持在尽可能少的数量上）。[37]在前面，柏拉图介绍了编织的例子，试图将这门技艺与其他技艺区分开来，这些技艺要么是对编织有贡献的（生产工具供编织使用），要么本身也生产衣服，[38]使用的研究方法是二分法。但是当讨论到政治技艺这一主题本身时，二分法就不再适用了。问题是，柏拉图为什么不再继续使用他已经建立的模式呢？我想，答案就在于，二分法是以排斥的方式进行的，而非二分法则在概念的包容、分组、从属方面提供了一个自由的空间。柏拉图在这里需要的是把各种技艺归纳在一起，分为单纯的贡献性技艺类，[39]以及与政治技艺非常相似的技艺类（即直接作用性技艺），[40]并把所有这些技艺作为政治技艺的从属技艺。看来，非二分式的方法，是柏拉图将存在于城市的所有技艺分类的唯一方法，这些技艺实际上对政治起着支持作用，或显性或隐性地为政治得以和谐地组织提供了基础，要么对城市生活的规范化有着直接的作用，但是所有技艺均在政治技艺控制之下，与其类似但不相同。

此前，柏拉图在讨论度量的技艺时，已经说明了人们可以用两种方式进行划分，“……当一个人遇到具有相似性的一组事物时，应该将事物之间的差异都纳入分类，相反地，对于各种不相似的事物，人们在众多事物中看到它们时，应该寻找出相似性把所有相关的事物纳入分类”。[41]诚然，在《政治家篇》中，柏拉图试图界定什么是真正的政治家，而不管在一个实际的城市中是否能够找得到这样的人。同时，“异邦人和青年苏格拉底所讨论的实际上是我们周围熟悉的世界”，这也是事实。[42]为了应对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我们对聚合与分解进行了区分（两者具有已知的关系，根据这一点，分解的应用，是以聚合的先行功能为前提的），辩证法的两个部分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融合的。柏拉图上述描述的第一部分，是指根据差异划分类别，但第二部分所描述的程序与《斐德罗篇》中的聚合方法并无太多共同之处，这有助于我们通过将一个特定事物（如情欲）与一般观念（狂热）相联系而界定这一特定事物，对这种方式柏拉图并没有进行解释，它是直观的，更是自动的，类似于回忆。[43]在目前的情形中，事物是不同的。哲学家必须依靠观察和比较，并坚持这一点，设法在充满差异的世界，收集所有彼此相关的事物，并将它们放入一个类别中。柏拉图在这里似乎描述了他即将运用的非二分法，这种方法能够成功地应对我们周围的世界。

《高尔吉亚篇》中技艺的分类，采用的就是非二分法。柏拉图在这里表现的灵活的分解方法，当然是为他更大的计划服务的，但同时，他也不失时机地把《高尔吉亚篇》中的所有技艺，不管是真正的还是虚假的，都囊括在内，并且对诡辩术进行了重新界定。我认为，体操、医学和烹饪绝不是偶然地放在一起，并归入第七组贡献性技艺的。第七组技艺包含所有以提供营养或照顾健康的方式、照料身体的技艺。[44]根据柏拉图在这里的描述，与身体有关的技艺，并不像《高尔吉亚篇》中那样构成一个独立于政治之外的技艺类别，而是皆在政治的控制之下。至于它们的名称，柏拉图依然难以确定合适的集合名称，他提出了“营养”这个词，尽管体操和医学似乎并不太符合这个词的描述。这是唯一的柏拉图明确表示无法确定名称的类别。此外，真正的技艺和非真正的技艺之间已经没有了区别。柏拉图似乎认为，在为社会提供实际服务的技艺中，这种区分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所有这些技艺都可以在真正的政治技艺的指导下，以积极或道德的方式加以运用。

我认为，《政治家篇》中新的技艺分类和非二分法的应用，是由柏拉图的需要所决定的，他不仅要把政治家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演说家——明确区分开来，而且要使后者臣服于前者。相信在接下来的论述中，这一点会更加清晰。

给真正的政治技艺下定义，最后一步就是要把它与其最相似的技艺区分开来。柏拉图认为，这一过程类似于寻找黄金，要把与黄金混合在一起的其他珍贵物质去除（303D-305E）。从讨论中可以看出，与政治这一黄金科学混在一起的珍贵物质有三种是与其最相似的。用柏拉图的话来说，“这里包括将军的技艺与法官的技艺，以及具有王者技艺某些特性的讲演术，因为它能说服人们接受正义，从而帮助引导国家事务”。[45]其中，讲演术似乎是最重要的，因为柏拉图在随后的解释中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它。政治技艺的科学是一门高明的科学，因为它掌握着其他技艺（包括与政治关系最密切的三种技艺）是否值得学习，以及应该如何、何时运用其他技艺的知识。正如柏拉图所解释的那样，政治技艺应该控制能够说服人的技艺，即修辞，并且应该能够决定在特定情况下是否需要去说服。在这一点上，他问道：“那么，我们应当把通过讲故事而不是通过讲授来说服众人或暴民的力量归于哪一门科学呢？接下来的回答是这样的：‘我想，很明显，这应该归入修辞的技艺。’”[46]我认为，在这里引用的柏拉图的两段话，说的不是同一件事，他在第一段话中使用了“具有王者技艺某些特性的讲演术”，在第二段话中使用了通过讲故事发挥作用的“修辞”。

在我看来，在第一种情形中，他想到的是自己提出的修辞术语，即《斐德罗篇》中的哲学修辞，哲学修辞与王权并用（理想的政治科学），说服人们接受正义，即教导人们什么是正义，从而有助于驾驭城市之船。我们可以认为，这就是理想的政治家所应该具有的技艺。它与政治技艺是相辅相成的，正是这种技艺，有助于政治家传授关于正义、善良及其对立面的真实可靠的信念。[47]

在第二种情形中，柏拉图似乎在问，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应该分配给哪一门科学才合适？这个任务就是：说服大众。不是采用讲授的方式（因为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而是通过讲故事来说服，这意味着背离真理，采用诉诸情感而非理性的方式。换句话说，如果是在科学的政治技艺和他所说的理想政治家的完全控制之下，柏拉图并不排斥传统修辞的这一方面及其运用。他的意思似乎是说，演说家的这部分修辞技艺可以被采用，并加入到王者技艺或修辞科学。

柏拉图着手界定真正的政治家和政治技艺科学。对话结束后，我们知道，简而言之，真正的政治技艺就是懂得如何把人民的不同利益和相互冲突的倾向，成功地编织为一个和谐整体的技艺。然而，柏拉图运用对话、分解、事例和神话，经过长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政治技艺科学是一门真正的王者技艺，它本身并不直接发挥作用，而是支配着人类社会中具有直接作用的技艺。这是一门至高无上的技艺，知道什么时候才是正确或错误的时间（ἐγκαιρίας τε πέρι καὶ ἀκαιρίας），从而开始和推进国家最重要的措施，而其他技艺则必须按照预先的规定发挥作用。[48]这个定义本身就具有修辞色彩，因为其中肯定了契机概念的核心作用，而且这也与柏拉图几十年前在《高尔吉亚篇》中的话语和思想相呼应。最重要的人类事务（Tὰ μέγιστα τῶν ἀνθρωπείων πραγμάτων）是《高尔吉亚篇》中的修辞主题，按照智者派的说法，[49]在这里变成了最重要的城市事务（τῶν μεγίστων ἐν ταῖς πόλεσιν），用以表示政治的主题。此外，在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中，智者派也曾说过，其他技艺必须做政治家为其规定的事情，但这是从修辞角度而言。他认为，修辞本身实际上包含了所有的力量，意为修辞位于所有其他技艺之上，支配着其他技艺，从而在城市中实现一切。[50]问题是，《政治家篇》中柏拉图的研究接近尾声时，我们仍然能够发现，政治技艺与修辞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政治技艺的定义本身也包含着传统上与修辞密切相关的要素。

我的论点是：柏拉图想要定义真正的政治家。这是有必要的，不仅因为他认为现有的政治家欺骗和误导人民，而且也因为他经历了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种情况，即修辞和政治交织。政治家真正的竞争对手是演说家，因此，柏拉图在《政治家篇》中的主要目的是澄清两者之间的关系。为此，他最终采用了非二分式的分解法。二分法是通过清晰的分解进行的，最终在分解树形结构中得到最后两个分支（例如，在编织技艺的讨论中，最终的胶合技艺被分为加捻和织造两种明显不同的技艺）。然而，在政治领域，即使这种分解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似乎与现实是割裂的。一方面，具有说服力量的修辞在政治中是需要的，不能与之断然分开；另一方面，它应该从属于政治技艺，而不是构成一门具有同等重要性的独立技艺。非二分法的引入，表明柏拉图认识到，实际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需要灵活的方法才能应对，而且修辞与政治之间是无法做明确的切割的。我们必须记住，柏拉图已经提出了他的科学修辞学，以取代传统的修辞学。而且，所有其他技艺（包括修辞）都必须以在政治指导下工作的姿态出现。因此，必须放弃将修辞与政治截然分开的二分法。非二分法将各种技艺拢合在一起，柏拉图以这种方式进行了现实性的描述，同时也恢复了《高尔吉亚篇》中被错误对待的一些技艺的声誉。最终，我们见到了与政治技艺最密切的一类技艺，其中的第一个即是修辞。

柏拉图在《政治家篇》中并没有颠覆性的内容。他认为，与政治技艺最相近的三种技艺，对应于国家，特别是雅典民主制度中的三种基本权力形式：军事权力、司法权力、演说家的权力（演说家们凭借自己的说服能力，掌握了国家的行政权力）。然而，在《政治家篇》中，这三种技艺从属于进行重要决策的政治技艺。至于修辞，它似乎是一门接近政治的技艺，因此也使得它与大多数技艺不同，但它与其他两门技艺似乎有着同样的地位。为了使其在理论上可以接受，并在实践中成为可能，柏拉图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努力：如前所述，他将修辞领域的基本概念、功能转移到了政治领域，并使修辞从属于政治技艺的科学。他直接或间接地挪用了传统修辞学中的元素。“得体”“契机”和“需求”等修辞学概念，通过使修辞从属于政治技艺的科学，最终到了真正的政治家手中。正是因此才产生了对非逻辑手段劝说的接受，以及“实践智慧”（只属于真正的政治家）这一概念，但似乎带有伊索克拉底学派的特征。

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中试图在修辞和政治之间划清界限。在《政治家篇》中，他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修正。真正的政治家是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但他仍然要借助说服的力量，有两种方式：一是在自己的国家里引导演说家，二是自己借助演讲、神话故事和辩证法发挥说服的力量，最终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市面貌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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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迪米特里奥斯·卡拉迪马斯（Dimitrios Karadimas），男，希腊雅典大学副教授。

[2]对于术语πολιτικός（政治家）、 ῥήτωρ（演说家），请见Hansen (1983), pp. 33-55。

[3]Ober (1989), pp. 323-324.

[4]Yunis (1996), p. 28.

[5]Karadimas (1996), p. 235.

[6]Phaedrus 261A-B.

[7]Phaedrus 260 B-C.

[8]例如（参见Ibid., 269D），柏拉图认为，要成为一个好的演说家，必须有天赋（先天能力）、知识和实践；另见269E-270A，他提到所有伟大的技艺都需要辅以对事物本质的哲学讨论和高度思考（因为思想的崇高和全面有效性均来自这一源头），在270B-C与医学进行了比较，随后又进行了讨论（270C-272B）。

[9]M. Lane在她的《柏拉图〈政治家篇〉的方法与政治》（Method and Politics in Plato's Statesman）一书中认为，柏拉图在《政治家篇》中借用了例证的修辞概念，并以更系统和“科学”的方式对其进行了发展。她还发现，柏拉图在其政治学中借用了修辞学上的“契机”概念，即做某事的时间/合适的机会。

[10]Lane (1998), pp. 132-136, 139-145.

[11]见Politicus 305C-D。关于智者学派所说的“契机”请参见Guillamaud (1988), pp. 359-371. Guillamaud, P.,‘L'essence du kairos’, Revue des études anciennes 90, 1988, pp. 359-371。

[12]Politicus 284E。在前文（284D）柏拉图曾解释说，大和小不仅是相互对照的，而且与中庸的标准、与每一事物内在的公正尺度有关。另见283D和284D。对希腊文本进行翻译，福勒进行了些许改动。很多时候，我并没有遵循这种大家都知道的做法。参见Plato, the Statesman, Philebus and Ion,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 N. Fowler and W. R. M. Lamb，Harvard University Presss 1962（LOEB）。

[13]见Δημητρίου (2016), pp. 158-163。

[14]如前所述，“契机”这一概念在第一次智者运动（受到柏拉图的严厉批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成为希腊修辞学的主导概念。“契机”在高尔吉亚及其学生伊索克拉底的修辞学中均居于核心地位，这两位修辞学大师均是柏拉图无法忽视的。参见Poulakos (2002), pp. 89-96，以及Sipiora (2002), pp. 1-22。正如斯基亚帕所写，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某些智者是在修辞学“技术”意义上首先运用“契机”这一术语的人，“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术语是在5世纪后四分之一世纪里，成为一个专业化术语的”。见Schiappa (2003), pp. 71-72。与“契机”相关联的“得体”这一概念，似乎也得到了发展，表示所说的话必须适合听众和场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得体”像“契机”一样，是智者学派修辞的要素，但是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得体”已被确立为一个术语，表示演讲者、雄辩家、智者在实践中所做的选择。“得体”作为术语，出现在高尔吉亚的著作与伊索克拉底的修辞观中。参见Poulakos (1983), pp. 35-48；Schiappa (2003), pp. 73-74。昂特斯坦纳在其关于智者学派的开创性著作中，认为“得体”概念是高尔吉亚提出的，并认为“得体”是“契机”的一个特殊方面。参见Untersteiner (1954), pp. 196-198。第三个概念，“需求”，并不经常与修辞放在一起讨论。该术语通常被译为“所需的”，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一个事实，即这一术语的动词和复数形式（to deon or ta deonta）是一个与“契机”概念有关的修辞术语，主要表示演讲的内容。例如，高尔吉亚（Hel. 2）和伊索克拉底（13.8）就使用了deon这一术语，但是修昔底德使用了ta deonta这一术语。参见Shanke (2007), pp. 157-158。在讨论修昔底德的《米洛斯对话》（5. 84-113）时，麦克劳德这样说：“这恰恰是修辞学家想传授、演说家想展示的力量。ta deonta这一概念很复杂，像修辞本身一样复杂。它有一部分含义是指给出任何特定情况下的必要建议的演讲内容……另一部分含义是指使演讲内容连贯、具有说服力的所有因素”。参见Macleod (1974), p. 385. Macleod, C., “Form and Meaning in the Melian Dialogue”, Historia 23, 1974, pp. 385-400，cf. 385。在《斐德罗篇》（234E，苏格拉底对吕西亚斯演讲的批判）中使用了术语ta deonta，表示必要的内容，对形式与内容作了清晰的区分。根据埃德蒙兹的研究，修昔底德（2. 60.5）中伯里克利的γνῶναι τὰ δέοντα καὶ ἑρμηνεῦσαι ταῦτα也做了同样的区分。参见Edmunds (1975), pp. 166-169。

[15]见Politicus 284A-C。

[16]Ibid., 284A-B.

[17]Ibid., 284C。另见Lane (1998), p. 128。

[18]Politicus 283C, E; 284A-B.

[19]Miller (2004), p. 66.

[20]Ibid., pp. 66-67.

[21]另见Krämer (1959), pp. 161-162; Lane (1998), p. 131; Miller (2004), p. 132, n. 55。

[22]Politicus 286C-D。

[23]Politicus 286E-287A.

[24]Ibid., 286D-E.

[25]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Rhetoric，1408a10-15）中暗示了得体是文体风格的重要优点，然后又进行了详细的讨论（1408a15-1408b24）。然而，提奥夫拉斯图斯提出了文体风格的四特征理论，其中一个就是“得体”。

[26]North (1991), pp. 201-219.

[27]Phaedrus 271D-272B.

[28]Phaedrus 234E-235B.

[29]Politicus 294A-B. 另见297A-B。

[30]另见Rosen，他认为实践智慧和技艺（techne）的关系是对话的主题；Rosen (1995), p. vii。

[31]关于伊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之间的关系，见Wareh（2013）。

[32]Politicus 289A.

[33]Politicus 288C.

[34]Ibid., 291B-E, 303C.

[35]例如，见Sophists 266D-268C。

[36]在探究过程中，首先将科学分为两个部分（258B ff.），一个是实践，一个是理论；理论部分（政治才能属于该部分）又被分为批判性和指导性技艺或科学，等等。经过漫长的二分式分解，最终得出政治家的定义，即拥有相应技能、照料那些服从者的人（276E）。然而，从公元前287年起，使用分解方法，确定与国家相关的其他技艺，并将其与政治技艺进行区分、确定相互关系时，就不再使用二分法了。对于一些试图解释柏拉图这种变化的观点，参见Taylor (1961) p. 224; Dorter (1994), pp. 189-191; Miller (2004), pp. 141-161（他将这种变化与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联系起来）；Sayre (2006), p. 126。

[37]Politicus 287B-C.

[38]Ibid., 281C-E.

[39]他列举了七种单纯的贡献性技艺用以生产：工具、船舶、车辆、防御设施、娱乐、原料、营养品。

[40]这一类别又有七种技艺：与奴隶有关的技艺、商人的技艺、信使与文书的技艺、祭司与先知的技艺、修辞、指挥作战的技艺、司法。

[41]Politicus 285A-B. 我借用了Rowe的翻译，因为我的理解与他对这段话的解释非常接近。另见Rowe（1995），第4—8页。

[42]Rowe (1995), 5.

[43]见Phaedrus 249B-C，265A-266C。

[44]Politicus 288E-289A.“食物，以及其他和身体相关联的技艺，具有使身体保持健康的功能，我们可以说都属于第七类，我们可以将其统称为营养，除非我们有更好的名称。我们将农牧、狩猎、体操、医学和烹饪等技艺归于这一类，比归于政治技艺更为恰当。”

[45]Politicus 303E-304A.

[46]Ibid., 304C-D.

[47]Ibid., 309C-D.

[48]Politicus 305C-D.

[49]Gorgias 451D.

[50]Ibid., 456A-457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