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契合：苗润田孟子与柏拉图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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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润田[*]

摘要：在东、西方思想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孟子与柏拉图思想理论的异同一直是中国学者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孟子和柏拉图在很多问题上有许多“心之所同然”的认识、主张、见解、构想。之所以如此，其中既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既有纯属偶然的“巧合”，也有内在的、思想发展的必然；既与他们所面对的人类共同性、普遍性的问题有关，也与他们面对的大致相同的现实社会问题相联；同时，与他们颇为相似的人生经历、良好的教育、丰富的知识、深刻的洞察力、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社会批判意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及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创新意识密不可分。不同思想家之间有完全不同的思想认识、学术主张是自然而然的，否则，他们就无法在人类思想史上立足，无法成为思想文化的巨人和人类精神的导师；但差异性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孟子与柏拉图思想的比较研究中，既不能离开“同”谈“异”，也不能离开“异”说“同”。

孟子（约前371—前289）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立大学堂——稷下学宫的积极参与者，著名的稷下先生，曾长期活跃在稷下舞台；柏拉图（约前427—前347）是欧洲历史上最早的高等学府——雅典学园（柏拉图学园）的创始人，长期在学园从事教育活动。他们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著名教育家，文化知识的传播者，更是人类精神大觉醒时代的伟大思想家。

近几十年来，在东、西方思想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孟子与柏拉图思想理论的异同一直是中国学者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大家根据各自的学术兴趣、知识背景、价值取向，从各种角度，依据文化比较的共时性、对等性[3]、价值性[4]等基本原则，对孟子与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道德伦理思想等方面的异同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了许多周详、合理的见解；既看到二者在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思维方式与方法等方面的差异，也充分注意到二者在思想认识、学术主张等方面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一研究，不仅深化了人们对孟子和柏拉图思想的理解，而且也从一个侧面进一步加深了对中、西方文化的认识。

这里想要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相隔万水千山，生活在完全不同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没有任何心灵交流与碰撞的两位思想家会有如此多相同、相通的思想？怎样认识这种“心之所同然”的文化现象？

在东、西方思想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学者关于“孟子与柏拉图伦理政治观比较”“孟子与柏拉图政治哲学比较”“孟子与柏拉图‘善’观念的对比”“善的问题：柏拉图和孟子”“求善与体善：柏拉图与孟子”“柏拉图的‘四德说’和孟子的‘四德说’之比较”“柏拉图与孟子美论之比较”“孟子与柏拉图财富观比较”等这样一些比较研究的学术讨论。在讨论中，一个普遍关切的问题就是二者思想的异同，人们惊异地发现，孟子和柏拉图在很多问题上确有许多“心之所同然”的认识、主张、见解、构想。

我们看到，孟子和柏拉图都注意并讨论了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柏拉图有“理念世界”和“可感世界”的二元世界论，前者是由理念组成的、不可被人感知但可为人的理性所把握的理念世界，后者是由个别事物组成、可以为人的感官感知的现象世界，现象世界是理念世界的“分有”“模仿”。这有点像中国哲学家老子、庄子的“道论”、王弼的“以无为本”论以及宋明理学中的“理事”关系论。显然，柏拉图两个世界之分的理论是从人与世界关系的角度、站在人的立场看世界的。孟子则有“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论，认为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上下与天地同流”，即上合天道、下配地德的天人合一之境，其路径乃是“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这也是从人与世界关系的角度、站在人的立场看世界的。

他们都深入思考了人的情感与理性、感性与理性、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问题，都主张知识不假外求。孟子有“良知”天赋论、“求放心”论，柏拉图有“一切研究，一切学习都只不过是回忆”的“回忆”说，都认为人的感官认识和情感欲望不足依凭，而崇尚心灵的最高认识作用、追求精神的无上快乐。孟子有“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和“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说；柏拉图有“灵魂在取得人形以前，就早已在肉体以外存在着，并且有着知识”，只是在灵魂投生到人体时受到肉体的玷污暂时忘记了；人出生后通过使用各种感觉官能并在与其他事物的交互作用中得到启发，便逐渐回忆起和这些事物相类似的知识。因此，知识是先在的，学习的过程就是“恢复我们固有的知识”（《斐多篇》）。柏拉图认为，虽然感觉可以唤起人们心中已经忘记了的理念知识，但感觉不是知识，并且心灵在利用感官时会陷入混乱、迷惑的状态，只有摆脱感官的干扰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如果我们要想获得关于某事物的纯粹的知识，我们就必须摆脱肉体，由灵魂本身来对事物本身进行沉思。”（同上）真正的快乐不是肉体、情感欲望的满足，而是对理念世界的把握。

他们都注意并讨论了现存社会制度的合理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理想国家的构想。孟子有“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孟子·梁惠王上》）的理想社会蓝图。柏拉图有“理想国”的预设。他们都强调社会分工的必要性、合理性、重要性。在他们看来，单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不能同时兼具百工之能，然而人的生存却有着各种各样的需要，为解决多样需求和个人能力有限之间的矛盾，社会的分工和交换不可避免。“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具。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孟子）“在我看来，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在于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一个人达到自足，我们需要许多东西”，“因此我们每个人为了各种需要，招来各种各样的人，由于需要许多东西，我们邀集许多人住在一起，作为伙伴和助手，这个公共住宅区，我们叫它城邦”；“城邦中的劳动者必须有明确的分工，并且一人擅长一种技能，劳动者应积极工作，工作必须认认真真，不能马虎从事”。（柏拉图）他们都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经地义。“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当神在铸造人的时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公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但是又由于同属一类，虽则父子天赋相承，有时不免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错综变化，不一而足。所以上天给统治者的第一条乃至最重要的命令就是要他们更好地守卫后代且极端注意在后代灵魂深处混合的究竟是哪一种金属。如果他们自己的后代灵魂掺杂了铜铁，他们不应怜悯他，而应给予他符合其天赋的位置，将他逐出护国者行列，让其进入技工或是公民的行列。反之，如果铜铁的父母生出了金银的后代，统治者们必须给予他荣誉并将他提升上来，让其加入统治者或者护国者的行列。须知，神谕曾经说过‘铜铁当道，国破家亡’。”（柏拉图）

他们都注重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都高度重视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理想人格的塑造问题；都讨论了人与动物的差别（人禽之辨）问题，真、善、美的关系问题。孟子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即真），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将真善美并提的理论。柏拉图说：“真理和知识都是美的，但善的理念比这两者更美。”（《理想国》）“凡善的事物都是美的”（《蒂迈欧篇》）。什么是真、善、美？三者的关系如何？显然，他们对此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所以人们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孟子和柏拉图之所思、所想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有鉴于本文所求解的是孟子和柏拉图何以“心之所同然”，因此，这里不拟对于他们“心之所同然者”做更为详尽的分述。

一个著名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和一位著名的西方古代思想家在思想理论上有差异一点也不令人感到奇怪，让人感到惊异的是他们在思想认识上为什么会有许许多多相同、相通之处？怎样认识这种“心之所同然”的文化现象？他们在思想理论上“有意义的巧合”是纯属偶然的吗？

在我看来，孟子和柏拉图之所以有许多“心之所同然者”，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既有纯属偶然的“巧合”，也有内在的、思想发展的必然。

孟子和柏拉图之所以有“心之所同然者”，从根本上说是时代使然，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首先，孟子和柏拉图在“轴心时代”面对了人类共同性、普遍性的问题。人类在其发展中始终存在着一些具有普遍性、共同性的问题——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物质需要与精神追求、情感与理性、知与行、现实与理想的问题，社会的治乱安危、战争与和平、公平与正义、善与恶、美与丑、是与非、历史与未来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不分东西南北、古今中外，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所面对的一些具有共同性、普遍性的问题，是任何思想家所必须面对、思考的问题。孟子与柏拉图当然也要面对、思考这些问题。因而，我们看到他们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理论自觉，对这些问题都做出了自己深入的思考和理论说明。

其次，孟子与柏拉图都生于乱世，面对了大致相同的现实社会问题。我们知道，柏拉图所处的时代正是雅典盛极而衰的多事之秋。希波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雅典繁荣的基础。希波战争以后，雅典成为希腊的霸主，战后的雅典无论在经济、文化、军事上都空前强盛。但是，这种强盛局面随着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而走向衰败。伯罗奔尼撒战争打乱了希腊城邦原有的秩序，战后的雅典经济衰退，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日趋激烈、尖锐，传统的社会道德伦理准则和信仰都濒于解体，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特别是社会政治领域，僭主制、寡头制、民主制等统治形式在不断更替中充分暴露各自的政治缺陷，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探寻社会发展的新出路，建构一种超越既有统治形式、正义和平等的“理想政治”，成为时代的课题和社会的理论需求。孟子所处的战国中期，群雄割据、诸侯纷争，“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刘向《战国策》）各国诸侯争城夺地，“以攻伐为贤”，当权者们为满足自己的私欲“糜烂（毁伤；摧残）其民而战之”“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孟子·尽心下》），以至于出现了“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的悲惨景况。在那个战乱不已的年代，庶民百姓“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孟子·滕文公下》），“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权贵们则“庖有肥肉，厩有肥马”（同上），过着极度腐朽的生活。结束兼并战争，重建社会秩序，建立一个公平、公道、安定、祥和的社会，成为人民的强烈愿望。这种现实的社会状况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社会向何处发展？现实社会、现实政治是否具有合理性？怎样的社会才是理想的社会？人们应该具有怎样的道德面貌、道德风尚、道德追求？领导国家的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社会如何分工、国家如何治理、经济如何发展？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不同群体间、国家间的关系？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孟子的“王道”社会理想理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是他们为了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而发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们的思想理论是时代的产物，是社会发展需要的产物，其间具有一定的共同性、相似性，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www.xing528.com)

孟子和柏拉图之所以“心之所同然”，与他们颇为相似的人生经历也是密不可分的。

首先，他们都是贵族的后裔。孟子本是春秋时期鲁国国君鲁桓公的庶长子公子庆父的后代，其八世祖孟僖子与孔子同时，曾任春秋后期鲁国的司空。齐宣公四十八年（前408），齐国攻破了孟孙氏的食邑郕城（春秋鲁孟氏邑，在今山东宁阳东北），孟孙氏子孙遂分散开来。孟子的祖先从鲁国迁居到临近的邹国，于是孟子也就成了邹人。所以，认真追究起来，孟子也是贵族的后裔，只是他三岁丧父，家境贫寒，在孟母含辛茹苦的抚养下长大成人。柏拉图出生于雅典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雅典历史上最后一个君主科德罗斯的后裔；他母亲的家族中曾经有两位先人担任雅典的执政官。不过，同孟子一样，柏拉图幼年时生父就去世了，只是柏拉图的贵族式的家庭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依然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柏拉图之所以认可贵族制政体或许与其作为贵族的后裔有关，孟子的仁政学说、民贵君轻思想其实也是站在“君”的角度、贵族的立场看问题的。

其次，他们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孟子在青少年时期即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的母亲仉氏知书达理，以教子有方著称，是孟子的第一任老师。孟母的“三迁择邻”“断机教子”等脍炙人口的故事，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妇孺皆知的历史佳话。史书上说，孟母曾教导孟子说：“夫礼，将入门，问孰存，所以致敬也。将上堂，声心扬，所以戒人也。将入户，视必下，所以恐见人过也。今汝往燕私之处，入户不有声，令人袒而在内，踞而视之，是汝非礼也，非妇无礼也。”（《列女传》）从中可以看出，孟母对传统的礼乐文化多有认识，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正是在这样一位知识女性的精心呵护、教育下，年少的孟子得以健康成长。后来，孟子受业于孔子孙子子思的门人，学习儒家学说。孟子在谈到自己的师承关系时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他告诉我们：自己虽然无缘入孔门听孔子教诲，但就学于多位孔学传人，读了许多《论语》类的书，精研孔子之道。他曾立下宏愿：“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我们从《孟子》七篇中看到，孟子在论述自己的思想理论时，经常引用“孔子曰”“仲尼曰”，致力于“述仲尼之意”（《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在“孔子之道不著”“邪说诬民，充塞仁义”的思想背景下高扬孔子的旗帜，勇于“闲先圣之道”“放淫辞，邪说不得作”（《孟子·滕文公下》）。同时，孟子在建构思想体系的过程中，还大量引用《诗》《书》《春秋》等经典文献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显然，熟悉经典文献、了悟孔子思想的精髓都得益于孟子所受到的良好教育，这为其传承孔子之道、对孔子思想做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构适应时代需要的儒学思想体系，对新的社会和人生问题给予充分的理论说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柏拉图在青少年时代也受过很好的文化教育，特别是在文学和数学方面。他曾跟随克拉底鲁，钻研过赫拉克利特的学说，又研究过爱利亚学派和毕达哥拉斯派的学说，跟智者也有广泛的交往。大约在20岁时，他师从苏格拉底，忠实地跟随苏格拉底学习达八年之久。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主派处死后，柏拉图和其他一些苏氏子弟离开雅典，周游各地。他先投奔麦加拉城的欧几里得（Euclid），后者也是苏格拉底的弟子，在麦加拉创立学派，将苏格拉底的学说和爱利亚学派的学说结合。柏拉图在这里又进一步接受了爱利亚学派的影垧。不久，他又到非洲的昔勒尼，就教于昔勒尼派的著名数学家德奥多罗。据说柏拉图还到过埃及，在那里学习天文学，考察过埃及的制度和文物。后来，他又到意大利，结识了一批毕达哥拉斯派的学者，汲取了不少毕达哥拉斯派的思想。这样的为学经历为柏拉图创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再次，他们都周游列国，积极从事政治和教育活动。柏拉图于公元前399年离开雅典，先后到过麦加拉、埃及、昔勒尼、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等地，到公元前387年才返回雅典。他在游历中考察了各地的政治、法律、宗教等制度，研究了数学、天文、力学、音乐等理论和各种哲学学派的学说。在这样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柏拉图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说，以及对改革社会制度的见解。他曾经有三次西西里之行，渴望把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诸现实，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只好把全部心血和精力投入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成名后的孟子吸引了众多门生弟子，在“诸侯并争，厚招游学”的社会背景下，抱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的宏图大愿，带着一群学生，“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游走宋、鲁、邹、齐、楚、滕、魏等诸侯国间，“上说下教”，积极推行他的“王道”理想。虽然各国君主给予孟子很高的礼遇，但都认为他的主张“迂远而阔于事情”，理想主义的色彩过于浓厚，不合“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现实要求，因而他始终也没有得到施展“平治天下”抱负的机会。所以，四处奔波了一生的孟子，晚年又回归故里，在学生的帮助下对自己的思想理论进行系统总结，著成《孟子》一书。

最后，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和理论创新意识。孟子和柏拉图都高度关注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问题，高度关注人类所面对的一般性、普遍性问题，包括社会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理想国”的预设。“仁政”思想的提出，可以说既是孟子与柏拉图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也是他们“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体现。同时，也充分反映了他们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和理论创新意识。孟子和柏拉图既是理想主义者，也是现实主义者。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孟子面对这种残酷的你争我夺，面对弱肉强食的互相兼并，没有像“纵横家”之流那样热衷个人名利，而是高扬孔子的仁学思想，背负起时代使命，奔走天下，反对兼并战争，揭露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广泛宣传其以“仁政”为本的“王道”理想。在孟子看来，只有行“仁政”、走“王道”之路才能解决当下的社会问题，才能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柏拉图激烈地抨击当时希腊的各种政体，认为“一切现存的国家都治理得不好，他们的政制，若不采取剧烈的措施和很好的机遇是不能改革的”（《第七封信》）。通过对贵族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和僭主政体的考察研究，他以理念论为基础，以正义为核心，勾画了一幅真、善、美相统一的理想国家蓝图，认为只有在“理想国”才能真正实现正义。

概言之，孟子和柏拉图面对了人类共同性、普遍性问题，面对了大致相同的现实社会问题，有着颇为相似的人生经历，都得到了良好的教育，都具有丰富的知识，都有着深刻的洞察力，都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社会批判意识，都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都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创新意识。这些方面既是孟子与柏拉图建构自己思想体系的背景、条件，也是使他们在思想认识上有许许多多相同、相通之处的原因所在。

有学者认为：“我国学术界在对孟子与柏拉图理想政治做比较时，识其相同者多，而窥其相异者稀。”[5]然笔者以为，相同乃表面现象，相异才是本质所在。在我看来，大家在孟子与柏拉图的思想与理想政治理念的比较研究中，既看到了它们具有相同性和相通性的“表象”，也充分注意到了其间的“本质”差异，不仅不存在“识其相同者多，而窥其相异者稀”的现象，而且论其相异之处者远远多于相同、相似说。其实，不同思想家之间有完全不同的思想认识、学术主张是自然而然的，否则，他们就无法在人类思想史上立足，无法成为思想文化的巨人和人类精神的导师，孔子与孟子是如此，苏格拉底与柏拉图是如此，孔子与苏格拉底是如此，孟子与柏拉图是如此，其他的中国思想家、西方思想家也是如此。可以说，任何一个在人类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思想家概莫能外，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对宇宙、人生、社会都有自己的洞见，他们的思想理论具有独特性、自成一体性，从而为人类思想的发展做出了有别于他者的创造性、开拓性贡献。

说到差异性，不仅不同的思想家之间的差异是无法否定的客观存在，即便是同一个思想家在其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也有前期和后期、早期和晚期的区别。孔子在谈到自己的心路历程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我们将孔子的这一自述反推回去便是：他70岁之前还未达到能随心所欲而不越出规矩的精神境界，60岁之前还不能正确对待各种言论，50岁之前还没有弄懂什么是天命、如何对待天命，40岁之前还经常为外界事物所迷惑……显然，孔子的思想发展是分阶段的，是随着知识的增长、人生经验的丰富、认识能力的提高而不断升华的，有前期和后期、早期和晚期的区别。不仅如此，即便对同一个问题，孔子也会秉持其因材施教的教育教学原则，因人、因事、因时、因地给予不同说明，如其关于“仁”的解释就是如此。这体现了孔子思想认识的“理一分殊”性。在西方思想史的研究中，人们通常把柏拉图的思想发展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早期的柏拉图思想被称为苏格拉底对话时期，是柏拉图思想的酝酿、形成阶段，《申辩篇》《克里托篇》《吕西斯篇》即是他这个时期的作品；《理想国》《斐德罗篇》等是柏拉图思想的成熟期（中期）的著作；后期则是他对自己前期思想进行修正和补充的时期，“理念结合论”即是对前期理念论的理念的绝对纯粹性和不矛盾性思想的修正。孟子思想的发展也同样是分阶段的，其前期和后期思想也有一定的差异。“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孟子·公孙丑上》）公孙丑是孟子的学生，他问老师：如果让您担任齐国的卿相，实行您的主张，那么即使因此而建立了霸业或王业，也不必感到奇怪了。如果这样，您动心不动心呢？孟子回答得很干脆：不，我40岁时就对这样的事情不动心了。这说明，孟子在40岁之前对功名利禄还是很看重的，但40岁之后他的人生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不只是抱着平常心来看待名利，而且完全不计个人名利得失，自觉背负起时代使命，全身心地投入到推行他的“王道”理想和“道拯天下之溺”的伟大事业。所以，他在回答梁惠王“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问题时，明确指出：“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这既是孟子对梁惠王的说辞，也是他人生价值理念的充分显现。有趣的是，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也表达了大致相同的意思：“你难道不晓得贪图名利被视为可耻，事实上也的确可耻吗？……一个真正的治国者追求的不是他自己的利益，而是老百姓的利益。”“在任何政府，一个统治者，当他是统治者的时候，他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属下老百姓的利益，他的一言一行都应为了老百姓的利益。”（《理想国》）先贤的这种前、后思想的差异性，思想发展的阶段性，是合乎人的认识发展一般规律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差异无人不有，无处不在。

问题在于：不同思想家之间、同一思想家的不同思想发展阶段之间，除了差异性还有非差异性吗？孟子在谈到人的心性问题时指出：“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孟子·告子上》）人的嘴巴对于味道，有相同的嗜好；耳朵对于声音，有相同的听觉；眼睛对于容色，有相同的美感。说到人的内心，难道就没有相同的地方吗？显然不是。既然不同的人类个体在感性知觉方面有大致相同的感受、嗜好，那么，人的内心世界也必定有相同之处；正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合情合理的事，大家的想法、认识也会相同。显然，孟子在这里所探求和说明的是“异”中之“同”问题，所以他又说：“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同上）凡是同类的事物，大体相同，为什么单单对人要怀疑呢，对人的心性的相同性要怀疑呢？借助于孟子的这种推理方式，我们可以说，同一思想家的不同思想发展阶段之间，除了差异性还有非差异性，“异”中有“同”，而不同思想家“英雄所见略同”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与孟子同时或稍后一点的墨家学者说：“同异交得放〔仿〕有无。”（《墨子·经上》）同、异相反相成，就像有、无这对概念，它们既相排斥，又相互规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就是说，人们在研究事物的“同”“异”问题时，既不能离开“同”说“异”，也不能离开“异”说“同”；只有在同与异的相互连接上谈“异”说“同”才是客观的、合理的，也才能说清“异”或“同”。柏拉图对“同”“异”关系问题多有研究，他不赞同爱利亚学派把二者绝对对立的观点，认为它们既是相互矛盾的也是统一的，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连接，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困难而又真实的工作在于揭示另一物就是这同一物，而这同一物也就是另一物，并且是在同样的观点之下”（柏拉图《智者篇》）。实际上，当我们在谈论不同思想家之间的差异性问题时，已经这样或那样地把他们的差异性框定在具有相同性或相通性的思想基础上，即便是着力凸显“孟子与柏拉图理想政治区别”的论说也是如此。不难理解，在“孟子与柏拉图理想政治的区别”论题中，孟子和柏拉图都对现实政治极度不满（因为“理想”是对现实不满的产物，是对现实的否定、超越），都有自己的“理想政治”蓝图，都试图建构一种超越现实政治的“理想政治”，只是孟子与柏拉图的“理想政治”有所区别而已。可见，我们无法离开“同”谈“异”，当然也无法离开“异”来说“同”。那么，在对孟子与柏拉图思想的比较研究中，在对二者的思想差异有了一个基本认识的基础上，求其“同”也就是必要的、合理的。

[1]2000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希腊欧中关系发展协会合作，在北京、曲阜两地举办了中国与希腊古典哲学研讨会。笔者当时担任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院长一职，按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要求在曲阜组织部分师生与会，并在会上做了“论孔子与苏格拉底哲学思想的异同”发言（收在《解构与传承》一书中）。本文所讨论的孟子和柏拉图何以“心之所同然”问题，可以说是“孔子与苏格拉底哲学思想异同”问题研究的接续。

[*]作者苗润田，男，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3]“对等性”主要是指文化的平等观，亦即非文化中心主义。文化中心主义就是以自己的文化或自己认同的文化为评价尺度而贬低、排斥其他文化的错误倾向，如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等。

[4]以有益于社会的健康发展为尺度。

[5]周春生：《孟子与柏拉图理想政治的区别》，《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