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政治哲学比较研究

艾琳娜·埃弗拉米多[*]

摘要：孟子和柏拉图都生活在“轴心时代”，这个时期正好是中国的战国时期。孟子、柏拉图这两位思想家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以毕生的精力继承了各自的老师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思想，还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发展，由此，人们尊称孟子为“亚圣”，尊称柏拉图为西方第一位哲学家。两人都曾周游各地，试图寻找一位可以指导的明君统治者。他们都与教育机构产生了直接关系：孟子曾在稷下学宫教学一段时间，而柏拉图则在雅典成立了柏拉图学园，这是西方世界的第一个哲学教育机构。本文将对两位思想家的政治哲学进行研究和探讨。孟子主张仁政和王道，即以仁（ren）为本的王道。与孔子相比，孟子赋予了“仁”更广泛的内涵。柏拉图的理想国基于其高尚的美德（阿加顿，αγαθόν），并由哲人王来进行统治。孟子的政治哲学源于他的道德哲学，而政治行为受制于道德判断。人类的情感是基于他的道德理论，而智力思维则显得微不足道。对于柏拉图来说，他也将权力与道德结合，理智统辖灵魂的其他部分，即对精神和激情进行统治，而他推崇的贤能将通过理性和美德来实施自己的统治。他的美德“阿加顿”则是真理和知识的源泉，位于理念的世界；因此，他需要构建一个完整的思想系统，即理念的思想世界，并强调它的独特价值。

孟子（前371—前289）和柏拉图（前427—前347）都生活在“轴心时代”（前8—前3世纪），与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前475—前221）相对应。战国时期，各国不断发生冲突和激烈战争。由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柏拉图时代的希腊也存在冲突和政治混乱。几十年后，腓力二世在喀罗尼亚战役（前338）的胜利是希腊历史上的转折点；马其顿人实现了对希腊各城邦的霸权统治，大帝国时代开始了。

孟子和柏拉图这两位思想家还有更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发展了自己毕生尊其为大师的思想，分别是孔子和苏格拉底。他们重新诠释和进一步发展了两位先贤的思想，从而孟子被尊为“亚圣”（仅次于孔子），柏拉图被认为是西方第一位哲学家。此外，他们必须面对他们认为危险的想法和思潮。孟子的主要反对者是杨朱（个人主义和自私主义）和墨子（理性的功利主义），而柏拉图的反对者是诡辩家。两人都四处奔走，寻找一位能够听从他们指引的统治者。他们都与教育机构产生密切的联系。孟子曾在稷下学宫任教过一段时间，柏拉图则在雅典创立柏拉图学园，这是西方世界第一个哲学教育机构。

本文将探讨这两位思想家的政治哲学，旨在对二者进行研究。一方面，孟子提出了“仁政王道”学说，即以仁政为王道。与孔子以前的理念相比，孟子给这个说法赋予了更广泛的含义，所以它很难用西方语言翻译。另一方面，柏拉图的理想国基于优良的美德——善，并由哲人王管理统治。王道和哲人王分别是他们的政治体系的顶点成就。他们都提出了一种政治治理模式，这个模式通过强调那些在未来行使政治权力的人的精神来界定。道德和知识是他们选择的首要条件。遗传、权力和财富都不是参与政治统治的标准。

柏拉图认为，美德是由智慧、勇气、节制和正义这四种美德构成的。孟子也有类似的划分。他区分了仁、义、礼、智四种基本美德，称之为“四端”，从而将人类与禽兽区别开来，构成了孟子所谓的人性。其中，“仁”是最重要的道德概念，之前由孔子提出，孟子赋予了其更广泛的意义。“仁”（人性、善良、仁慈）这个词在西方语言中很难找到准确对应的词，它表明我们的“人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我们与他人的关系而获得。[2]仁是“包罗万象的美德”[3]；它“象征着人性在其最普遍和最高程度完美状态中的整体表现”[4]。对于孔子来说，仁居于首位，与礼（即礼仪规则和社会行为规范）是密不可分的。[5]

然而，孟子在儒家的道德世界观中引入了一个根本性的创新：他降低了礼的作用，提高了义的作用。义（正直、正义、公平）是“适合或应当去做的事情”[6]。柏拉图的正义是“做自己的事，而不是做一个好管闲事的人”（433a）[7]。对于雅典哲学家来说，正义是《理想国》一书中辩论的核心主题，如它的副标题（《关于正义》）所暗示的那样。孟子在他的书中有一段很有名的话，讲的是一个人看到一个孩子将要掉进井里（和这个人会感到的恐惧和沮丧），然后评论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2A-6）[8]

斯卡帕里认为，羞耻感“简而言之，起初只是凭直觉，认为有些行为违背了道德，是人的尊严绝对不能接受的蒙羞”[9]。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伦理上恰当的行为。在孟子看来，仁是“人心也”，义是“人路也”。学习的目的就是“求其放心而已矣”（6A-11）。换言之，人的先天能力的发展，要通过适当教育持续终生，最终达到美德（仁），在这里等同于心（内心/意识），因为在孟子看来，心具有内涵、认知和情感的意义。因此，孟子提出了一种关于人性的理论，这种理论基于人性本善的假设，即道德是人与生俱来的；也就是说，我们身上有道德倾向，但它们向善或恶的发展取决于我们的道德教育（然而，我们没有关于他教学系统的信息）。仁和义属于人的内部，而礼属于外在。孟子的理论使我们想起柏拉图的回忆说或灵魂回忆说，根据这个理论，在出生前我们就拥有知识，只是在出生那一刻忘记了，所以我们要通过学习回忆起来。孟子认为，每个有德行的人都可以“把仁付诸实践”（3A-4）。一个统治者如果以仁政治国，以尧舜（来自理想化的过去）为榜样，就会实现王道，“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2A-1）。因此，一个真正的王是“一个被全中国接受了的最高统治者，不是靠武力而是靠仁政统治”[10]。的确，理想的统治者是一位仁慈的君主，将道德价值放在实用价值之上。孟子相信，应当从道德方面巩固王道优势，人们才会自发地响应。因此，在理想的国家，统治者通过自己的道德优势来进行统治，从而保证臣民的忠诚。

柏拉图的统治者也靠德治，但没有来自过去的指导。在他的政治计划中，善之所以成为最终目标，是它对完善人类道德和承担政府责任具有重大意义。善是真理和知识的源泉（508e-3-4），柏拉图通过将它和太阳进行类比来解释它是什么（507c-509b）——太阳让我们用眼睛看到可见的物体，善让我们用智慧看到无形的物体（形式）。因此，达到善和真，意味着从黑暗上升到光明，阐明存在的本质。每一种知识和科学都建立在善的基础上，善被定义为本体论真理的领域。

在此背景下，柏拉图详细地描述了他认为适合“终极教学”（505a-2）的监护人教育，确切地说，是“善”的理念。知道了这种理念，一个人就有能力冥想道德问题和人类生活（505a-b），但这也迫使他回归洞穴和阴影世界。柏拉图把他的教育和思想都归功于国家机构，因此，他必须回到人民的琐事中去（517b-e，519c），并将参与政治作为某种“必要的”（540b-5）事。因而，获得知识和美德是承担政治责任的前提条件。这是一种绝对的知识，而不是放在某个特定的历史现实中；它是理念的知识，它依赖国家道德和社会改革计划的实现。为了支持他的理念，柏拉图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体系，并对其价值进行辩护。因而，他建构了概念上的理念世界，也是善的所在。然而，只有具有德行的灵魂才能通过从生成世界向存在世界转化时观察到它，这正是哲学家的灵魂。孟子与柏拉图不同，在他看来，灵魂与肉体没有什么区别；也没有其他诸如存在与生成、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情感以及人与本性的区别——人是一个有机整体。

与柏拉图不同的是，孟子并不把所有的美德都等同于知识（认识论）。在他看来，知识就是关于道德问题的知识；智力思维是微不足道的。的确，当谈到思维，他想到的是道德思维和道德责任（7A-15），即爱父母、尊敬长辈、履行礼仪。此外，孟子的王道仁政“必须建立在健全的经济基础之上”[11]（按照井田制度平均分配土地）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基础上（7B-14），若君主无道，人民甚至有权推翻其统治。

此外，在孟子看来并没有通向真理的理念，智者也不可能拥有所有的理念，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哲学的他者，只是去唤醒。[12]每一个“理念”和“真理”（一个被西方世界翻译的概念）都导致片面的认识，从而只能看到世界的一面。然而在中国，万物是一个整体，被包含在它的对立面之中。智者关心的是整体，是对普遍性的思考。

孟子远离任何理论设想和形而上学思想，专注于道德和现实生活的问题，以便建立正确治理国家的规则。正如劳尔（Lau）指出的：“中国古代思想家都把政治看成道德的一个分支。”[13]因而，孟子的政治哲学源自他的道德哲学。“统治者的政治行动与其他任何行动一样，都要受到道德评判。”[14]政治的道德基础甚至可以在战争中看到，因为只有“正义的”战争是有正当理由的（7B-2）。如前所述，根据孟子的道德理论，没有智力思维，只有人类情感。与之相反，柏拉图认为理性支配着灵魂的其他部分（精神和激情），他心目中的哲学家将通过理性和美德来统治国家。换句话说，孟子“在人类情感的基础上建立了伦理理论”[15]，而柏拉图在人类理性基础上建立了道德原则。

孟子的治国之道与柏拉图的治国之道还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对家庭的立场不同。柏拉图提出废除家庭，以卫国者代之，并通过“神圣婚姻”（458e-3）部分取代其职能。这位雅典哲学家旨在避免效忠于家庭与效忠于国家之间的最终冲突，并促使卫国者献身于其社会职能。反之，孟子曰：“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4A-28）

根据儒家传统，家庭是基本的社会群体，其结构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模式。道德美德首先是在家庭内培养的，而后在国家内部得到发展和表达，国家被认为是家庭的延伸。以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为模型，建立国家成员之间的关系；父子关系对应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统治者的形象被映射为一个慈爱、关心孩子的好父亲形象。因此，与基本美德不同的是，孝不仅体现在家庭内部，还表现在对国家的感情上。

综上所述，孟子和柏拉图都以德为治国之本；为了更好地执政，君主应该是贤明、睿智的。真正的王是理想化的君主，如柏拉图所说的哲人王一样。孟子关于仁政王道的构想从未成为现实；同样，柏拉图有关哲人王和正义国家的愿景也并未实现。然而，《孟子》成为儒家思想的经典文本和科举取仕的必修课程，《孟子》被认为是“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16]的典籍。柏拉图的《理想国》则促成了一场“道德理论的革命……，使人们对正确的生活方式的看法发生了转变，这一转变极具影响力”[17]。正如安纳斯所指出的，在柏拉图之后，哲学要么是柏拉图式的，要么是反柏拉图式的。

[*]作者艾琳娜·埃弗拉米多（Elena Avramidou），女，北京大学副教授。(www.xing528.com)

[2]Anne Cheng, Storia del pensiero cinese, Torino, Einaudi, 2000, Vol. 1, p. 52.

[3]Tu Wei-Ming, Confucian Thought: Selfhood a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5, p. 85.

[4]Ibid., p. 87.

[5]Ibid., p. 89.

[6]Kwong-loi Shun, Mencius and Early Chinese Though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56.

[7]P. Shorey, Plato Republic,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 Heinemann Ltd., 1969 (subsequent references to the same text).

[8]Mencius, An Online Teaching Translation by Robert Eno, Version 1.0, May 2016, http://www.indiana.edu/~p374/Mengzi.pdf (subsequent references to the same text).

[9]M. Scarpari, La concezione della natura umana in Confucio e Mencio, Cafoscarina, Venezia, 1991, p. 129.

[10]A. Walley, Three Ways of Thought in China, Doubleday & Company, New York, 1956, p. 89.

[11]Fung Yu-Lan,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58, p. 75.

[12]F. Jullien, Un Sage est sans idée, ou l'autre de la philosophie, Paris, Seuil, 1998.

[13]D. C. Lau, Menciu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1984, p. xiii. D.C. Lau, ibid, p. xiii.

[14]Ibid.

[15]JeeLoo Liu,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hilosophy, Blackwell Publishing, Oxford, 2006, p. 85.

[16]Fung Yu-Lan,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58, p. 74.

[17]J. Annas, An Introduction to Plato's Republic,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81, p.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