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比较研究成果

邱文山[*]

摘要：古代东方的稷下学宫和西方的雅典学园是东、西方文化的重要策源地，在东、西方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且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试从稷下学宫与雅典学园二者所处的地理环境、二者产生的历史渊源、二者产生的经济与政治环境以及二者产生的文化氛围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

古代东方的稷下学宫和西方的雅典学园是东、西方文化的重要策源地，它们所存续的时期，正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人类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轴心时代”。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指出：公元前800—前200年，尤其是公元前600—前3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2000多年以前，稷下学宫和雅典学园引领了东、西方文明的发展，在东、西方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且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试从稷下学宫与雅典学园产生的历史背景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对当今东、西方文化的研究提供借鉴。

对于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指出：“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2]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文化创造的客观基础。地理环境包括宇宙的、气象的、地质的、水文的、生物的等诸多成分。这些成分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石。地理环境绝不是文化的消极衬托物。自从人的因素渗入地理环境之后，地理环境已成为文化机体的组成部分，成为锻冶文化合金的重要因素。

“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一语道出了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是在古代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早在远古时期的夏、商、周三代，我们的先民就在黄河中下游建都立国，一直到封建社会后期的元、明、清三朝，黄河中下游仍旧是中华民族的中心活动区域。当然，中华文化的策源地绝不仅限于黄河流域。根据考古资料，在长江、淮河、珠江，乃至辽河、云南等地，也都发现有早期人类活动的遗迹。

古代东方的稷下学宫位于黄河下游的齐都临淄。齐国是公元前11世纪西周分封时首封于东方的重要诸侯国，开国之初的疆域大致是：东临淄河，西至今济南市的章丘，南到今淄博市博山区以北，北至今东营市的广饶、滨州市的博兴一带。到周成王时，封地有所增益。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周代齐国的地势是南高北低。南边主要是山区，有山东第四高峰的鲁山，海拔1108米；有十几座海拔800—1000米的山，其余的山均海拔较低；高高低低的山连在一起，形成了丘陵。东边和西边有南北走向的低山脉，由南向北海拔逐渐降低，形成了近似于簸箕形状的地理形势。北边是大海。靠近大海的是盐碱严重的沼泽地。而在丘陵和盐碱地之间，则是平原。这块平原呈南高北低的倾斜状，南部的海拔高度在50—60米，北部的海拔高度则在7—13米，南北落差较大。

古代齐国的水利资源比较丰富。比较大的河流自西向东有济水（小清河）、袁水（孝妇河）、德汇水（东猪龙河）、溡水（乌河）、淄水，后又有沵河、潍河、大沽河等。由于齐地地势南高北低，河流皆发源于南部山区而向北直接或间接地流入渤海。齐国境内湖泊众多。北部和西北部有大面积的湖泊，如处于今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境内的清水泊，今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与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交界处的马踏湖，和齐都临淄的距离都在50里左右。

总之，古代齐国疆域内多山，山中有丰富的矿产和林木资源；有海洋、湖泊和大大小小的河流，具有丰富的渔盐资源和便利的交通条件；有平原，可以种植五谷。但是，齐国的平原面积相对狭小，而且土地盐碱化严重，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不少典籍对齐国的这种情形都有所记载。《史记·货殖列传》曰：“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汉书·地理志》云：“齐地负海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盐铁论·轻重》则有“昔太公封于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的记载。在这样的生态环境生存与生活，就必须适应这样的客观条件，开国之君姜太公在这样的环境立国，也就必然会形成相应的文化。

从气候方面看：中国北部属于温带，秦岭—淮河以北为以小麦、粟米为主要作物的旱地农业区，在生产方式上，这与秦岭—淮河以南以稻米为主要作物的水田农业区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东部温润多雨，西部则寒冷少雨，形成了东部为农耕区、西部为畜牧区的产业格局。

作为西周重要诸侯国之一的古代齐国，从地势、地形方面看，与今天当无多大差别。从气候方面看，虽有差异，但亦不大。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曾指出：中原一带，自仰韶文化至西周初年，气候温暖、动植物繁盛；当时的年平均气温略高于现在，约高2℃，而1月的温度比现在高3—5℃。[3]从古代典籍的记载来看：西周、春秋时期，黄河中下游一带还有梅、竹等亚热带植物生存。《诗经·卫风·淇奥》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瞻彼淇奥，绿竹青青。”到战国时期，黄河流域的气温开始显著下降，热带、亚热带动植物逐渐绝迹。当时齐国的自然环境应该与今天的情况大体相同。

古代西方的雅典学园所处的希腊半岛，三面环海，东面靠爱琴海，西面、南面临爱奥尼亚海和地中海，北部与欧洲大陆接连。从地势、地形、地貌方面看：古代希腊分作北、中、南三部分。北部包括伊庇鲁斯山地和帖撒利亚平原。从北部至中部，经过一条险要的隘口——温泉关（德摩比勒）。中部被群山分隔成许多区域，以阿提卡最为重要，这就是古代希腊的著名城邦­——雅典的所在地。中部与南部以科林斯地峡相连，在地峡附近有麦加拉和科林斯两个重要的城邦，南部又称“伯罗奔尼撒半岛”，其重要地区有亚哥里斯和拉哥尼亚。从整体看，作为古希腊文明中心地区的希腊半岛，地小山多、海岸曲折、岛屿密布。从局部看，中部和南部则是港湾众多、海峡连绵；北部则是山多土薄的贫瘠地区。无数的山脉和丘陵使古希腊的陆路交通极为不便。地域的分割则是促成希腊城邦小国林立的重要因素。

由于多山与丘陵，希腊半岛只有不多的平原地区可以种植大麦、小麦、豆类等农作物。夏季雨水稀少，也不利于农业的发展，所以希腊半岛产粮不足。但希腊半岛具有较好的航海条件，可以从黑海沿岸、埃及和西西里岛输入谷物。希腊半岛和爱琴海中的许多岛屿都出产大理石、陶土和各种矿物，这就为建筑、制陶、冶金和其他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多山的地理状况促使当地人多以发展采矿业与林牧业为主，从而催生了古希腊发达的手工业与商业。丰富的海洋资源使古希腊的渔业与航海业也十分兴盛。

雅典所在的古希腊地区，气候属于地中海气候，冬季雨量丰沛，夏季干旱少雨。因此地中海农业区的作物种类主要是耐旱的蔬果。这一点，与古老的两河流域、古代埃及、古代印度以及古代中国等人类文明的发祥地迥然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塑造了其独特的文明，形成了与其他文明古国不同的文化体系。

历史渊源是指与历史上出现过的行为、事件等要件彼此间的联系。人类是在历史中存在与发展的，在此过程中会产生许多变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人又是文化的主体。人类历史存在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任何事物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有其历史渊源。稷下学宫与雅典学园的产生，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中国远古时期遗留下了丰富的历史传说。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帝和黄帝就是传说时代的人物。炎帝、黄帝是兴起于我国西部黄土高原地区的部落领袖。依据世系推算，炎、黄生活的时代在距今5000年前。据《国语·晋语四》记载，黄帝和炎帝的父亲是少典氏族的成员，母亲是有蟜氏族的成员。黄帝在姬水一带长大，炎帝在姜水一带长大。姜水是渭水的一条支流，在今天的陕西宝鸡境内，姬水离姜水不会很远。

在当时的我国东部，有以东夷族为代表的文明体系。值得注意的是，传说时代的各族之间既有冲突也有融合，导致了不同氏族、部落之间频繁接触，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自公元前11世纪西周立国至秦统一前的战国时代，古代中国的学术中心发生了三次较为重大的变化：其一，西周王朝由周文王、周武王奠基，经周公制定王制；后经周成王、周康王等历代君臣的不断完善，形成了以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为中心的西周礼乐文明体系。其二，春秋时期，当时的鲁国是各诸侯国中唯一较为完整地保存周礼的封国，故有“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的赞叹。孔子聚徒讲学，周游列国，返鲁后整理《诗》《书》《春秋》等经典，创立了影响深远的儒家学派。墨子也为鲁国人，创立墨家学派，与儒家并称“显学”。由此古代中国的学术中心由西向东转移，从镐京而至鲁都曲阜。其三，战国时期七雄混战，为了统一天下的需要，各诸侯国均大规模地笼络天下人才，形成礼贤下士之风。当时，不但诸侯国养士，私人亦大量养士，较为著名的是战国“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而以国家之力养士、修建“高门大屋”的学宫，则非齐国莫属。这就是稷下学宫兴起的时代背景。稷下学宫自田齐第二代国君齐桓公田午（前374—前357年在位）开始，经6代君王，历时一百三四十年，会聚士人数千，学派众多，“九流”云集。在稷下学宫中，鼓励学术自由争鸣、相互驳难，学术气氛浓郁；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学术的发展，催生了一大批杰出的学术成果，对中国古代学术的影响极为深远。

稷下学宫产生于齐国都城临淄是有深刻历史渊源的。齐国首封之君姜太公，尊贤尚功，任用贤能之士，使偏于东方的齐国一跃而为东方大国。管仲治齐，将尊贤重士制度化，如“士之子恒为士”“三选法”以及设“啧室之议”等，为国家选取了一大批贤能之士。齐桓公继位之后，在他们的辅佐下，不但改变了齐国当时破败不堪的局面，而且成就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战国时期，田齐统治者设稷下学宫，招徕天下贤士，使齐国国势日强。稷下学宫规模的扩大和隆盛，是在田齐桓公午的儿子齐威王和孙子齐宣王执政时期。齐威王成为列国中率先“称王”者，他效仿春秋第一霸主姜齐桓公小白设“啧室之议”的养士方法，大开国家养士之风，招致天下贤人，“不治而议论”。《风俗通义·穷通》记载说：“齐威、宣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盐铁论·论儒》云：“齐威、宣之时，显贤进士，国家富强，威行敌国。”

古希腊的文明史是从爱琴文明开始的，因其中心是克里特岛和迈锡尼城，故称克里特-迈锡尼文明。从公元前2000年克里特岛上出现最早的奴隶制国家起，到公元前12世纪迈锡尼灭亡止，爱琴海区域的上古国家存在了约800年。

约于公元前3000年中期，克里特岛进入金石（铜石）并用时代。约于公元前2000年，克里特岛进入青铜器时代，产生了由农村公社结合而成的最早的奴隶制国家。这些国家分布在北部的诺萨斯、南部的法埃斯特等地。据考古发现：每一个小国都建有宫室，其中以诺萨斯和法埃斯特的宫室建筑最为宏伟。各地的王宫屡毁屡建，延续约有600多年。考古学者根据王宫建筑的特点与物质文化状况，把克里特文明分为早王宫时代和后王宫时代。早王宫时代（约前2000—前1700年），克里特岛上修筑有从诺萨斯到法埃斯特的驿道，建有富丽的宫殿。据考古发现：当时克里特的青铜器制造业已相当发达，如已发现的青铜双面斧、短剑、长剑以及金质和银质的碗等工艺品，都很精美。用陶轮制造的彩绘陶瓶，瓶薄如蛋壳，瓶面绘有艳丽的动植物图案，生动逼真。这时已出现了象形文字。

后王宫时代（约前1700—前380），克里特岛上的城邦增多了。《荷马史诗》说此时克里特岛有“百城”。此时城邦仍然分立，其中以诺萨斯的势力最为强大。当时，克里特的造船业十分先进，船身庞大，甲板上设有坚固的仓房，可以远航。当时，克里特同爱琴海诸岛、希腊半岛、埃及、小亚细亚、腓尼基和西地中海等地，均有密切的贸易关系。这时出现了线形文字，它是古代克里特语的音节文字。

公元前1450年左右，克里特文明迅速衰落，原因是克里特被来自希腊半岛的迈锡尼人占领，诺萨斯王宫也遭到破坏。剧变所带来的结果是：爱琴文明由以克里特文明为主转入以迈锡尼文明为主。在迈锡尼文明的末期，约在公元前12世纪初，发生了著名的特洛伊战争。当时以迈锡尼为首的希腊诸国组成联军，向东渡过爱琴海，远征小亚细亚的富庶城市特洛伊。联军苦战十年，仍不能攻克特洛伊城。最后，联军使用“木马计”，才将该城攻陷。虽然迈锡尼诸国在远征中取得了胜利，但也元气大伤。不久，希腊半岛北部的多利亚人入侵并消灭了迈锡尼诸国。从此，古希腊的历史便进入了著名的“荷马时代”。

公元前11—前9世纪的古希腊进入了“荷马时代”，著名的《荷马史诗》相传是由盲诗人荷马写成，这是迄今所发现的反映这一时期的唯一的文字资料。《荷马史诗》包括了迈锡尼文明以后的口头传说，到公元前6世纪才正式写成文字。根据《荷马史诗》的描写，当时的部落管理实行军事民主制，设三种机构：军事首领、议事会和民众会。军事首领（“巴赛勒斯”）是公众选出来的部落领袖，平时负责祭祖和裁决争讼，战时则统率军队出征。议事会则由各氏族的长老所组成，重大问题首先由议事会讨论。民众会是由全体成年男子亦即全体战士组成，对作战、议和、移徙、推举领袖等重大问题通过举手或呼喊的方式进行表决。原则上说，民众会拥有最高权力；但随着氏族内部分化的加剧，军事首领和长老的权力越来越大，民众的意见逐渐被淡化。重大问题往往先由议事会决定，民众会只做形式上的表决。贵族势力压制普通民众的意见，甚至长期不召开民众会。(www.xing528.com)

经济是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旨在追逐财富而进行的物质生产和交换活动。政治则与国家的诞生相伴随，它是不同利益集团为了争夺与维护国家的统治权而展开的斗争。从根本上说，经济对政治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与经济对政治的决定性作用相比，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只是局部的、短暂的。当然，有时也是巨大的，一般说来，政治只能对经济的发展起促进或阻碍作用。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经济与政治成为社会一切活动的基础与保障。

稷下学宫之所以产生于先秦时期的齐国，缘于当时齐国的政治需求，而当时的齐国又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来扶持偌大一个学术机构。国家要尊士、养士、贵士，没有丰厚的物质基础是不行的。齐国由姜太公开创，经齐桓公、管仲发展的务实而又开放的农、工、商并重的经济发展方针，为齐国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由于齐国君臣所制定的发展经济的政策措施符合齐国的客观实际——不仅充分利用了齐国的资源，也调动了百姓的生产积极性，齐国很快就达到了民富国强的地步。姜太公之时，齐国已成为东方大国、富国、强国。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汉书·地理志》云：“桓公用管仲，设轻重以富国，合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归，故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战国时期，齐国列七雄之一，从经济方面看，齐国领先于其他诸侯国。《战国策·齐策》中有苏秦游说齐宣王的一段话，可以窥见战国时代齐国经济的繁荣盛况。苏秦说：“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若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泰山、绝清河、涉渤海也。临淄城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以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这其中虽有夸张之词，却也可以使人体会到齐国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富裕的大致情形。雄厚的经济实力，可以为到齐国来的士人提供优越的生活条件，以保证他们从事政治、文化活动。

在政治方面，齐国素有“尊贤尚功”的优良传统，在齐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齐国君臣对“仁也者，国之宝也；智士也者，国之器也；博通之士者，国之尊也。故国有仁人，则群臣不争；国有智士，则无四邻诸侯之患；国有博通之士，则人主尊”[4]的道理有着深刻认识。田氏代齐之后，田齐桓公午深知人才对于稳固政权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所以他为招揽人才而设置稷下学宫。东汉徐幹《中论·亡国》说：“齐桓公立稷下之官（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

古希腊的社会经济、政治需求与雅典学园的创立与发展息息相关。从社会经济方面看，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古希腊各地在经济上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经济的发展总是要依赖地理环境。古希腊北部以平达斯山脉为界，分为东伊庇鲁斯山地和西帖撒利亚平原两大区域，东伊庇鲁斯山地的居民以务农为主，西帖撒利亚平原的居民以牧猎为主，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经济以农业为主。而希腊中部的阿提卡和科林斯地峡一带，工商业和航海业比较发达，当时地中海地区的重要商港多分布于此，如雅典、科林斯等。

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地区，地理环境无任何优越之处。柏拉图在《克里底亚篇》中曾写道：“所有肥沃、松软的土壤都流失了，留给一个国家的只是皮和骨头。”因此在这种恶劣的地理环境下，古希腊不可能出现东方式的那种农业文明。然而希腊半岛东部拥有天然的海岸线，特别是在阿提卡半岛附近，以及西部科林斯地峡和东北部的攸卑亚大岛一带；加上爱琴海上星罗棋布的岛屿，具有发展海洋经济的优势。向东，古希腊人从半岛出发，可达小亚西亚，穿过今天的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可进入黑海；向南，经克里特可达埃及；向西，横渡爱奥尼亚海可达意大利和西西里岛。此外，古希腊地区盛产橄榄油、葡萄酒以及陶器，这些均成为海外贸易中可资交换的商品。海洋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古希腊的繁荣昌盛。正是古希腊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古希腊人对其的积极适应，使其迥异于东方式的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民族，而最终成为以海洋经济为主导的民族。发达的工商航海业成为雅典的经济支柱。希波战争之后，雅典凭借提洛同盟的力量拥有了爱琴海的控制权。这样，古希腊地区沿海城市的对外商业贸易迅速发展，其中一部分海港城市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比如雅典的庇里尤斯港，盛时每天有数百艘船只出入、停泊，是当时地中海东部最大的物资集散地。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它的岁入关税等项达一千几百塔兰特之巨。[5]

从政治传统方面看，公元前8—前6世纪是希腊奴隶制城邦形成的时期。所谓城邦，就是一个城市连同其周围不大的一片乡村区域构成的一个独立主权国家。[6]国家的政权都掌握在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手里。这些城邦国家都是以一座城市为中心，包括其周围一片不大的村镇区域，所以它们往往地不过百里，人不过数万，有的城邦甚至只有几千公民，但是，它们却是独立自主的。即使出自某一原因结成一些同盟，奉较大的城邦为盟主，各城邦也始终保持着独立自治。公元前8—前6世纪，这种大大小小的城邦像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据考古资料，当时希腊所建立的城邦总数不少于300个。然而这些城邦中的绝大多数是弹丸之地，人口不过几千人，面积也不过几十平方公里或更小；即使是被公认为最大城邦的斯巴达，人口也不过40万，面积也仅8400平方公里。[7]然而，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辉煌的古希腊文明却始终未能从这种小国寡民的城邦发展成为统一的王国或帝国。希腊半岛上众多的深山峡谷、层峦叠嶂的地势将陆地分隔成若干小块，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众多彼此较为隔绝的小城邦。因而，“那种可作为地区合并基础的天然地理政治中心，希腊人是没有的”。[8]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且具有相对独立性。我们所说的文化氛围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文化氛围是由于生活环境、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宗教信仰以及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不同而形成的，而其一旦形成，就会具有“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就会超越时空，影响久远。

在文化方面，古齐国具有深厚的文化渊源和兼容并包的文化传统。齐文化从公元前11世纪姜太公封齐建国起，在充分保留齐地土著文化的基础上开始萌芽，中经齐庄公、齐僖公小霸，到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时期发展到全面成熟阶段。齐桓公以后，齐国虽然丧失了霸主的地位，但是，齐国仍保持着大国甚至于强国的地位，而齐文化也在吸收其他地域文化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田氏代齐是田齐政权用相对和平的手段来取代姜齐政权的。因此，姜齐建国以来的全部文化被完整地接受并保留下来。换句话说，齐国政权虽然易主，时间也从春秋进入了战国，但是，以往形成的文化传统并没有变。不仅如此，由于齐文化本身所具有的鲜明的兼容和与时俱进的特点，在诸子蜂起、学术繁荣的战国时代，它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良机。这是稷下学宫之所以兴起于齐国的文化基础。

稷下学宫中的诸子百家，由于其社会阶层和受到的文化熏染不同，其政治倾向、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各有不同，由此产生不同的政治、经济、哲学、伦理等体系，形成了稷下学宫中思想多元化的格局。致使稷下学宫成为中国古代百家争鸣的平台，也成为先秦时期百家荟萃的文化、学术中心。

稷下先生及其所带的弟子在学术研究与探讨之余，进行身体锻炼和娱乐活动也是学宫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虽然史籍记载侧重于稷下学宫中的诸子百家思想方面，而对其日常活动没有明载，但可以想见，在持续100多年学人荟萃的稷下学宫，其文体活动肯定是丰富多彩的。

从文化方面看，作为山地民族与海洋民族混合体的古希腊人，既有山地民族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又兼具海洋民族的乐于开拓的进取精神。这也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面积不大且资源相对贫瘠的地区，竟然能够产生众多影响后世的思想先贤，以及强悍善战的劲旅（如斯巴达公民兵、雅典海军、底比斯神圣步兵军团等）的主要原因。在古希腊的城邦中，古代民主精神可谓独树一帜。在古代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如古巴比伦、古埃及等文明古国中，很难想象人们在风沙烈日的环境下能够热情饱满地去参加户外活动。而在古希腊，温暖湿润的地中海气候以及碧海蓝天、绿岛相连的生态环境，塑造了古希腊城邦的民主精神。正如伊迪丝·汉密尔顿所说：“在岩石裸露的崇山峻岭之间，在荫蔽的深山峡谷之中，开阔的山丘是天然的保护屏障，这里是劳动和生活的地方，人民有着充分的安全保障，过着快乐宁静的生活。”[9]正是在这种舒心、惬意的环境，古希腊人踊跃参加诸如公民大会、宗教祭祀、体育竞技等集体活动，乐此不疲。也正是在这种环境，蕴育了古希腊人所独具的文化特点，即汉密尔顿所说的爱理性、爱生活、喜欢用脑、乐于动手。[10]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雅典和其他城邦民主政治发展的客观基础。商业贸易的原则是平等交换；自由的环境、兼顾贸易双方的利益是商业活动的基本要求，否则商业贸易便不可能顺利地进行。而这些要素都有助于古希腊民主观念的形成。另一方面，古希腊航海贸易业的繁荣，加强了希腊地区与整个地中海世界的物资交换和贸易往来，促进了手工业生产的蓬勃发展和商贸活动的兴盛。反过来，手工业的蓬勃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又为公民能够频繁地参加民主政治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进而成为民主政治高度发展的经济基础。

在古希腊，繁荣的商品经济，健全的民主政治，加上开拓、求索的文化精神，对雅典学园的创立所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而雅典学园的产生，又进一步促使古希腊人民创造了更加辉煌灿烂的文化，并因此成为西方文明的摇篮，同时也使古希腊文明成为世界文明的源头之一。

[*]作者邱文山，男，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教授。

[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

[3]参见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4]《新序·杂事》。

[5]孙道天：《古希腊历史遗产》，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第96页。

[6]顾准：《希腊城邦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4页。

[7]米辰峰：《世界古代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98页。

[8]［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02页。

[9]［美］伊迪丝·汉密尔顿著，徐齐平译：《希腊方式》，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页。

[10]［美］伊迪丝·汉密尔顿著，徐齐平译：《希腊方式》，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