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比较研究论集

王志民[*]

摘要：在公元前4世纪，差不多同时出现在中国故都之一临淄城的稷下学宫和希腊雅典的柏拉图学园，是东、西方文明史上影响巨大，集教育、学术于一体的思想文化中心。将二者较系统地梳理、比较，就会发现，它们有相通、相似的文化精神特质：都是教育、学术的结合体；都有自由、平等的办学理念，崇尚思想独立、学术自由、平等研讨、百家争鸣；都以对话、研讨、论辩为主要教育、研究形式；产生了众多伟大思想家，对东、西方文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其性质和教育文化内涵讲，二者的巨大差别主要体现在：1. 稷下学宫为统治者设立的国办大学堂，与政治紧密结合；柏拉图学园为柏拉图个人创办，以传授哲学思想和科学知识为主导。2. 稷下学宫机构开放、来去自由；柏拉图学园有较严格入学条件，注重学生科学素质。3. 稷下学宫学派汇聚、百家争鸣、喜议政治，是培养各种思想学派的沃土；柏拉图学园主要以对话、讨论的形式来传授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思想，注重哲学思辨和自然科学知识传授，是培养独立思考者的摇篮。4. 在稷下学宫，各家学派讲学、辩说、研讨、争鸣，各行其是、方法灵活，有利于思想的弘扬、发展、创新；学园以柏拉图讲学为主，以问答、反诘、质疑的方式讲授知识，有利于系统科学知识的传授，能有效训练学生独立思考能力。5. 稷下学宫的“哲学突破”主要表现在学术争鸣与政治现实的紧密结合，为中国结束战国时代分裂局面、实现大一统，做了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柏拉图学园的哲学突破与精神解放紧密相连，是柏拉图思想体系的构建、发展、创新和突破。6. 稷下学宫深深影响了秦汉及此后中国的政治与学术；学园则极大地影响了西方的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是大学教育的先声，是西方宗教的源头。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是世界文明史上闪耀着人类智慧之光的绝美的双璧。

20世纪中期，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了世界文明史上存在一个“轴心时期”的理论。他认为，在公元前800—前200年，世界上几个古老文明“充满了不平常的事件”，“单独地也差不多同时地”产生了众多先哲，带来了人类的精神觉醒与哲学突破，成为影响以后人类生活、思想、文化的奠基时期。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公元前374年产生于中国战国时代齐国都城临淄的稷下学宫，与在公元前387年[2]产生于希腊的柏拉图学园，它们“单独也差不多同时地”地出现于世界的东、西方，并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是这些“不寻常的事件”之一。长期以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国际学术界对二者的关注不够，尤其是比较研究，尚属少见。由于资料的缺乏，和对柏拉图学园缺乏深入研究，本文将对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的比较做一提纲式的综合概说。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希望抛砖引玉，以期希腊和国际学术界对这两个在世界文明史上意义重大的文化奇观给予更多的关注，并进而做深入研究；二是借以说明，这几乎同时发生在欧亚大陆两端的重大文化事件，不仅展现东、西方文明不同发展道路在其早期的差异，而且给今天的人们以深思与启示：不同质的文明，在其出发点上却有众多的相似、相通之处！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多元并存，才能共同构建面向未来的世界新文化。

柏拉图学园创办于公元前387年，是在雅典一处曾为希腊传奇英雄阿卡德米居所的遗址上，由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创建的，所以又称“阿卡德米学园”或“希腊学园”。它是一座世界文明史上最早设立的真正意义上的高等学府，当时众多的学者在此学习或研究，学园培养出大批人才，成为那个时代最负盛名的学术与思想文化中心。

稷下学宫成立于中国战国时代齐国的第二代国君桓公（田午）之时，如果以田午即位时间（前374）计算，它仅比阿卡德米学园设立晚13年。学宫坐落于齐国都城临淄的稷门附近，因此被称为“稷下”。稷下学宫存在了150余年，至秦灭齐时（前221）遭毁。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早的国办大学堂，也被郭沫若先生称为中国最早的研究院，它是当时诸子百家学派思想学术争鸣的主阵地。

比较这两座世界文明史上犹如孪生兄弟般分别出现在东、西方的高等教育大学堂和学术文化中心，可以发现：二者虽天各一方，却不约而同地展现许多惊人的相通、相似之处；而深入探讨，它们又存在诸多差异和内涵的不同。深入分析它们的共性与差异，可以使我们站在世界文明起源的历史高处，寻找人类早期文明的相通、相同点，共谋今日世界不同文明协同发展的路径和方式，推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文明的共建与繁荣；分析它们的差异点，可以更清晰地审视、探索今日世界不同文明发展的源流，在今日现代科技和信息网络如此拉近人类之间的距离的新的世界格局中，探求不同文明的相处之道，有利于不同文明的对话，加深世界各种文明的相互理解与包容，实现和谐相处，共同繁荣。

作为世界文明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高等大学堂，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事件，对它们的创设过程进行比较，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其一，工商业发达与城市繁荣：相似的经济基础。

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雅典的城邦社会就在发生着巨大变革，其主要变革之一是：雅典由农业国区域迅速发展为工商业城市。作为全希腊海上力量强大的城市，随着贸易的发达，商品经济逐渐繁荣。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新的富有的商人阶层。“雅典迅速地从一个农业区域发展为工商业区域……雅典就成了希腊世界第一个工商业城邦。”[3]而在经过希波战争的胜利和雅典帝国的形成以后，“雅典是雅典帝国的中心，而且也成为整个希腊世界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人口达到“十五万至十七万人”。[4]虽然到了柏拉图所处时期，随着城邦之间内战的频发，雅典走向了衰落，但是，从较长的历史背景看，工商经济的发达和出现人口众多的繁荣城市是柏拉图学园产生的重要经济基础和学园创设的基本条件。

稷下学宫产生于中国战国时代的齐国故都临淄。这个时期，由于几代国君的励精图治，齐国国力强盛，临淄也达到它的极盛时期。根据20世纪以来对先秦时代列国都城的考古发掘，临淄是当时最大的都会城市之一。整个城市由大城和嵌入西南角的“宫城”即王宫组成，大小城总面积达到17.6平方公里。从城中挖掘的大量手工业工场遗址，最大的冶铁遗址有40万平方米，其他如冶铜、制钱、制陶遗址多处，并出土漆器、丝织品、玉器以及大量的齐刀币、齐法化等货币，可见其工商业的繁荣。[5]《战国策·齐策》记载游士苏秦在见齐宣王时，描述临淄城内的面貌说：“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按7万户计算，当时的城中人口应在30万—40万。

其二，“士”的崛起与“智者”出现：相似的人才基础。

稷下学宫的产生与“士”阶层的崛起密切相关。春秋末期到战国时代，由于社会的巨大变革，“礼崩乐坏”，文化下移、私学兴起，各种出身的知识分子大量产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士”阶层。当时，战争频仍，风云变幻，各国统治者都在为统一天下而励精图治，变法图强，都需要大量人才来为自己出谋划策、奔走效力，人才的多寡成为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礼贤下士”成为当时统治者中较为普遍的现象和备受崇尚的风气。在这种风气推动下，具备各种知识与才能的“士”深深卷入社会变革的大潮之中。他们有的游说各国诸侯，喜议政事、发表政见，合纵连横、施展抱负，成为叱咤风云的政治明星；有的总结历史、研究现实、长于思辨、善于论说，成为名重一时的大学者；因而形成了学派林立、异说纷起、诸子百家、竞相争鸣的文化奇观。众多的“士”会聚齐国故都，就为稷下学宫的创设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学术环境和人才条件。

与稷下学宫相似，在当时的希腊也产生了一群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就是“智者”。他们主要从外邦游走到雅典，他们虽然没有共同的学说和方法，但“都具有教青年人以生活智慧的专门能力”，是以教师为职业的，“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涉及人文科学，尤其是那些与辩论术有关的科学，从他们的杰出人物那里，学生们受到了全面的哲学教育”。而且，从智者苏格拉底开始，“不但具备智者的学识，而且更熟悉自己民族的雅典教师的人数稳定地增加”。[6]这就为柏拉图学园的创建提供了高质量的师资，也准备了充足的生源。

其三，城郊、水滨：相似的地理环境。

稷下所处地理、自然环境，历史文献是有记载的：1000多年前的北宋地理名著《太平寰宇记》卷十八引《别录》载：“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外有学堂，即齐宣王立学所也，故称为稷下之学。”《史记索隐》引《齐地记》云：“齐城西门侧，系水左右有讲室址，往往存焉，盖因侧系水，故曰稷门。”《水经注·淄水》：“系水流经阳门西，水次有故封处，所谓齐之稷下也。”

历史文献中所引刘向《别录》、晏谟《齐地记》、郦道元《水经注》，分别为西汉及南北朝时期的著作，距离稷下学宫的时代分别有200余年、700余年不等，就其关于稷下学宫遗址的记载看，有比较强的可靠性。

综合来看，稷下学宫地处临淄城郊，在稷门之侧，有系水河流环绕，草木丰茂，环境优美。

根据文献记载和作者到雅典柏拉图学园遗址公园亲自察看，其位置是在古雅典城的西北边城墙外，在美丽的克菲索河边，两岸长满了绿色的橄榄树。学园也是在一个依城傍水的优雅环境之中。

从稷下学宫和柏拉图学园相似的创设基础来看，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设置大学堂自古及今遵循相似的选址规律：繁荣的工商业和大城市便利的设施条件，是它们兴起的共同经济基础；知识分子阶层的崛起，是它们必备的共同人才基础；地处大城之郊，有利于交通与管理；远离闹市，有利于静心修学；环境幽雅，陶冶身心，有利于青年学子的培育；面水而舍，花草繁盛、林木丰茂，既得用水之利，又有水之灵性，有利于教育。

一是创设者的差异。稷下学宫是齐国国君创办，属于国办的大学堂。柏拉图学园是柏拉图个人所办，属于私立学堂。稷下为一国政权所系，国亡政息，存续时间较短，共约150余年。学园为个人创办，少受政权更迭影响，师亡生继，得以长久存世，达900年之久。

二是校舍差异。稷下由于举国家之力，建有规模宏大的校舍建筑群。学宫在毁弃100年后，司马迁曾在《史记》中记载“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7]即校舍建在交通大道上，规模宏大壮观。1000多年以后，司马光仍惊叹学宫道：“美矣哉！筑巨馆，临康衢……高门横闶，厦屋长檐，樽罍明洁，几杖清严。”[8]可以确信这是一座恢宏的教育殿堂。由于有优渥的物质条件和齐国统治者一系列求贤若渴的政策，大大吸引了当时的各国学者，稷下的发展规模逐步扩大，以至研学者达到数千人。

柏拉图学园的人数、规模，限于资料的缺乏，我们无法具体考知，但由于校舍条件等的限制，学园的师生人数较之稷下学宫为少是可以肯定的。甚至可以说，学园是靠柏拉图个人的学识、人格魅力和雅典内外青年人的求知欲望凝聚成学园向心力的。

从基本的社会性质看，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相通的是：它们都是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功能相结合的机构，都是当时学者荟萃、影响巨大的高等大学堂和学术文化中心，为后来“大学”的功能确定了方向：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培养高层次人才。

从教育功能比较的角度看，稷下学宫的社会性质首先在于：它吸引了众多学者率徒来此讲学、访学，是一所高层次的大学堂。例如《孟子》记载，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田骈有“徒百人”，而淳于髡竟有“诸弟子三千人”。[9]说明稷下是一个学者聚集、生徒讲学论教的地方。其次，齐国国君聘请德高望重的学者担任“祭酒”，作为领袖人物来掌管学宫。儒学大师荀卿就曾“三为祭酒”[10]；稷下前辈学者淳于髡，[11]应是稷下早期的领袖人物；而在稷下最繁荣的齐宣王时期被封为“卿相（客卿）”[12]的孟子，则是当时稷下地位最高的领导者了。再次，稷下有规章制度。被认为稷下学宫论文集的《管子》一书中，有《弟子职篇》。郭沫若先生早就提出：“《弟子职篇》当是齐稷下学宫之学则。”[13]说明学宫也有相应的教学管理制度，这是一所大学必备的基本制度建设。以今日观之，稷下的确是一个有大量师生、有校长领袖、有规章制度的大学堂。

从学术研究中心的角度来看稷下学宫，首先它是一个各种思想流派汇聚的思想文化中心。文献有“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14]的记载，他们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从事辩论和思想学术的研讨，稷下成为当时诸子百家思想争鸣的唯一学术中心。其次，《史记》载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15]，在教授学生的同时，就当时的政治、社会问题开展研究，也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并留下了大量的学术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虽经秦始皇“焚书”之祸，到汉代时仍有十数种之多，说明学术研究是稷下学者所从事的最主要的活动。教研结合，相融相成，这是稷下学宫社会功能最重要的特点，也是与柏拉图学园的共同点之一。

根据有关记载和遗址考察，柏拉图学园较之稷下学宫，教育性质更加突出，更接近一所组织系统完备的大学。一是学园有着较为系统的课程设置和较多的学科门类，有着明确的办学理念。研究哲学、追求真理，培养热爱真理、追求真理的人才，是学园的明确目标。学园设置学科以数学、哲学思想的传授、研究为主，其他学科，包括几何学、音乐、体育、天文学，还扩充到生物科学之动物学和植物学等。希图通过哲学的学、研，知识的学习，培养学生成为热爱真理、追求真理，具有科学精神的人才，来掌握永恒的理念世界。

二是学园与稷下委任“祭酒”管理学宫相似，也是由领袖人物来领导和管理的。柏拉图既是学园创始者，也是导师和学园领袖，领导学园40年，直到去世。此后，由他的学生担任继任者。

三是学园是一个学术研究的中心，“学校主要关心的事，不是实践而是理论；不是语言甚至生活艺术的成就，而是对真理的探索”[16]。在这里不但产生了亚里士多德等众多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卓有成就的科学家，而且培养了大量的各类人才。

虽然从总体社会功能上看，稷下和学园都具有教育与学术相结合的相似、相通性，但是，深入分析、探讨其社会性质特点，其差异也是很明显的，正是这种差异性，奠定了各自的鲜明特色。

大致说来，稷下是齐国统治者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广揽人才而兴办的，因而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徐幹的《中论》有记载：“齐桓公立稷下学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稷下的创立，曾设置大量官职，以吸引天下学者，封官而不理政，让他们“不治而议论”[17]，但稷下先生们又“喜议政事”[18]，“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这说明，稷下带有政治参议院或国家智囊团的性质。稷下学者也常常应齐国统治者之需，出使别国，排难解纷，活跃于列国的政治舞台。所以稷下之学是与政治紧密结合的。

学园则为柏拉图自创，主要目的在于通过传承、发展、传播自己的学术理念，培育人才。因而，柏拉图设学虽然也有培养“哲人王”，实现“理想国”的乌托邦式的政治目标，但是其教育活动主旨在于讲授知识、培养人才，所以更具学校性质。学术与科学的紧密结合，使学园最终成为欧洲最早的哲学与科学的殿堂。

值得一提的是，以传授知识、培养人才为目的的私学之兴，也是在这中、希文化的“轴心时代”出现的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只不过在中国，时代更早一些。孔子先于苏格拉底100余年创办了儒家私学，规模巨大，人数曾多至3000余人，师生周游列国，影响甚巨，可称为最早的儒家私学集团。但由春秋至战国，诸侯割据，大国争雄，战争频仍，私学发展环境恶化，因而难以为继。到战国前期，已有“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19]的记载。不仅儒学衰微，即便其他各家私学发展，也都依附代之而起的养士之风了。各国为争夺统一天下的主导权，在战争加剧的同时，打起了人才争夺战，礼贤下士，战国时期养士之风因此盛行。养士并非办学，但兴学寓于养士之中。而稷下的设置，即是统治者以国家之力，行养士之实的产物。稷下成为各派学者会聚之地，也是各家私学聚集之所。所以稷下确有学校性质，但也是诸子百家政治论说之场与学术思想的争鸣之所。这是稷下与学园办学性质的巨大差异之所在。

我们从一个高等教育大学堂的角度来分析稷下与学园，它们不约而同地具有许多共同、相似之处。这些相似点，使我们看到了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中、西两个文明古国文化的相融、相通之处。而深入探查其差异之处，则能洞悉东、西不同文明形成的渊源所在。

1. 教法相似

从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分析看，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在知识的传授方式上都以研讨、对话为主。这首先源于师生关系的相似。稷下学宫中的师生虽有明确的师徒关系，在名分上也有“先生”与“学士”之分，但在教与学的关系中，却有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的主导意识，因而能实现真正的研讨、质疑、对话，从而实现知识的传授和思想的发展与突破。稷下是百家学派争鸣之所，在整个学宫的知识传授、思想交流方式上，更多采用的就是论证、辩说的教育方式。孟子好辩即是一个例证，他不仅与其他学派学者、齐国君臣争辩，而且也常与自己的学生展开论辩、研讨，因而《孟子》全书都带有明显的论辩特色。

《孟子·公孙丑上》载孟子与弟子公孙丑的对话：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曰：“不动心，有道乎？”曰：“有。……”

此下，孟子与公孙丑又进行了11次问答。质疑、反诘、争辩、解说，反映师生探讨问题的情状和方式。这是稷下学宫中学者讲学授徒的一个缩影。

我们截取柏拉图所著《斐多篇》所记苏格拉底就义当日跟他的门徒西米等讨论正义与不朽、生死与灵魂等的一段对话，试做比较：

苏格拉底说：“我们认为死就是灵魂和肉体的分离，处于死的状态就是肉体离开了灵魂而独自存在、灵魂离开了肉体而独自存在，我们不就是这样想的吗？”“不错呀，就是这样。”苏格拉底说：“好，我的朋友，我还有个问题要听听你的意见，如果我们意见一致，我们当前的问题就说得更明白。你认为一个哲学家会一心挂念着吃喝玩乐这类的享乐吗？”“苏格拉底，他绝不会的。”苏格拉底说：“对爱情的快乐呢？他在意吗？”“绝不在意。”苏格拉底说：“好，还有其他种种自身的享受，比如购买华丽的衣服呀、鞋子呀、首饰呀，等等，你认为一个哲学家会在意吗？除了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他不但漫不在意，而且是看不起的，你说呢？”“依我看，真正的哲学家看不起这些东西。”苏格拉底说：“那么，你是不是认为哲学家不愿意将自己贡献给肉体，而尽可能避开自己的肉体，只关心自己的灵魂呢？”“是的。”

苏格拉底并没有留下著作，上述柏拉图所记苏格拉底与学生的对话，即是柏拉图以自己喜欢的形式来阐发其恩师的思想，或者有些是借苏格拉底之口表达柏拉图自己的思想。这从某种程度上展现学园中柏拉图的教学过程和教学方式。流传后世的柏拉图著作，如其代表作《理想国》以及《申辩篇》《克里托篇》《游叙弗伦篇》《拉齐斯篇》《吕西斯篇》等绝大部分著作都是对话体。朱光潜认为：“在柏拉图手里，对话体运用得特别灵活……树立了这种对话的典范。”[20]我们由此可以想见柏拉图在学园中的日常教学活动。

我们将《孟子》中记载的孟子教育学生和柏拉图记载的苏格拉底教育学生的方式做比较，就会发现：一、都是以传承思想理念为主；二、以对话、启发、讨论、反诘、辩说等方式为主；三、老师循循善诱，学生虚心好学。稷下与学园在培养学生、阐发理念、传播思想上的方式是何其相似！

2. 学风相似

比较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的学术风气，我们发现：成员地位平等、思想自由、独立思考是其共有特点。稷下的地位平等，首先表现在学宫的创办者齐国君主对学宫内的各派学者及师生的平等对待上。他们不以自己的好恶取舍，实行来者欢迎、走者送行、来去自由、不加限制的态度。因而各种学派，无论是否合乎齐国统治者的政治需要，都会聚到学宫中来了。以著名的稷下学者为例：“孟、荀是儒家；邹衍、邹奭是阴阳家；田骈、慎到、环渊、接子，还有宋钘、尹文都是道家”，淳于髡是杂家，兒说是名家。而道家之中，又分宋钘、尹文派；田骈、慎到派；环渊派；等等。[21]稷下的思想自由，则主要表现在齐国统治者对稷下的教育、学术活动，采取不干涉的方针，各种思想学派，在稷下都可以自由地宣传、论辩、交流、发展。各种学派无分大小、人数多寡、地位高低，一律平等研讨，自由争鸣。柏拉图学园的地位平等主要反映在师生地位平等。学园对学生不收学费，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精神为其教育目标，讲求的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重视教学中的自由讨论、研究中的质疑对话。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师生关系就是这种地位平等、思想自由、独立思考的集中体现。

研究西方文明的学者梁鹤年先生就曾指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虽是师徒，但思路差不多相反。在宇宙观上，柏拉图重‘真’，亚里士多德尚‘实’；在推理上，柏拉图是演绎（deductive），亚里士多德是兼容演绎与归纳（inductive）；在求知上，柏拉图讲‘洞识’（insight），亚里士多德讲‘体验’；在政治上，柏拉图落点在‘君’，亚里士多德落点在‘民’。这些互相补充同时也互相冲突的思路……在一些地方相得益彰，但在另一些地方却水火不容，支配着西方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取向与演化，直到今天。”[22]梁先生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师徒二人思想观点的比较，细细分析，用“差不多相反”来概括；我们细细分析，倒是很清晰地看出后者对前者思想的传承、发展、创新。由此再来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可以更深入一步解读柏拉图学园师生平等、独立思考、崇尚创新的学风。这充分体现了在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之所以在东、西方都实现了了不起的“哲学突破”，至少与这两个著名的学术中心都遵循着共通的文化精神——思想解放、学术自由——有关。平等交流与相互争鸣是分不开的，并形成了学术思想创新的源头。

1. 开放办学与严格管理

稷下学宫为各种学术流派集聚之地，学者们“游于稷下”，率徒讲学，来去自由，机构开放度高。这种开放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师生开放：老师可以在稷下自由招生授徒；学生可以自由来稷下寻师求学，即对教与学两个方面的开放。二是对学派开放：各家学派，来者不拒；不计立场、不以好恶、不论出身，愿者即来，一律欢迎；来去自由，不设限制。以礼贤下士，欢迎学者；以开放心态，管理学宫。虽然有学者考证，《管子·弟子职篇》是其学生守则；学者的“期会”说明有一定的制度规划和安排；荀子也曾在稷下“三为祭酒”，担任教务管理的最高职官。但大致说来，稷下的管理模式应较为松散，难以形成像后世学校那样的系统、严格的管理体制。(www.xing528.com)

柏拉图学园在管理方式上，则具有后世学校的雏形。根据有限资料来看，其管理规定至少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有较严格的入学条件规定，学园中立有“不懂几何者，禁止入内”的告示牌，这相当于较严格的入学考试了；二是有园长选任制度，园长先是由柏拉图自任，他去世后交给他的侄儿斯佩西普斯（Speusippus），其后继承人或者是由前任校长指定，或者是由学校选举。学园的教学事务是如何进行的？尽管没有足够的资料来提供详尽的细节，但我认为，由外邦来到雅典的“智者”应是除柏拉图本人外，对弟子进行指导教育的师资之一，就是那些被称为“与柏拉图有多年交往，并在他的指导与鼓励之下，献身于哲学生涯的年纪更大的人”[23]。这些人有的做了成年的学生，有的就成为学园的教师。三是学园还有设置“朗读者”的制度。其职责有两个：一是朗读职责，即为师生大声朗读从书店或者名著里面搜集、摘录来的美文；二是审读职责，即审查流通到学园中的文章，已经有后世“督学”的职责。

2. 百家之学与一家之学

稷下学宫以国家之力创办官学，它也欢迎各家学派学者来此讲学授徒，吸收了私学的一些特色，是一个官学与私学相结合的联合体。在教学内容上，必然是多元并举的。一方面，稷下成为大师云集、众人施教的大学堂。最兴盛时，“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24]说明至少有70多名政治待遇很高的学术大师同时在稷下授徒讲学；另一方面，稷下容纳了当时差不多所有的诸子百家学派来讲学授徒，这就不仅为各派学者提供了在学术上相互交流、争鸣、融合、创新的条件，也让稷下的生徒们有机会接受不同学者的教育，大大提升了稷下的教育质量。

学园是柏拉图为传承苏格拉底及柏拉图思想学说、培养他所设想的建立“理想国”需要的人才而创设的。因而，从哲学思想的传授看，主要是一家之学，即柏拉图学说的发展与传承。尽管柏拉图的学生，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很多思想突破、创新到了与柏拉图学说相冲突的程度，但是，他仍然是沿着柏拉图学说方向传承、发展的。总体上说，“在所有基本问题上，亚里士多德与其老师是一致的。而不同之处一般说来是他将其老师的原理推进了一步”。即使在柏拉图去世以后，继承人几经转换，学园仍然“保持了柏拉图主义的传统经久不衰”。[25]

3. 学科设置的单一与多元

在教学科目设置上，二者更有明显差异。稷下为诸子百家争鸣之所，学者讲学、研讨、辩说，大多以宣传、阐释各学派思想观点为主要内容，所以很难形成统一的科目设置。其教育内容，以今日标准视之，主要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而学园则有系统的科目设置，开设科目包括哲学、数学、几何、天文学、物理学、音乐、体育等，既有自然科学，也包含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对数学的特殊重视，是其突出的教育特色。大致上可以说，现代大学的科目设置，是以柏拉图学园开其端的。

在教学方法上，二者也有区别。稷下以讲学、辩说、研讨、争鸣等方式为主，各派学者自行其是，方法灵活，有利于思想的弘扬、传承与理论的发展创新；学园则以柏拉图与学生对话为主，以问答、对话方式讲授学问，既有利于系统性专业知识的传授，又能有效地训练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稷下与学园在教育内涵上的差异，在各自社会的教育、学术、文化方面产生了不同的效果。稷下既是培育学派的沃土，也是思想家的培育基地。虽然稷下并没有形成传授知识的学科系统，但各家各派在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壮大。几乎可以说，没有稷下学宫，就不会有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稷下培育出了孟子、淳于髡、慎到、宋钘、田骈、尹文、邹衍、荀子等一大批集大成的学派代表人物和思想家。柏拉图学园则成为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摇篮，诞生了世界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他从27岁入园受教达20年之久。学园还培育出欧多克索斯、欧几里得等许多为人类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天才数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

稷下与学园共同的文化贡献是为世界东、西方文明的发展培育了众多伟大的思想家。人类精神与哲学的突破，必然伴随着大师、先哲的出现。柏拉图创设学园，其主旨即是传承、发展苏格拉底的文化精神和哲学思想。因而可以说，正是学园的创设才产生或成就了古希腊“三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声名。柏拉图学园也是希腊多个学派培育的沃土。柏拉图之后，发展出中期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出现了亚里士多德派、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等思想哲学流派，其源起盖出于柏拉图学园。稷下为齐国统治者吸引各国学者所设，成为孔子之后的儒学大师孟子、荀子等收徒讲学，融合各家学派思想，发展孔子学说，成就儒家学派博大精深思想体系的事业之所。中国儒学“三哲”的成就立世，即是稷下巨大的文化贡献之一。稷下也是发展、培养新学派的沃土。先秦几乎所有学术派别都在稷下得到长足发展。而影响巨大的黄老学派、阴阳五行家学派、齐法家学派等则是在稷下学宫培育、创生、发展、成熟的。这为战国思想学术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综观稷下与学园诸多相通相似之处，带给我们颇多思考与启迪：

我们发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不同文化在本质上有着更多的共性。在人类精神发展实现“哲学突破”的“轴心时代”，其教育和学术的实现途径也经历了相似的过程。人类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有相通的思想方式和精神追求，这是今日东、西方乃至世界不同文化之间，进行对话的文化渊源基础。人类文明历经数千年的曲折发展，各种文明至今具有其鲜活的生命力，这充分说明各种文明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历史必然性。因而东、西方文化，乃至世界各种文明的交流、发展，应该追溯到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时代，寻求那些相同、共通之处，通过溯其源察其流，分析其流变的历史过程和差异节点，从中寻找出当代世界新文化相通相融的发展之路。而稷下、学园所展现的共同的文化特征也说明：思想解放、学术自由、平等研讨、百家争鸣的学术精神，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共有的精神财富，是产生思想大师、实现哲学突破、推动文化大繁荣的不竭动力源泉。

作为世界文明史上分别诞生于东方和西方的两个最早的高等大学堂和思想学术的文化中心，它们分别对东西方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同的贡献，各自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雅斯贝尔斯提出，世界文明“轴心时代”的巨大贡献是“哲学突破”。而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正是东、西方在哲学“突破”上的具体展现。比较来看，二者所实现的哲学突破也各不相同。

稷下学宫的“突破”，是在思考解决人文、社会等现实问题上的探索与突破，主要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其哲学突破与政治现实问题的应对紧密结合。如前所述，稷下之学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即往往与政治相关联。时值中国从分裂走向大一统的前夜，社会剧烈变革，大国兼并战争加剧，这些“喜议政事”的稷下先生所寻求的，即是为“天下”统一做理论上的准备和治国理念上的探索。因而，稷下黄老之“道”、孟子的“仁政”主张、荀子的礼法结合思想、邹衍的“五德始终”之说，甚至儒家孟子、荀子两派之间关于“性善”“性恶”及“法先王”还是“法后王”的论争，都是在实现哲学突破的同时，思考新的治国理念和统一天下之术。二是其哲学的突破与各学派的交融紧密结合。稷下并没有形成自己统一的理论体系，它的哲学突破表现在各学派理论体系在此得以丰富、发展、提升、创新，以及百家思想的交流、交融与新学派的诞生。以荀子为例，他是先秦儒学的集大成者，同时他的“隆礼近法”的思想又是法家代表人物李斯、韩非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李、韩二人正是在稷下师从荀子而丰富、发展了法家理论体系的。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巨大的黄老之学、阴阳五行家、齐法家管仲学派，都是在稷下百家争鸣中培育的新学派。

柏拉图学园的哲学突破，则主要表现在柏拉图思想的突破。这种突破与精神的突破紧密相连，是在精神解放的基础上，导向对社会、自然、宇宙等全方位探索的思想提升，主要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哲学思维与宗教的紧密结合。在柏拉图创立的哲学体系中，神本存在与客观世界和谐地联系在了一起，构建了一个由低趋高的等级秩序体系，背后存在着终极理念，神则为世界运转的原动力，大大发展了“神造万物”的原始学说，成为西方宗教的源头。二是其哲学突破与个人的思想突破密切相关。学园的哲学突破实际上是柏拉图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发展与创新。柏拉图的理论体系是在苏格拉底为其提供的思想路径的基础上，重新构建的一个所谓的理念世界，它是一个至高至善的伦理的神话王国——“理想国”，在这个国度，哲学家或思想家是国王，它显然是一个形而上的乌托邦式的梦想。它与稷下各派学者从现实出发在“喜议政事”中所提出的统一天下、建立大一统中华帝国的政治构想和思想主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作为世界文明史上最早的高等学府和学术研究机构，由于创办的文化背景等多方面的差异，二者对东、西方文化的发展分别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首先，最主要的影响表现为对教育的影响。柏拉图学园设立后，对那个时代的教育发展走向产生了直接的重大影响。在雅典，私人办学成为一时风尚，亚里士多德创办了“吕克昂”学园，伊壁鸠鲁的学园、芝诺的学园等纷纷成立。各学园继承、完善了柏拉图学园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崇尚学术自由、追求知识与真理的学术风气，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重的学科体系，直接为后世的西方教育制度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对数学与哲学的重视，更使之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根基，以至于学园的名字“阿卡德米”成为后来欧洲国家学院、学校的常用名称。学园也成为公元前200年左右建立的西方古代第一所大学——雅典大学的前身。

稷下学宫设立后，并没有形成国办大学的创办热潮，甚至在战国之世，稷下的创设也没有形成连锁效应，国学之设无可继者。一方面，当时“天下并争于战国”，各国君主都在政治、军事的“合纵连横”中奋力争夺统一天下的主导权，风云际会之时，各国统治者虽热衷于延揽人才，却无心创办教育；另一方面，我国是传统农业宗法社会，并没有希腊城邦社会创办私人学园所具有的经济、社会基础。因而，稷下学宫对当时教育的影响和发展走向似乎并没有像柏拉图学园那样影响那么大、发展那么好。但是，它对秦、汉大一统之后，博士制度的设置、秦汉政治文化的影响，则是巨大的。稷下阴阳五行家的“五德始终说”直接为秦代的统一奠定了理论基础、做了舆论上的准备；在稷下产生、发展、成熟的黄老之学，经在齐地的政治实践，上升为汉初盛世“文景之治”的统治思想，直接为民族的大一统做出了贡献。

其次，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对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是深远、巨大的。2000多年来，西方哲学与自然科学素称发达，从文化渊源看，这与柏拉图学园对苏格拉底理论学说的阐扬，对柏拉图哲学、科学理念的构建、发展与传播，对亚里士多德等众多伟大哲学家、科学家的培育是分不开的。“希腊三哲”正是整个西方世界哲学、科学、教育的奠基人。

稷下学宫是诸子百家学术争鸣的中心。战国之世，中国诸子百家思想既各自创新发展，又相互交流、兼容、汇通，使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形成了百川汇海式的多元归一特点。稷下时代，已为儒学熔铸百家思想奠定了良好基础；及至秦汉，儒家兼收道、法、阴阳、黄老等诸子之学，所谓“独尊儒术”之“儒”，实际成为一个以儒学为主干的多元思想文化的统一体。学界多有学者提出中华思想文化的主体应该是儒、释、道互补的观点，也正说明了中华文化具有多元一体的兼容特质。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文化，及教育理念重人文、轻科学，均具有泛政治化的倾向，这都与稷下学宫的文化影响关系巨大。

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观。它们既是东、西方文化相通相融的文化渊源，也对东西方不同学术思想与文化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它们是世界文明史上闪耀着智慧光芒的辉煌的双璧。

[*]作者王志民，男，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

[2]关于柏拉图学园的诞生时间，本书不同篇章有不同的说法。鉴于学界对此问题尚未有统一结论，本书对此不作统一。——编者注。

[3]顾准：《希腊城邦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23页。

[4]顾准：《希腊城邦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64页。

[5]参见群力：《临淄齐国故城勘探纪要》，《文物》1972年第5期。

[6]［英］傅伊德、［英］金著，任宝祥、吴元训主译：《西方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23页。

[7]《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8]见《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43。

[9]《战国策·齐策》。

[10]《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11]参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稷下通考》。

[12]《孟子·公孙丑上》。

[13]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管子集校·弟子职篇》，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

[14]刘向：《别录》。

[15]《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16]［英］傅伊德、［英］金著，任宝祥、吴元训主译：《西方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25页。

[17]《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18]《新序·杂事》。

[19]《史记·儒林列传》。

[20]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40页。

[21]参郭沫若：《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见《齐文化丛书·中国论文选》，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22]［加拿大］梁鹤年：《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第一篇（第二章）注1，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45页。

[23]［英］傅伊德、［英］金著，任宝祥、吴元训主译：《西方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47页。

[24]《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25]［英］傅伊德、［英］金著，任宝祥、吴元训主译：《西方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35、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