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帮的发展历史及其对收藏界的影响

“国宝帮”，这样一个毫无实际意义的在收藏界长期生存和不断折腾的群体，如今发展成为一个遍布全国、牵扯许多海外侨胞和两岸三地的庞大群体。他们是与正道收藏群体不同的一个畸形收藏理念的群体，极具危害性地存在于社会各个角落。

国宝帮的这种理念，只是过去大多数从事收藏行为者的初涉学习阶段的误区而已。换句话说，收藏家具有这种错误的理念只是初期一段时期，经过古玩市场、正经收藏圈等各个途径的考验和历练，这种“国宝帮”理念基本破灭和丢弃，仅仅作为玩藏过来人私下笑谈的“臭事”罢了。任何一个正道藏家，都会有这样的愤慨：哪能将这拿到社会大众面前作为“正当理念”存在而宣扬啊！这岂不是脑子有毛病吗！

是的，就是这样一些特殊的人，揭竿而起，相互取暖，决心要与收藏界对抗，陆续发展到今天明目张胆的规模。这个群体起初参与者和主要核心层人员，有的明白了退出江湖，有的转入地下秘密进行。在这里对那些醒悟步入理性收藏和退出收藏过上正常生活的人士表示钦佩的同时，也抱着敬畏感来追溯历史。也许有些记述可能有偏差和错误，希望多多体谅和包涵。经过梳理，国宝帮发展的历史背景和轨迹大致如下：

1.没有仿造赝品，就没有收藏热的急剧升温；没有收藏热高涨，就不会有国宝帮出现。上世纪80年初期，景德镇陶瓷馆为了创汇，开始作为工艺品仿制了一批元代青花瓷器，不料在当时的国际商品交流会上，受到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客商的欢迎和抢购。后来，景德镇国营单位开始尝试仿古瓷器业务，为国家赚取不少外汇。上世纪80年中期，国内改革开放，景德镇国营瓷厂面临厂长负责制和个体承包。当时胆子大、精通制瓷技术的一些人开始另立门户，除了生产日用现代瓷器外，其主要项目是为港台和日本等地客商仿制古瓷，随即这些地区的古玩店也纷纷前来定制各自需要的仿古瓷器。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景德镇的元、明、清等仿古瓷器走向国外地区的一些古董店和古玩市场。

介绍国宝帮群体之前，在这里先介绍一部重要的著作，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叶佩兰老师在1998年出版了《元代瓷器》一书，这部著作的出版，对民众收藏元青花瓷器起到了很重要的参考作用。除了一些严谨务实的收藏家从这部著作中受益以外，很多国宝帮收藏元青花也都是从这部著作起步的。《元代瓷器》一书获第三届全国对台宣传画册二等奖（国务院台办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签发）。由此，可见当时的影响力。

2.上世纪80年代末期，有这样一位澳籍宁姓华人自己披露了他的传奇收藏故事。他从早年移居澳大利亚的母亲那里知道：　“1928年冬的一个大雪天，东北某座寺庙的主持为逃避内乱外患造成的兵荒马乱，打算离寺返乡，念及我外祖父多年来对他们的大量接济，便要以藏于寺庙多年的两个青花云龙纹象耳瓶相送。我母亲出嫁时，因为她的喜好，这对大瓶便被作为嫁妆陪嫁。后来，我母亲移居澳大利亚前，曾将大瓶送到当地文物管理部门报关，他们也只是把它当作一般清代青花瓷器放行随我母亲到澳大利亚。直到80年代后，我母亲在报刊上看到了英国人霍布逊发现的那一对带铭文的元青花云龙象耳瓶照片，这才知道自家的那两个青花瓶非常珍贵，便跟我商量：既然是国宝，能不能把它们捐献给故宫。”于是他装上“元青花象耳瓶”，回国准备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经过鉴定确定为新仿品，结果被拒绝。于是在我国体制内各个文博机构和社会收藏机构发起认为是真品的著名专家学者“签名”运动。支持者众多，一共有51名专家，涵盖我国很多权威机构的学者和专家。在签名的专家中，不乏我国文物鉴定方面的泰斗和权威人物，如原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等。这个签名名单被作家吴树先生附录在畅销书《谁在收藏中国》的底页当中。

故宫当时主管此事的专家确实对捐赠文物非常严谨，最终未能达成该华侨“元青花象耳瓶”的捐献愿望。此后，这位华侨不甘心满腔热血受到冷遇，为了给自己收藏的元青花瓷瓶验明正身，开始了漫长的科技鉴宝之旅，从澳大利亚五龙岗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的测年试验，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常量元素胎分析，再到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李政道实验室）、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核分析室、同步辐射实验室等金属系统的测试……“为了检测，象耳瓶的底几乎成了筛子”。坚持不懈地走了近20年的“正名”和“抗争”之路。

“拒捐风波”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影响，很多民间收藏爱好者为该华侨遭遇“不公正待遇”而愤愤不平。该华侨也不时在报刊和网络上“痛骂”主管专家不作为。自此，体制内和该华侨代表的“国宝”形成两个公开对抗的阵营。2000年之后，该华侨出版上下集元青花著作，编录了他本人收藏的元青花瓷器数百件之多。面世以来，遭受到务实专家和更多实战派元青花藏家的一致质疑：　“所录藏品没有一件真品。”后来笔者接触到该华侨本人，感觉他对元青花的认识非常混乱，把国家正规考古发掘具有纪念款的元青花成熟体系完全抛开，　自己毫无根据地自由想象，竟然在其大作中把元青花和釉里红的成熟期提升到南宋时期（有些底带青花款的瓶子竟然标明为北宋），同时对各个朝代的器形认识非常混乱。他准备捐献的青花象耳瓶也在内，笔者仔细看了他收录在著作上册中自己的藏品接近15对象耳瓶（有釉里红象耳瓶），可以非常负责任地给出鉴定结果，没有一件是真品。他收藏的这批瓷器，属于低端仿品。收藏不能听故事，鉴定不能靠别人。但这位华侨的收藏有离奇的故事，有众多的收藏，有庞大的专家团鉴定证明，更有自己非凡的“研究成果”，可谓占据了收藏的“天时、地利、人和”的通道。很可惜，整套书除了引用馆藏品以外，其余全军覆没。在此非常敬佩故宫当年把关的专家老师，在面对50多位体制内专家联名声援保真的情况下，坚持了最终的原则而拒绝，保护了故宫的纯洁性和权威性。

今天看来，应该肯定该华侨的爱国热情，但他后来的所作所为无疑让笔者感到无比惋惜。捐赠是自愿的，受捐单位有拒绝的权利，尤其文物艺术品捐献有严格的规定。该华侨这种不接收就公开抗争和痛骂故宫的做法，给中国民间收藏本应严谨务实的正能量起到非常不好的带头作用，甚至撕开一个收藏人自私无知“你不承认我就公开对抗到底”缺乏理智的伪善面具。严重丧失一个文化人应该有的文化基本底线。当然，一些权威专家学者错误地“鼎力支持”是难辞其咎的，间接地把这个收藏界悲剧性人物推到历史的风口浪尖，最终成为国宝帮的“鼻祖”，大大加速国内国宝帮形成的步伐和聚集。在他的呼吁和号召下“国宝帮团体”正式登上中国收藏历史舞台。时过境迁，历史和时间是公正的，无论早与晚，它会无情地丈量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

3.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民众生活的富裕，加上香港佳士得和苏富比不断拍出的高价元青花、明代瓷器，使得民间收藏热不断高涨。互联网和网络论坛已经成为聚集民间收藏爱好者的重要交流和学习场所。有收藏必有鉴定，体制内文博界一些文物专家受到热捧，当时曝光率最大、收藏爱好者最受欢迎的专家有：国家博物馆专家史某某、国家鉴定委员会原主任孙某某、故宫原研究员李某某、河南省考古所研究员赵某某等人。这些体制内的专家为什么受到民间广泛认可和吹捧？其一是当时人们怀着对权威专家的敬畏之心；其二是国家权威鉴定人才非常有限；其三是这些专家都有许多著作和论文发表，并且经常出现于各种媒体；其四是这些专家对当时的仿制状况缺乏深刻认识，对民间收藏鉴定认可率非常高；其五是收藏民众对权威专家的盲目崇拜；其六是当时收藏民众对收藏缺乏清醒的认识和缺乏必要的眼力。种种因素集合起来，使得民众把这些专家捧上文物鉴定专家的“神坛”，成为一个个耀眼的明星文物专家。

上世纪90年代末期至2000年初的那个收藏狂热的年代，我当时供职公司的南方老板被几个协会的“国家权威专家”忽悠了半屋子的赝品古董，到现在都谈古色变。那个年代，严谨务实的鉴定专家是没有社会生存空间的，即便文博界泰斗耿宝昌老先生也是如此。上述这些受到民间收藏爱好者热捧的文博专家，由于自身专业的认知误区和面临利益诱惑，错误的鉴定使得很多收藏爱好者走向与求真务实恰恰相反的道路，并越陷越深。这也为更多的初级“国宝帮”形成广阔的土壤，用他们当时的话来说：　“国家权威专家都鉴定为真国宝，你们算老几？”所以，国宝的产生，某些吃皇粮的权威专家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4.元青花瓷器的收藏，是初级国宝帮群体能够迅速凝聚在一起共同研讨的重要纽带。由于元青花瓷器早在1929年由英国东方陶瓷研究专家霍布森发现并公布于世，后经过美国东方陶瓷研究学者波普先生分类整理，并于1951年和1956年分次出版元青花研究著作。从此奠定世界上研究元代青花瓷器的权威地位。我国在解放前一直处于研究空白，即便是上世纪90年代，国内研究和鉴定上都处于劣势地位。国宝帮们常用的言论是：　“元青花研究和收藏在国内没有谁先谁后，官方和民间都处在一个起跑线上。”基于这种背景，一些对元青花瓷器收藏和研究情有独钟的领军人物出现在收藏界视野。景鸿堂艺术网的张某、浙江台州的极品王（网名）、深圳的王某某、温州博古斋的陈某某（部分收藏元青花）、上海社科院的教授许某（网名高安客人）和内蒙古某政府机构的官员敖某某等人，相继与故宫献宝的澳籍华侨汇合。自此，各种力量集结，这几个核心人物组成的国宝团队正式走上历史舞台。

后来，由于各种观点的不同和利益的纠葛，其他几位有的另立山头，有的间接支持，有的转入地下，有的则相继退出大众的视线。上海社科院的许教授以坚持“正名运动”和策划各种“大活动”，继续引领国宝帮发展壮大，成为中国最大的国宝帮。聘请全国人大某官员作为顾问指导，御用北京故宫博物院退休某研究员、国家鉴定委员会原主任、河南考古所某研究员、江西考古所某研究员等作为学术顾问。俨然成为普通国宝帮收藏爱好者极其崇拜的团队。(www.xing528.com)

在这里，我们先回顾国宝帮灵魂性人物——上海社科院许教授的收藏发展历程和成名之路。

2001年，国内许多媒体特别报道：　“中国专家首次前往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考察元青花瓷器。这是国内陶瓷研究专家团首次出访西亚的历史性考察，将对我国研究和收藏元代青花瓷器产生深远的意义。这次考察得以成行，主要得益于蒋奇栖女士的积极筹划。”其中，上海社科院的教授许某就属于考察团后补成员。

回放“中国考察团赴西亚参观馆藏元青花”，还得从8年前说起。从1992年到2000年，英国牛津大学考古系博士蒋奇栖女士花了8年时间争取到了去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考察元青花的机会。最终，通过中国文化部的协助，北京市文物局拨出专款促成了此次对中国陶瓷史意义深远的考察。这次活动被邀请的专家本应都是文博界研究文物的专家和学者，由于其中一个被邀专家临时有事，作为补缺，研究马列和社会美学的上海社科院的许教授通过关系很幸运地一同前往。在本次考察中，许教授从一个业余收藏爱好者，得此机会观看了土耳其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瓷器，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起码在当时民间收藏群体中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这事在今天看来，观看馆藏和上手馆藏又能怎样？博物馆的个别专家研究上手一辈子照样眼瞎，并不能证明看得多就是真正的实战鉴定专家。

这次考察回来，许教授从不懂元青花瓷器的门外汉，迅速地成为元青花瓷器兴趣爱好者，同年在《收藏》第9期（总第105期）发表《通往托普卡比的梦幻之路》一文，引起古瓷收藏和研究领城的热烈反响，也因此激发了他研究元青花瓷器的决心，并开始购买市场上的“元青花瓷器”。

2005年许教授撰文回忆：　“八十年代中期，我由理论美学的研究转向‘华夏审美风尚史’的研究。历史上，中国的美学史都是知识分子的美学观点史。中国还没有人去总结日常生活的、实践的审美活动——陶瓷美学研究就是一个空白。我把兴趣投向陶瓷。”“2002年我初调到上海，认识了上海的收藏家俞天等人，我们对元代瓷器的认知是一致的，相互之间切磋得也很好。于是，心血来潮，想请一班高手聚聚，共同切磋一下元青花。江阴的高培芝先生就是客人之一。我本人，俞天，广东来的高手老李都带来了开门的元青花器，但其余客人无一人认识。相反，过了不久连北京素不相识的人也大传我买了假元青花。这本是一笑了之的事，但高先生对自己的判断却深信不疑（高先生认为许教授的元青花是赝品）。”“2002年我在上海邀请的一些朋友，有的是很有名头的专家、行家。看来那次碰头并没有产生积极的效果，也因此我写了《诸君不识元青花》，发表在《中国文物报》。专家之所以有威望，是因为有听众、有观众、有读者、有捧场的、有追随的。威望是靠着‘他者’建立起来的。如果这个‘他者’离你而去，你的专家的光环也就要失色了。这就是严酷的现实。我收到不少来信揭有些专家的短。对某些专家的低评价也在四处流传，如某次鉴定会上的‘出洋相’等等。”

图（4）中国专家首次前往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考察元青花瓷器

上海社科院许教授之所以对他当时收藏的“元青花瓷器”和他自己的收藏经验很自信，理由正如他所说：“我一次是在土耳其博物馆上手看了43件元青花；一次是在南方山区的一个民间收藏家中，他有半个世纪的收藏史，有宋元明瓷器数百件，其中元瓷器几十件（要是真品，早成世界级收藏家）。两次集中的上手，超过了100多件。这100多件元代瓷器，都有基本相似的器型特点、绘画风格、制作工艺，而且有不少是重复品。也就是说，当出现重复的时候，事物的边界也来临了。这种感觉给了我信心，我知道这大概就是元代瓷器的概貌，至少它不会相差太远了。我与不少藏友的交流中，印证了我的感觉。他们从其他渠道获得的经验，跟我是一样的。我们素不相识，都认识了共同的东西。……这么多人的经验集中起来，再加上自己的收藏实践，使我，我们有信心说，对元青花的鉴定，已经不会出现太大的差错了。说白了，由于元瓷接触得较多，在自己头脑中储存的信息就多，一个局部进入信息网络，很快能找到它的对应位置。这就是找到全局的感觉。”

图（5）啼笑皆非的巨型“元青花”大盆

许教授对元青花所谓的“全局感觉”是看的藏品多，接触的藏家多，接触的专家多。但笔者要说的是那些元青花博物馆的保安和接待人员几乎天天看，大量接触世界各地的专家，岂不是都成鉴定专家了？作为收藏家和鉴定专家，不仅要大量接触馆藏瓷器，大量上手研究，请教许多专家。更重要的是要研究窑址出土的大量标本，研究各个地区城建工地出土的标本，研究各个层级的仿品和做旧手段。他当时接触的专家对元青花认识很有限（多为伪专家），他接触的这些藏家在当时都是赝品收藏家，接触的馆藏元青花也很有限，窑址标本、城建标本、仿品等都缺失，本身就不是立体的研究体系，何来“全局感觉”呢？这种对元青花瓷器缺乏实战精神的研究认识，导致他越走越远。

这些年，由他组织和策划的各种活动，几乎无一例外成为中国收藏界的闹剧。作为国家培养出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其所作所为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学者的底线。

图（6）人民大会堂上演的捐假国宝到汶川超大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