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报道传播模式变革-社会公正视域下的新媒介环境成果

从公正、公平的视角来看，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的存在，使得城市人群的生活愈发便利，但农民工依然受到诸多的政策歧视和来自市民的歧视，时常遭受许多不公正待遇。因其利用媒介搜寻信息的能力较差，往往找不到主持公道的机构，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成为传播学角度定义的弱势群体。农民工既缺乏参与传播活动的机会和手段，也缺乏接近媒介的条件和能力，总是被动地、无条件地接受来自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而几乎无法得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各种信息，也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农民工群体缺乏现代意义上的积极的传播观念，缺乏接近大众传播媒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遭遇社会不公之时，除了默默忍受，几乎没有更好的选择。城市人口是媒体的主要消费群体，控制着新闻内容的选择。而农民工则游离于城市边缘，既缺乏保护也缺乏约束。他们对媒体有着距离感，他们由于各种原因也无法吸引媒体的重视，因为自身的素养问题而缺乏利用媒体的意识和能力，从而缺乏话语权而处于弱势地位。农民工需要提升自己的媒介素养，以便更好地获得社会认同并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农民工为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应该享受与城市人群等同的传播权，也有权利用媒体传播自己的声音，有权利用媒体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农民工也需要加强媒介利用意识，加强自身媒介素养，农民工群体因其独特的社会处境和所面临的城镇化鸿沟，其媒介素养状况理应被纳入到考察的视野之中。由于我国城乡分割二元体制的实际存在，与城市受众相比，如何提高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更是函待解决的问题。

农民工媒介素养的提高，还有利于农民工寻找合适媒介诉求途径。曾几何时，农民工的一个重要讨薪手段，不是跳楼自杀就是拦车罢工；而今，农民工“网络讨薪”、“微博讨薪“也时有所闻。从新闻传播视角来看，两者都是试图通过新闻媒体来制造新闻事件，引起广泛关注，从而达到目的；两者的差异在于前者主要通过引发传统媒体来进行信息传播，而后者主要通过自媒体发布信息进入网络传播。我们研究的问题和焦点在于弄清楚是什么、以及如何导致了这种变化？通过基于新闻学和传播理论的理论分析，我们发现，新媒介主要带来了中国的媒介资源重组和“中国社会的信息中下层”媒介素养的变化，媒介资源和媒介素养的改变分别从外部和内部协同作用，从而影响和改变着整个社会的新闻传播体系。

然而，有一个重要问题值得关注，正如美国科技评估署对国民的担忧，能够策略地运用信息和传播设施的群体与不能这样做的群体之间，差距将会加大，甚至最有可能受到不利影响的人，恰恰是那些传播新科技被认为能改善他们生存境遇的人：穷人、教育程度低的人、与技术隔绝的人、以及挣扎着生存的小企业。新媒介带来的媒介资源重组是否真的更有益于所有人？而中国社会的信息中下层等人群如何提升自身媒介素质从而提高媒介资源利用效率，这才是我们研究的中心所在。(www.xing528.com)

毫无疑问，中国社会的信息中下层中，数量最为庞大的是中国农民，而农民工是其中为数众多而又颇为特殊的重要组成——他们来自农村而放弃土地，进入城市从事工业或服务业，他们同样使用信息社会的互联网和通讯工具，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流动。对农民工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带来的媒介资源以及如何提升自身媒介素养来寻求社会公正的研究，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因此，我们的研究将以农民工为例举对象，以期更好阐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