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报道传播模式变革：媒介偏见的不良后果

由于主流媒体的媒介偏见，往往导致弱势群体无法得到适当的媒介渠道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在多种维权渠道受阻的情况下，弱势群体往往会诉诸于制造媒介事件来进行社会抗争。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矛盾凸显期，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很大，而地方政府在追求GDP的指引下，对外来群体和弱势群体保护不足，更多地注重本地人和资方等群体的利益。这一系列背景都引致弱势群体缺乏说理的渠道，而司法公正上的不足、法律援助不及时更令弱势群体权力无法获得保障。弱势群体以激烈手段表达诉求的现象已经存在多年，近年来，由于新媒体的强大社会动员能力，网络等媒体日益成为弱势群体进行社会抗争诉求表达和合法化的重要资源，中国弱势群体的社会抗争形式不断“创新”和变化，出现了各种以牺牲尊严、制造暴力或极端事件甚至生命为表现形式的悲情抗争。

（1）弱势群体制造极端媒介事件的主观动力

传统媒体时代，当法律途径及其它大多数途径无法维权时，弱势群体往往通过与媒体的互动来表达诉求，获得编辑的同情、愤怒和关注，媒体予以公开曝光，从而引起社会关注，并引发政府当局的注意，例如《焦点访谈》栏目就是媒体为之提供的一个互动平台。而在网络新媒体时代，互联网提供了无数便利、高效、低成本、低门槛的接入路径和互动平台，成为弱势群体的重要维权途径。例如，庄河千人下跪事件发生后，中国主要的网络论坛上几乎统一性地谴责当地政府官员，这些事例表明，悲情抗争能够通过各种媒体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并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道义压力和政治压力，从而有助于弱势群体诉求得以满足。

然而，传统媒体的版面和频道有限，网络媒体的关注力也有限，只有具有独特、重要新闻价值的信息，才可能侥幸“中选”，因此，一部分媒介素养较高的弱势群体，便选择通过制造媒介事件来赢得媒体。各种跳楼秀、自残、自杀、打砸抢等事件便一次次出现在报纸、电视或网络上，直到媒体和社会公众都厌烦了，这些类型事件丧失了成为新闻议题的能力，于是，这就推动着弱势群体不断创新制造媒介事件的主观动力。

（2）媒体关注报道弱势群体媒介事件的客观必然性(www.xing528.com)

自2002年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弱势群体”概念，并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与生活状况以来，弱势群体在历届政府的日程中都成为重点关注和支持对象。弱势群体在大众媒体中报的比重逐渐增加，对弱势群体的媒介支援也在日益增强。

一方面，大众媒体作为社会公器，同时也承担着国家政策传达和宣传引导的功能，因此，对国家相继出台的针对弱势群体的各种法律法规和政策办法进行宣传和传达，这是非常符合媒介作为政府喉舌的主要功能的。同时，媒体还承担着传播信息的社会责任和组织职能，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有助于进行信息的有效配置和流动，帮助弱势群体改善自身状况。

另一方面，媒体也有提升自身媒介经营管理水平的动力。有关弱势群体的特殊行为、权利诉求、灾难性新闻与社会支持的议题常常具有突发性、重大性等较高新闻价值，尤其对于都市报和网络新闻编辑来说，这类民生新闻刚好迎合了当前社会热点，具有很好的社会认同性，能够更好的迎合平民需求，从而获得较高的公众关注。同时，很多关于弱势群体的救助性报道，例如汶川地震导致的弱势群体生存、生活状况恶化，或者是农村校车造成的留守儿童事故等，媒体可以开展系列追踪报道和深度调查，这样往往能够提升媒体高尚的社会形象，从而提升媒体自身的品牌、声誉和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