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报道：社会公正视角下的传播模式变革

对于上述各种媒介偏见问题，可以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来进行解析，场域理论的核心在于提供一种思路，即以“关系”的角度对社会现象进行思考。他指出新闻场域存在明显的内部控制，同时，在外部，新闻场域与其他社会组织间都存在有交互影响。

（1）新闻场内部场域

场域理论认为，资本占有的差异，决定着场域内资本与资源的分配结构，而资本的占有就决定着相应的权力地位。在新闻场域内，不同群体的资本占有比例和权力地位结构决定着各自群体的利益获取能力。新闻场域通常有五类资本，其一，经济资本，体现为群体获取媒介、使用媒介的经济能力；其二，文化资本，体现为群体接收和发送信息的文化能力，可理解为媒介素养；其三，社会资本，体现为群体进行信息传播交互时产生和依赖的社会关系网络；其四，象征资本，体现为群体的知名度和公信力。在与新闻场域的资本交换过程中，无论哪一类资本，农民工群体的拥有量上都是极低的。经济资本方面，农民工群体花费在媒介上的费用显然很有限，也很少成为媒体的广告受众；文化资本方面，农民工群体的媒介素养对比精英阶层甚至普通市民，都是较低的；缺少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依托于这些资本之上的社会资本更加无从谈起。而在象征资本上，除了偶有昙花一现的为树立典型而推出的一些打工明星、创业模范之外，以及大量的负面典型事例外，绝大多数农民工没什么象征资本。由于缺乏与“新闻场”交互的必要资本，农民工群体往往被排斥在新闻场之外，无法拥有媒介资源，进而导致话语权的缺失。因此，“农民工”相关主题报道虽然在各类媒体报道中并不少见，但只是作为媒介对象、新闻背景或者宣传所需而产生，农民工群体自身无法在其中施加多少影响。

（2）新闻场与外部场域的交互

布尔迪厄认为，新闻场域会受到外部其他场域力量的影响，其独立性非常有限，由于外界力量的影响，媒体就会产生对弱势群体的媒介偏见。

首先，政治场域直接影响媒体的存在和运作，限定和监督媒体的报道框架和议程设置。这方面当然包括社会关怀和公众教育的社会公共义务，也包括传播和宣传党政的政策意志，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对弱势群体的报道必然受到相应掣肘。(www.xing528.com)

其次，经济领域影响媒介的报道框架，无论是提升“收视率”、“订阅率”等增加受众的取向，还是提高广告收入等商业效益的取向，媒体具有的利润率需求，使得迎合有消费能力的群体是其发展战略，而缺乏购买力的弱势群体显然难受媒体青睐。

再次，社会精英与名人专家的代言现象也直接湮没了弱势群体的话语。新媒体虽然为弱势群体提供了便利低廉的传播渠道，但无论是Web1.0时代的BBS、博客等，还是Web2.0时代的微博、微信等，拥有大量粉丝的名人专家才能引起足够的关注，他们的言论才有足够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弱势群体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制造极端事件来引起这些名人专家的注意、评论或转发，这就使得弱势群体很难自己发出声音。

最后，作为媒介场域中的媒体从业者，其所处的中间阶层社会地位，也造成了人性方面的媒介偏见。记者、编辑等媒体从业者，作为中间阶层，有很大一部分人面对上流社会与精英人士，倾向于青睐和仰视，而在面对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时，往往又倾向于漠视或蔑视，这自然也就造成媒介偏见。

媒介偏见以及新闻场域中的弱势群体一旦形成，常常进入一种潜在的媒介循环规则，偏见持续加深，弱势群体日益弱势，这就造成弱势群体的不断的再生产，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对弱势群体的不良的“刻板印象”，不良刻板印象一旦形成，作为媒介受众的社会公众在心理上就会对这一群体有所排斥，并表现在态度和行为上的歧视、防备和敌意，对于弱势群体来说，长期以往，就会造成弱势群体同社会其他群体的疏离甚或仇恨，最终产生危害行为。

早期的网络媒体似乎为弱势群体提供了获得信息和表达意见的场所，而随着网络媒体管理的加强和社会精英在网络媒体上代言权的日益集中，弱势群体可能会逐渐丧失来自网络媒体的本就不多的一些话语权，这将使得弱势群体日益沉沦为沉默的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