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人到社会人，让社会公正视域下的变化显著

农民工作为特定的“人”的群体，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最初是被视为一种社会工具，正如英美等国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开端，通过“羊吃人”等方式，制造了大量的工业革命需要的闲散的产业工人，而随着泰罗制等科学管理理念的推行，更是把人当做精密仪器，主要考虑的是让这些“精密仪器”如何有更高的生产率。中国改革开放初，同样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而这是当时小规模的城市所无法大量提供的，因此，从农村来的大量的人，就作为“机器”进入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中。

农民工进入媒体话语之初，媒体表现出来的兴趣多是出于对其所具有的经济影响的关注，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中国“具有廉价物美的劳动力”。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宣传，媒介大多是把农民工等同于一种资产来描述。例如，在很多研究报告、新闻报道和文件资料中都是这样的看法：一名固定工换成一名农民工，企业和城市每年可减少各种福利费和补贴793元，而农民工可收入近千元，这样做，利国利民，两全其美。再如，据有的单位测算，用一名农民工比用一名固定工人，国家和企业每年可节省各项开支700至1000元，而生产效率可提高30%^[2]。同时，在一段时期内，关于“清退”农民工的媒介话语中，在涉及清退原因时同样是因为考虑到对自己自有工人的考虑，防止这些“工具”对城市工人的代替，事实上，在媒介以及主流意见观点上，清退农民工的动机和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对城市产业工人的替代性冲击，二是占用和浪费城市资源。

例如，1982年的一篇报道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全省清退10万农民工，每年可节约工资支出7,200万元，粮食400多万斤。同时，还为安置城镇待业青年创造了条件，解决了部分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不同的报道从不同的逻辑层面对此进行描述，比如有一篇报道中，说农民工与其他流动人口“靠套购北京粮票吃起了平价粮来节约自己开销”，专门指出这种倒粮行为使北京市每年额外流失粮食5000万公斤，显然农民工这种“生产工具”消耗了太多的资源。城市本位的保护主义使其注意到的只是农民工这种“工具”的“经济成本”。

随着农民工的规模和数量的持续扩大，与城市的关系日益紧密，媒体已不再把农民工仅仅当做生产的一种工具或组件，而开始把注意力关注在农民工这种人群的特征，但是更多的仍是强调和关注农民工“素质”和“道德”对城市生产和生活的影响，“经纪”的工具属性仍是媒体对农民工群体的基本出发点，无论是就业培训还是工资清欠还是救济温暖等都是这样。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工虽然引起社会关注，但关注的出发点和重点不是农民工本身，而仍是经济发展和城市稳定。

因此，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虽然农民工相关报道的数量开始增加，但是报道的焦点仍然是把农民工视为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例如，这段时期媒介关于农民工报道的内容很多，而且很多关于农民工的人身安全、灾难事故以及生活困难等等，这些是当时媒介报道的重点，然而，由于当时农民工主要从事煤炭业、建筑业等高危、强度大、保障低的行业，在事故伤亡、尤其是大规模生产事故和安全事故中他们必然是伤亡的主要人员。然而，当时的媒介提及农民工时，在一些怜悯式的关怀之下，主流的媒介话语将之概括和描述为不懂或不愿遵守操作规章、知识欠缺、技术水平低的形象，将事故原因归咎于他们，并强调对生产的影响和损失的大小。(www.xing528.com)

从人文精神对农民工开始的媒介关怀应该始于2003年，最早依然是主流媒体的倡导和启蒙，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提道“2002年底以来，农民工工作环境恶劣、安全保护差、欠薪等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关注”，此后，随着农民工职业病危害专项整治“关爱农民工生命安全与健康特别行动”等等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农民工的人身安全和社会生活等等权利开始得到媒体关注，同时这也是农民工本体进入媒体意识的表现。

当社会逐渐意识到农民工群体的庞大和在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力时，也尝试从制度和法律等基本层面来改善和管理农民工。表现在媒体上，就是在政治为主流言论的主流媒体上，也开始有关于农民工参政、议政或者进入社会、城市主流活动等报道，尽管数量并不多见，但代表的是一种启蒙和开端。例如，“山东省允许农民工竞考省级公务员”、“农民工走进黑龙江省农民工工资保障规定（草案）立法听证会”、“重庆市有51名农民工当选市人大代表”等等报道的出现表明，农民工应享有政治权利，已经进入到媒体话语以及社会的普遍意识之中。只是，一方面，这些仍然是很少一些个案，对比农民工群体来说无疑是沧海一粟；另一方面，媒介对此的报道仍然表明这些都还是新闻，而不是普遍认可的事物。不管怎样，媒介这类报道所赋予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而农民工的文化以及情感需求进入媒体话语则是后期的产物。2003年、2004年两年关于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报道热潮渐渐冷却之后，媒体开始将视野扩展到这个群体作为社会人的需要和需求。2005年，人民日报的一篇《关注农民工更多需求》的文章从“文化需求”、“情感需求”、“发展需求”3个方面提出了关爱农民工的新方向，这些可能都说明，媒介，或者社会，开始不仅仅把农民工视为生产的人，更视为有血有肉的、和城市人一样的社会人，在此引导下，媒介开始加强对农民工人文精神方面的报道，这表明媒介开始觉醒和觉悟，意味着媒体话语中的农民工开始从仅仅是“劳动力”向有多种需求的“人”转变^[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