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者到我们：农民工报道传播模式变革

我国媒介对农民工的认识是与国家政策变化相联系的。80年代，农民工被政策文件定义为“计划外用工”，政策文件一般用“计划外用工”、“农民合同工”指称民工群体。20世纪90年代，政策着眼点是民工跨地区流动和外来务工可能给城市社会带来哪些问题，进城农民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农民工问题的“责任者”。因此，民工盲目外流、流动人口、暂住人口、外来人口、外来劳动力等成为基本的政策用语，突出了民工群体“流动”和“外来”的特征。2002年以后政策关注的焦点为城市社会给民工造成了哪些问题，进城农民是农民工问题的“受害者”，权益、工资、就业管理和服务、子女入学教育、参加社会保险等词语成为主要政策用语。

根据不同的政策定位，媒介在报道农民工群体的时候，不同时期对农民工也运用了不同的指称和描述，总体上体现了对农民工从“他者”——“我们”的建构趋势。

80年代，媒介报道将农民工定位于体制外群体，即“他们”群体；报道的角度则是站在城市的角度，即我们群体，所以主要报道的主要内容是农民工的“外来”和“流动”，是如何清退、清理农民工。因此，该时期农民工的媒介形象大多被塑造为“流民”，在他们大量涌进城市的时候“对城市的社会治安造成威胁”。该时期媒介对农民工报道中所用的称谓主要包括农民、民工、农民工、打工仔、打工妹等，1993年则出现了最具歧视态度的身份指称“盲流”。根据这些称谓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媒介对农民工这个体制外群体的排斥和歧视。

1994年以后，媒介报道将农民工定位于边缘群体、越轨群体，报道的角度依旧是站在城市的角度，其报道内容一方面集中于政府对农民工如何进行限制、管制和排斥；另一方面，也开始将报道视角投向农民工的生存生活状况，报道他们作为“人”的喜怒哀乐以及再融入城市生活中的苦难历程，体现了深刻的人文关怀。该时期媒介对农民工的称谓则常用“民工”、“打工”、“外来人员”等，其歧视性明显弱化。所以，此时媒介的报道视角虽然依旧是以城市为中心，但是与第一个时期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在第一个时期，媒介对农民工的不公正待遇“视而不见”，处于“失语”状态；第二个时期里，媒介已经显示了对农民工这个边缘群体和越轨群体的理解和同情。(www.xing528.com)

2002年以后，媒介报道将农民工定位于弱势群体和产业工人，即“我们”群体，报道的角度已经转移到农民工那里，主要报道内容集中于对农民工权益的保障，包括工资、就业管理和服务、子女教育以及社会保险等内容。在报道这些内容时，媒介一方面报道政府及社会对于农民工的关爱和支持，一方面报道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在具体报道时，不但是媒介态度由忽略、歧视到同情、支持以及公平对待转化，而且深入挖掘造成农民工不公正待遇的根本原因，矛头直指体制本身。该时期一些重要的媒介事件不但成为我国媒介发展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而且对于国家有关农民工政策的出台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农民工苯中毒事件引发了首次全国性农民工权益保护专项检查活动^[1]，孙志刚事件则导致了以农民工为主要对象的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并且引起政府对农民工政治权利问题的关注。熊德明事件，则引发了席卷全国的“清薪风暴”，农民工作为劳动者的经济权利被剥夺问题得到全社会关注，这3个媒介事件有效地推动了我国农民工权益维护问题的制度化建设进程。

从媒介30年报道的历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媒介对农民工的建构经历了从“他者”群体——“你们”群体——“我们”群体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媒介对农民工态度也由初期的忽略、中期的理解和同情转变为后期的支持，总体上体现了媒介对农民工由歧视到公平对待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