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报道传播模式变革：中心互动、社会公正视域

进入21世纪，由于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络等新媒介带来的多种新、旧媒介之间的矛盾、交锋、调和与融合，中国媒介的新闻报道理念和传播模式逐渐发生转变并最终形成重大变革，表现出与上世纪不同的鲜明特征。

2003年，孙志刚案的报道是一例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成功发挥网络媒介的舆论力量的报道，通过报道推动传统媒介跟进，最终形成强大的媒介舆论场，从而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和参与，最终导致以农民工为主要对象的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

孙志刚死亡后的几天内，他的朋友和同学在一些论坛和社区上发布了一些信息。《南方都市报》的记者陈峰当时就是从西祠胡同网站桃花坞版面上看到一则关于孙志刚死于广州收容所的简短留言，而决定进行深度探访，从而就有了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上《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封面新闻，此新闻刊出当天上午新浪网等网站全文转载，得到成千上万的评论和跟帖，“孙志刚案”由报纸媒体地方性新闻升级为网络媒体全国性新闻，瞬间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舆论浪潮的直接效果是引起广大群众和有关部门的关注。《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等媒体开始跟进此案报道，《南方都市报》继续推出后续报道，追踪此案。在网络上，新华网、人民网等带有官方性质的网络媒体也开始关注并参与讨论此案。此外，国外媒体也开始关注此案，例如，6月11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网”上发表评论《互联网上的登闻鼓声》，也报道了孙志刚案。5月16日和5月23日，三位青年法学博士和五位法学专家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就孙志刚案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这代表了社会精英的参与。5月30日，《人民日报·华东新闻》发表时评《孙志刚案还能走多远？》，党报开始评论此案。期间，《人民日报》对自6月5日开始公审到6月27日广东高院作出终审判决进行了连续报道：《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开庭》（《人民日报》，2003年6月6日）、《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一审宣判》（《人民日报》，2003年6月10日）、《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终审》（《人民日报》，2003年6月28日）。最终，孙志刚案导致了国家行政管理政策的进入：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第381号令颁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同年8月1日该法案宣布生效，原收容遣返制度同时废止。对此，《人民日报》在其海外版上发表《文明的脚步》（《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年7月2日）、《中国正式废止收容遣送制度》（《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年8月2日）向国外表明中国法制建设的进展。2003年年底，《人民日报》又对孙志刚案进行了总结（《2003，人们不会忘记的人》，《人民日报》，2003年12月31日），同时也对政府管理和法制建设提出了更高的呼声《革除制度性的弊端，关注普通人的权利——让法治体现人文关怀》（《人民日报》，2003年12月10日）。自此，在各级各类媒体在不同时点不同空间的参与和关注下，广大民意被调动、采纳，反映和引领了政府政策的改革。

2007年，“山西黑砖窑”拐骗迫害农民工事件则是一起非常典型的多媒介融合传播事件，该事件短期内引起广泛关注和巨大的情感互动。这次事件中多种媒体（网络、报纸、电视等）同时发声、多种民工群体（被解救民工、被拐骗童工的亲人、其他民工）发出控诉、多种社会力量（网民、工会、知识界专家学者、人权组织）表达观点、多级政府（中央政府、省级与地方政府等）施行行政管理行为，这些不同的群体在事件中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和积极的舆论导向。这次事件构成了一次完整的舆论推动和监督政府解决民工问题、化解公共危机的经典案例。(www.xing528.com)

在此事件的媒介报道中，信息传播的过程是：网民在网上发帖率先提出议题，然后通过互联网与传统媒介以及公众广为传播，都市报进行细节挖掘，电视台追踪报道，党报和国家电视台发声严厉批评地方政府，意见领袖慷慨陈辞，形成了新闻聚焦效应和浩大的公众舆论。其中，河南大河论坛上发表《罪恶的“黑人”之路！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是“黑砖窑”事件公认的导火索。然而，如果没有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连续跟踪报道，就不会有河南近千名家长山西“黑砖窑”的大规模寻访；没有凯迪网、天涯网等转载呼救帖，以及《山西晚报》的实地调查和图片证实，就不会有全国性的群情激愤；没有《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的跟进报道和严正谴责，也难以形成对地方政府的巨大压力，督促地方政府落实中央领导批示、迅速解决问题。在中央的重视和舆论的关注之下，山西“黑砖窑事件”在半个月内迅速解决，山西运城、晋城、临汾3市共解救被拐骗农民工、童工374名。

这一时期，还有很多关于农民工的政策和管理条例在一些重大事件发生前后得以出台的，有利于农民工权益的保障和实现。从类似“黑砖窑事件”、“富士康民工跳楼事件”、“孙志刚事件”、“总理讨薪事件”“农民工卧底维权事件”等事件中的媒介表现来看，均表现为不同媒体形成一个个中心，不同群体围绕这一个个中心进行信息的互动传播和交流，并且这种互动是彼此影响和动态变化的。总体而言，中国媒介的新闻传播模式正在逐步走向“中心互动”的传播模式，即社会各个群体，包括政府、公众及其他社会组织均能通过媒介来进行信息的扩散和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