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报道传播模式变革：党报市场尝试

90年代，媒介开始介入农民工的议题建构过程，主动性增强，可以说媒介话语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策议题的变化，此时期主要的话语类型除了官方话语之外，还出现了精英话语和大众话语。

（1）精英话语

媒介具有一定自主性的“深度—精英话语”的主体不是公众，而是与权力决策层关联着的社会精英，其话语特征“向下”则主要表现为对社会大众的传道解惑，“向上”则是对权力机构提供证据，通常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公众话语”与“国家话语”之间的中间层。

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和人们思想的逐渐转变，中国的“精英”阶层在此期间的规模扩张很快，与此同时，80年代中后期，中国报纸媒介开始了一波全国性的“深度报道浪潮”，其目标受众即为日益扩大的精英阶层。媒介的这次“深度报道浪潮”打破了传统体制中一元国家-宣传话语完全垄断的格局，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微观层面的话语表达上首次获得自主话语权（有限的），不再一定需要“统一口径”，不再只能“天下太平”，而是以更为理性思辨的思维态度来探究复杂而生动的背景真实，因而，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深度报道（以及后续的“调查性报道”）的浪潮表明媒介视角开始投向社会现实，开始转向“精英-理性思辨话语”，它成为中国媒介话语结构转型发展时期的一个重要“拐点”。

同以往传统的媒介相比，精英话语有着很多新的特点：

①不再预作价值判定。对于议题内的事物，放弃“光明与阴暗”、非此即彼两极分化的价值界定，主张应当首先全面、完整地对事物进行考察，考察后再进行判断。

②不再“单面”或过度筛选信息。传统媒介由于宣传或其他的需要，目的性和价值取向非常强，因而通常会选择符合其目标和价值取向的局部或片面材料并屏蔽其他信息。新的话语模式主张放弃目的导向，而以一种客观的、研究的态度去记录、报导和探究事实本来面目，不作价值筛选。

③不再轻易对事物进行盖棺定论。放弃以往就事论事，孤立、静态化地描述事物的方式，而是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处在一个还在发展过程中的“动态阶段”，并且事物与事物之间存在很多关联关系，应当以一种“动态”、“联系”、“系统”的科学观来观察事物。

④不再“指导式”讲话。放弃了以往“以上对下”的单向指示甚至“命令”的说教话语，而是采用一种与受众平等沟通、相互交流、探讨的态度来描述事物。

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处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特定阶段，社会转型、新旧体制改革、中外思想碰撞等等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矛盾和困惑，这成为深度报道和精英话语为受众所广泛接受的历史时代背景，在此特定背景环境中，报纸媒介因为触及各方关注的社会热点和焦点议题，并以其“精英话语”为受众“答疑解惑”，因此“几乎无一例外地在读者中激起了强烈的、或比较强烈的反响……编辑部往往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这些来信还往往是持不同观点的、从事不同的职业与居不同区域的读者写的，可见这类报道在读者中的覆盖面相当大，所引起的各方面的兴趣已远远超过了它本身的范围”^[3]。

进入90年代，深度报道逐渐发展成包括报纸、期刊以及广播电视等诸多媒介中的“高级话语”。早期报纸及新闻周刊中的佼佼者，包括《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周刊》等吸引了一大批固定的读者群；而90年代中期电视媒介也陆续进入深度话语领域，《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电视媒体的深度话语类频道借助于电视媒体的优越性迅速加强了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形成一个个核心品牌栏目，获得了众多稳定的受众群体。

（2）大众话语

与官方话语和精英话语不同，与“大众话语”相联系的则是民众，即传播内容指向大众所关注的社会市井新闻、时尚、娱乐等，受众定位则以“市民”为主。

①媒介“大众话语”的初期形态：“晚报热”(www.xing528.com)

中国报纸媒介“大众话语”形态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其最终形成则以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期蓬勃兴起的“晚报热”为标志。1979年至1991年间，中国各类晚报达51种；而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晚报产生又产生一个高潮，到1993年底各类晚报总数已有104种；而且发展势头有增无减。《中国晚报学》（上海，2001年）中对中国晚报热的原因有如下的总结分析：

一是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推动力。中国持续进行的城市化进程使得城市化人口迅速增加，而城市化的带来的一种变革就是人们不再关注刻板、统一的宣传报道，而需要更多的通俗性的读物。

二是信息需求多样化带来的推动力。中国居民的社会化程度日益加深，使得人们产生更为多样化的信息需求，人们要求获得更为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娱乐等信息。

三是经济发展使得报纸的可得性大为增强。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收入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在满足了基本的生存生活方面的衣食住行需要之后，人们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来满足自身的文娱需求，对于报纸的费用普通家庭和个人已经能够充足支付。

四是经济动力的追逐也是重要的推动力。晚报通常集中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容易达到较大规模的发行量，因此，能够迅速达成社会影响，覆盖服务区域，因而在广告、增值服务等方面可以获得较为丰厚的经济利益。

就晚报发展的市场需求本质而论，晚报的兴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党报宣传和垄断经营的一元报业模式，使得“大众话语”处于真空地段。因此，一旦放开，表现“大众话语”的晚报便得到空前发展，从而使得“大众话语”迅速发展，并与“国家-宣传话语”并立形成媒介二元话语结构。

②党报“大众话语”的市场尝试：“副刊扩版潮”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各类党报的话语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而在人口稠密的大中城市，“晚报”发展迅猛，并已对垄断性运营的党报造成巨大冲击，使其发行量急剧跌落。例如，1980年2月《羊城晚报》印行，当年《广州日报》发行量立刻下滑，而到1981年则比1979年下滑了39%。同样的情况在各地上演，全国各地的党报发行量在晚报的冲击下一路下跌。因而，党报开始了扩版副刊的想法。1987年年初，《广州日报》最先尝试，由4版扩至8版（增加副刊），当年发行量即有增加。到90年代初，全国性的党报也开始了“副刊扩展潮”，到1994年年底就约有150多家报纸扩版增刊。^[4]党报增刊的“副刊”吸收了晚报的一些优点，也开始了一些市场化的倾向，内容报道上也注重文化娱乐性、休闲性、通俗化，甚至也开始商业化，通过代印、广告发布等方式获取经济利益。

③“大众话语”唱主角：“都市报浪潮”改变报业结构

中国党报的扩刊增刊是一种市场化的尝试，这种方向对中国党报而言，使得党报的定位变得模糊和混淆，进而影响到自身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最终可能会对其主要承载的一元国家话语产生不利影响。然而，对于“公众话语”的发展来看，它却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方向。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都市报”开始出现，通过主打“社会新闻”，将社会百态和百姓身边的生活以更为通俗化的“大众话语”传播给市民。“都市报”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覆盖至中国主要城市，中国报业整体结构也为此发生重大变革。新生态的都市报和早期的晚报一起，构建了广泛和通畅的“大众话语”媒介平台，并与后期的电视“民生新闻”栏目等，一起开创了新的“大众传播时代”。

最早以都市报命名的报纸是1993年8月由贵州日报社创办的《贵州都市报》和1994年l月由陕西日报社创办的《三秦都市报》。但是1995年元旦创刊的《华西都市报》却是第一家大获成功的都市报。《华西都市报》对受众的市民身份进行了重新定位和细分，将各种特色内容和话语进行整合为“都市大众话语”，广泛推广“敲门发行”，扩展“新闻策划”（这一概念和操作模式在理论界一直争论颇多尚未有定论），并引入和实施现代化企业运作机制，建立了媒介运营企业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从而在都市报的发行和盈利上取得变革性的进展。

都市报浪潮影响深远，它直接导致早期的晚报进行“都市报化”，包括转型为“早报”以及进行企业化管理和市场化运作等。都市报的浪潮及其“大众话语”使得中国的“大众传播时代”开始形成和繁荣。到2005年末，中国各类晚报、都市报约有285种，除了总数量略低于党报之外，其他出版发行指标均高于其他各类报纸，在发行量和社会的覆盖面等指标上早已遥遥领先，在“大众话语”方面的主导地位已经牢牢树立，并且在民生自费市场和企业广告市场上也是成就斐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