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议程变革推动农民工报道传播模式变革

1994年以后，媒介在农民工议程设置上除了依旧遵循初始期的政府议程→媒介议程→公众议程的设置流向之外，还出现了媒介议程→公众议程→政府议程的设置流向。两种议程设置模式交互影响，共同为农民工的报道发挥作用，前者功能逐渐弱化，比重逐渐减少，继续为国家有关政策的宣传而服务；后者的比重逐渐增加，媒介作为精英和大众的代表，开始发挥主动性，主动介入有关农民工议题的建构，并且独立引导公众舆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议程的设置。如图5-2所示：

图5-2 成熟期主要议程设置流程图

自1994年以来，媒介开始兼重“国计”、“民生”，一方面，媒介充当政府议程的传达者，表现为对国家事务的行政职能；另一方面，由于精英媒体的涌现和发展，媒体开始转变为社会议程的设计者，凸显为对社会事务的服务职能。这个时期，媒体逐渐承担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宣传和报道社会生活中“真、善、美”的事物，揭露“假、丑、恶”的东西，从而更大程度地推动社会的进步，为此，媒体不仅积极争取社会问题的报道主动权，还力图争取更高层面的政治话语权。(www.xing528.com)

例如，《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在1994年以后开始发生转向，从前一时期的“奉命宣传”转向到深入影响政府决策、引领舆论导向，这种转向在同时期农民工问题的议程设置上很好地表现出来。此时，《人民日报》在构建农民工报道议题的过程中，改变了以前只按照政府指令进行被动宣传的状态，开始主动介入农民工的议题建构，通过大量报道，不仅展现了国家政策对农民工的逐渐放开过程，政府对农民工的关爱和保护，城市对农民工的逐渐接纳过程，而且将农民工在流动中的无奈和艰辛、政策的限制与歧视以及城市的拒绝和冷漠真实地展现在受众面前，从而引导公众对于农民工的真实生活状况形成全面的认识，也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进而影响某些政府议程的设置。

如果说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主要是宏观层面，即基于国家政策和行政组织视角考虑；那么以《南方周末》为重要代表的精英媒体在农民工议题的设置上则明显是微观化的，精英媒体更多的是对社会生活的各种细节、对社会规范和公共道德、国民个体的心理和行为的观察、思考和探索。精英媒体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它们各具特色，从各种角度、各个维度对国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报道和研究。《南方周末》在农民工议题的设置上非常注重批判性报道，通过深度揭露农民工面临的生存生活问题，对造成农民工困境现状的环境背景进行深入追查和强烈批判。例如，《南方周末》对农村“空巢现象”和“留守儿童”等展开深度访谈调查，向公众公开展示了农民工离家去打工后其家庭的生存生活现状，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影响，从而提出一个新的议题：农民工家庭关注。农民工支撑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巨大发展，然而隐藏在背后的是千千万万个农民工家庭的奉献，这些家庭所遭受的各种压力甚至超过农民工本身。《南方周末》的受众庞大，并且在意识流和价值观等方面有相似点，因而，能够很快就此议题产生共鸣，短时间内就形成社会舆论，从而一方面形成“民意”，成为公众议题，吸纳其他社会群体等公众力量而形成更为广泛、更为强大的舆论场；另一方面，形成“政意”，通过对主流媒体施加影响，最终导致政府的介入和关注。通过这样的流程，《南方周末》等精英媒体实现了自身的话语权，提高了自身的影响力和媒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