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正视域下农民工报道传播模式的变革

自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从控制盲目流动到鼓励、引导和实行宏观调控下的有序新型城乡关系，改革城镇户籍制度，形成城乡人口有序流动的机制，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不合理限制，从而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地区间有序流动，开始实施以就业证卡管理为中心的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就业制度，并对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进行了改革。而1993年下半年以后，人们对农民流动就业的认识逐步深化，评价倾向发生重要转变。在这一转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重要人物之一是资深经济学家杜润生，他曾不止一次地指出，以民工潮为表现形式的农民跨区域流动就业是中国农民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之后的又一个伟大创造。

这一时期，媒介中的“农民工”大多已经解决“温饱”等生存问题，开始随着经济发展的步伐踏上自身发展的道路。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发展”主题已经成为这一时期农民工追求的社会权利。发展职业水平、提高职业技能、倡导职业行为、维护职业权益，这些议题逐渐地高频率地出现在媒体上。最终，经济的发展促进农民工自身的发展，他们走进城市的行为已经真正被合法化，从事职业劳动，并进而定位成“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日益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www.xing528.com)

同时，在这一时期里，媒介报道议程设置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开始突破完全由政策议程来决定的框架，自主地来设置媒介议程；报道内容从“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政策宣传转变为“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媒介话语由高高在上的一元国家话语转变为市场经济引导下的精英话语和大众话语，表现为社会精英层面对农民工命运的担忧以及大众层面对农民工生活的同情和理解；在传播的社会效果上，媒介虽然依旧站在城市的角度来报道农民工，但是已经开始关注农民工的生活和发展状况。媒介歧视有所缓解，对于农民工的不公正待遇，媒介由第一时期的失语转为此时的主动呼吁。总之，这一时期媒介在推进农民工的不公正待遇方面已经由被动走向主动，开始履行媒介的监督职能，对农民工的公正待遇进行了呼吁，但是，由于这种呼吁和关怀仅仅是表现了一种悲情主义的人文关怀，并没有触及制度层面，未能从根源上来解决农民工的不公正待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