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民工潮”中，近5000万农民工涌入城市，几乎导致铁路系统瘫痪。媒体对此迅速反应，各大媒体纷纷推出诸如“十万民工涌入海口、希望各地予以劝阻”（《人民日报》1989年3月4日）等表现“民工潮”的报道。
《人民日报》关于农民工的报道在数量上也达到了一个小高潮，1988年之前每年基本上只有几篇而已，1989年激增为13篇，随后又开始降为5篇左右的水平，一直到1994年才再次升至33篇。
在对“民工潮”的报道上，《人民日报》的报道内容主要集中于描述“民工潮”现象、探究其背后原因、配合政策对农民工进行劝阻宣传。
（1）对“民工潮”现象的描述
《人民日报》通过对各地“民工潮”现象连续而集中的报道，凸显了“民工潮”问题的沉重现状、紧迫性和重要性。例如1989年2月20号的报道《外省数万民工滞留广州》、1989年3月4号的报道《十万民工涌入海口、希望各地予以劝阻》、1989年3月8日的报道《呼市火车站的双向流动》、1989年4月4号的报道《民工潮涌向西北，兰州站人满为患》等报道在标题上就以“民工潮”、“数万”、“十万”、“潮涌”、“人满为患”等词不断强调问题的严重性。图4-3是1989年第一次民工春运，人民日报第1版上刊载的一张北京火车站混乱不堪情形的图片。在春节过后的2月、3月、4月《人民日报》连续推出报道，形成了一轮报道的高潮，引起社会持续广泛的关注。
图4-3 1989年春运期间北京火车站的民工潮
如图4-3所示，1989《人民日报》对民工潮现象描述为：“4月1日，兰州车站广场被云集的人流吞没。到处是污黑、疲倦的面容，席地而卧的躯体和肮脏的行李。站台上所有西去的列车都受到冲击。常常是，许多人冲上去，被推下来；再上去，再被推下来。除了列车员外，车上的乘客也参加了“保卫列车”的“战斗”。上午11时30分，西安开往乌鲁木齐的143次列车驶入兰州站，所有车门无法打开，车厢内每个角落都塞满了人。”[13]
（2）针对“民工潮”的舆论宣传
《人民日报》通过消息、通讯、调查与评论等体裁对“民工潮”进行一些探讨和较为深入的报道，并通过预设的报道框架来进行政策宣传和舆论导向。
1989年初在“民工潮”、“春运”对交通和城市的大规模压力乍一出现时，对于这种突发、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出于社会稳定的目的，政府和媒介并不愿意看到此类问题发生，因而态度一开始是非常坚决反对的，体现在媒介报道的内容上，主要是对民工进城的限制和清退，目的是行政手段上干预和化解“民工潮”。因而，这方面的报道非常集中，如《十万民工涌入海口希望各地予以劝阻》（《人民日报》1989年3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紧急通知各地严格控制民工外出组织力量做好劝阻、疏运和动员返乡工作》（《人民日报》1989年3月6日）。
1989年3月16日刊发了《北京禁止擅招农民工》[14]，禁止北京市招用农民工，已经招用的立即清退。5月14日《人民日报》第4版上报道：“市府已准备整顿外地民工队伍，今年计划压缩20万人。”
而当年的“民工潮”逐渐消退后，政府对“民工潮”所带来的问题开始进行理性的思考：民工潮为什么会发生？民工进城对城市有什么影响？如何处理进城民工与市民的关系？如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政府有关部门的一些人员和传媒的一些记者编辑继续关注并力图从根源和机制上研究民工潮。因而，《人民日报》从1989年春开始刊登多样化主题的调查或评论性文章，表明政府和媒介对农民流动的认识逐渐提高和深化，政府的态度和媒介的评价倾向发生了很大变化。
例如，对农民工流入城市的经济动因进行探讨，在《他们为什么涌进城？——北京站前与民工的对话》（《人民日报》1989年3月14日）报道中，记者王清宪通过现场访谈和问答的方式做了探寻：
问：你们为什么不在家种地，而这么多人出来做工？
胡国良（安徽临泉县）：我家5口人，就我一个壮劳力。去年秋天旱得没收成，全年打下的粮食不够吃，你说不出来咋办？
问：你们要是在家不出来，不能想点儿别的办法吗？比如搞些家庭副业什么的。
刘征春（湖北襄阳县）：搞副业需要钱哩？像我们这些人，连粮食还不够吃，哪儿还有搞副业的钱？
问：你们不能贷款？(www.xing528.com)
王长江（河南新蔡县）：贷款？谁贷给我们。银行、信用社怕我们借了还不起，不愿借给我们钱。
问：你们那儿的乡镇企业多吗？
安振华（安徽临泉县）：我们那地方交通不方便，又不靠大城市，还穷，有的乡一个企业也没有。
谭双喜（河南安阳）：我们那儿倒是有乡镇企业，有的企业没有流动资金，厂停工，人放了假；也有的干了一年半载不挣钱，关门了。
问：在家里面不好过，可出来好过吗？
姜怀德（安徽临泉县）：说什么好过不好过呢，多少挣点钱就行。[15]
《人民日报》也从机制上对农民工流入城市的制度因素和市场机制进行了分析，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出路进行了探索：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不仅为城市建设和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务，而且在我国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方面率先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
“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动，难免有一部分带有一定盲目性。但从总体看是有一定规律性的，他们的流动是在商品经济机制诱导下的社会经济行为。”[16]
此外，对农民工进城带来的问题以及城市如何应对“民工潮”等问题《人民日报》也较为关注：
“目前，广州、北京、上海、杭州等大中城市先后涌入了大量民工，我区也不例外。大批民工纷纷进城，给城市的社会治安带来了不少问题。”
“民工大流动是我国近年来出现的，公安部门一时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治安管理办法，基层公安机关苦于治安工作任务繁重，警力严重不足，无法有效地管理游动不定的、众多的外来民工。”
“呼吁有关部门组织公安、劳动、工商、建筑、计划生育等部门，成立专门管理班子，规定外来民工一律凭原籍有关部门发给的身份、生育等证件，办理务工、居住等手续。任何单位或个人应凭有关证件雇佣民工，并负责日常管理工作。”[17]
“目前，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涌进城镇、工矿企事业单位。在我们这个矿区，也来了不少农民工。这对于搞活农村经济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然而，使用民工带来的一些问题也不应忽视”、“滋长了矿区职工的惰性”、“偷盗情况严重”、“超生严重。”[18]
农民工的流动不仅影响城市，而且由于农民工的离开，对农村同样也有重要影响：
我们调查县里的6个村庄，共有男劳力2267个，其中外出务工经商的达685人，许多人家因此无人种地，特别是偏远山区，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弃耕现象。如交通不便的周家山、十字河两个村庄，因大量劳动力外流，已弃耕土地500亩。目前，这6个村庄常年种地的农民80%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大量青年农民的外流，影响掌握农业生产知识和技能方面的传、帮、带工作，致使村里的种田把式越来越少。外出的685名劳力中，初高中毕业生有629人，他们学到的科学文化知识没有在广阔的天地里发挥和应用，不利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由于劳动力的大量外流，还给农村党的建设、计划生育、公益事业建设、农田基本建设等工作带来了困难。[19]
这一时期对民工的报道主要以片断为主，对农民进城务工的现象进行简单描述，并对某些主题进行了一些较为详细的分析，形成了一些观点也给出了一些建议。虽然还较为简单，缺乏深入研究也缺乏系统性，但对于基本舆论的建构是比较成功的，激发人们理性地、多元化地、深入地去思考农民进城问题，从而在中国农民工公平地位的实践发展中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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