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报道传播模式的变革成果

1980～1993年，媒介在农民工议程设置的流程上遵循着政府议程→媒介议程→公众议程的设置流向，议程设置流向如图4-2所示：

如图4-2所示，在政府议程→媒介议程→公众议程设置过程中，政府是信息的实际控制者，无论是政府自身的政策、文件、宣传等官方制作的信息，或者是社会事件信息，以及信息的发布和传播渠道，政府都有着垄断性的控制地位，因而，政府在议程设置中充当着“信源”的角色。政府由于拥有庞大和深入的行政分支机构，因而常常能够在公众或媒体之前知悉事件的发生和进程，并通过行政参与来干预或控制事态发展；同时，政府通过对信息的掌控和对媒体的实际性的内在控制，从而主导媒介议程，并通过媒介议程，决定哪些议题可以报道、以什么样的方式报道（即报道框架）等等，从而吸引公众关注，并影响公众的注意力和认知，最终通过媒介议程来设置公众议程，从而实现对公众舆论的引导。

例如，这一时期，基于“维护城市社会治安稳定”这一目标，当时的政府颁发了很多对农民工加强控制、严格管理或者抵制清退的政策文件。为了更好地落实这些政策，政府通过《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进行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广泛宣讲民工对城市、对交通造成的压力，选取地方政府或行政机构对民工的清理、管理中符合中央政策精神的案例进行报道。通过这些媒介报道，影响城市市民甚至民工自身的认知，在全社会形成舆论导向，从而将政府政策的价值理念和主观意志隐秘而间接地施加于公众，从而获得公众和社会的认可、支持并得以顺利、平稳地执行。(www.xing528.com)

图4-2 初始期议程设置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