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媒介报道中农民工的14个称谓
通过在《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做前期检索发现，从1980年到2010年的这30年报道中，《人民日报》中关于“农民工”的报道称谓涉及14个，包括民工、农民工、农民合同工、流动人口、流动人员、暂住人口、暂住人员、外来人口、外来人员、外来工、外来务工人员、打工仔、打工妹、盲流等。作者以这14个称谓作为“检索词”，在《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标题”字段中进行检索，统计各个称谓在标题中出现的总数量，从而分析媒介在农民工报道中使用的称谓变化，具体统计结果如表3-1所示：
表3-1 《人民日报》标题信息中有关“农民工”群体词语称谓分布（单位：篇）
注：本表参考了闫志刚的著作《社会建构论视角下的社会问题研究》[2]。
上述统计数据表明，在有关“农民工”的14个称谓中，“农民工”和“民工”是使用最多的两个词汇，合计约占总数的85.8%左右；其他的词汇使用较少，并且持续时间较短，合计约占总数的14.2%。下面我们将这14个称谓分作三类，具体分析其使用情况。
其一，“民工”称谓的使用情况
根据对《人民日报》报道标题的主题搜索，所有对农民工这一特定群体的词语中，只有“民工”一词在1980年以前出现过，其他称谓都是在1980年后才出现。在1980年以前，《人民日报》标题中含有“民工”称谓的检索记录有254条，而1980年后的记录则为433条。最早的“民工”一词出现在1947年的《人民日报》的标题报道中，来自陈毅将军在华东人民解放军干部会上作报告时的一段话，陈毅特别提出将“民夫”改为“民工”，因为“‘民夫’是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的一种轻贱的旧称呼，与我们劳动人民服务前线的自由劳动的新内容大不相称，应考虑改变”[3]。这种改变，在当时的话语环境中，体现了人民军队与人民大众的平等同志关系。
改革开放之前，民工群体主要以两种集体形象出现在党报中。解放战争时期，“民工”主要为部队的支前人员。陈毅的讲话中由“民夫”改称的“民工”就是这种支前民工。在一般大众印象中，《淮海战役》电影中肩挑手扛运送物资和满身泥泞修筑军事工程的人民民众就是“民工”。在国家和平建设时期，“民工”则主要指水利建设、公铁路建设等基础工程和建设项目中被政府或集体征用的农村劳动者（一般被称为“建勤民工”）。对《人民日报》在这期间的报道检索可以查询到“支前民工”、“水利民工”、“治水民工”、“治淮民工”等称谓，这些不同的“前缀”也反映了“民工”在此期间的国家建设者角色。
改革开放以后，1983年3月9日《人民日报》出现了第一条符合本书研究界定的“民工”标题新闻信息：
“建筑业劳动制度重大改革，部分民工代替专业施工队伍”
——《人民日报》1983年3月9日）
这里面的“民工”主要就是建筑工程中的“农民合同制临时工人”，这条正面报道的目的是为1984年以来城市用工制度变革进行舆论宣传。从此以后建筑民工成为进城民工的主要组成部分，尤其在1989年的民工潮、2003年拖欠农民工工资及民工跳楼讨薪事件中，“民工”这个群体被特别凸显出来。(www.xing528.com)
其二，“农民工”称谓的使用情况
《人民日报》中的“农民工”一词最早出现在1982年1月31日报道的标题信息中：
“干部带头清退自己安排的亲友，安徽十万多农民工返乡务农”
——《人民日报》，1982年1月31日
结合上述政策文本分析，这条报道里的“农民工”是指“来自农村的计划外用工”。这里的“农民工”很明显是以一种稍有一些负面的、被计划经济体制排斥的群体形象出现。
就“民工”和“农民工”的主体称谓来说，1980年以来，无论是政策文本还是媒介话语更多用“民工”而不是“农民工”来指称这个群体。从1980年到2002年年底，《人民日报》有关“农民工”的标题信息只有29条，而“民工”的标题信息有210条。一般而言，在强调农村和农民身份特征时，才采用“农民工”表达。2002年以后“三农”问题得到更多关注，政策文本开始较多采取“农民工”指称，“农民工”成为媒介话语使用的高频词汇。2004年《人民日报》标题信息检索结果显示“农民工”一词使用第一，超过“民工”一词（2004年“民工”标题检索数为78条，“农民工”标题检索数则达到132条）。其后各年中“农民工”称谓均超过“民工”称谓。公众话语从2005年开始质疑“农民工”一词的合法性，认为其带有强烈的歧视性色彩。因而，《国务院关于解决我国农民工问题若干意见》于2006年发布，专门对使用“农民工”称谓做了说明[4]：
通过政府部门对“农民工”称谓合法性和权威性的赋予，有关讨论告一段落。进入21世纪后，“弱势群体”、“新产业工人”、“新市民”则成为农民工群体三个新的指称符号。
其三，关于农民工群体其他称谓的使用
“流动人口”、“外来户”、“暂住人口”等称谓与“民工”称谓在很短的一些特定时期里的政策文本与媒介话语中经常出现交叉。1988年及以前，“流动人口”、“暂住人口”这些政策概念未与民工群体建立必然联系；而在1989年的“民工潮”及以后一段时期内，民工的“流动”特征被强调，同时还出现了“盲流”这一污名化指称；1995年政府开始全面施行暂住证制度，其政策对象主要是以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民工作为暂住、外来人口的主体形象被凸显，后来各种地方法规和制度不断强化了这种指称关系。一些学术研究也开始将“民工潮”归结成“现代流民”进行研究。
“打工仔”、“外来妹”是1991年由《外来妹》电视剧热播时形成的称谓，由于电视媒介的强大影响力，“打工仔”、“外来妹”这套符号话语形成了较为广泛的媒介话语和公众话语。这些称谓的出现，同时也表明90年代民工群体的性别构成和年龄构成发生显著变化，即女性民工和年青民工比例增加，民工群体构成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此外，《人民日报》标题检索中未发现“三无人员”的称谓，但在相关的全文内容检索中，发现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该称谓与民工有密切的文本关联。例如《人民日报》2001年2月14日“关注流动人口犯罪”的报道：
“办证”是一名外来工到达城市后最迫切、最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按规定，没有证就找不到工作，就会成为“三无人员”，就时刻会被遣送原籍（《人民日报》2001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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