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报道传播模式变革：社会公正视域下的研究

中国农村环境中的大众传播及传播媒介的研究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在早期，其基本上与传播学在中国的一般性发展是同步的。总体而言，国内关于大众传播媒介与农村社会的理论研究并不多见，并且零散不成体系。但总体而言，还是可以依据一定的轨迹将这些理论研究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82～1987年的第一阶段，1988～1995年的第二阶段，1995年以后的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此时农村大众传播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对西方学术论文及著作的翻译和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译著西方传播学发展相关研究的代表性文章是1988年第4期的《国际新闻界》刊登的《传播事业与国家发展研究现状》，该文章是摘译自美国传播学学者罗杰斯于1987年在美国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召开的关于传播与社会变迁的讨论会上发表的论文^[48]。在实践领域，以大众传媒与发展为主题的实证研究也有不少应用发展和结论，1982年，杨云胜、程世寿对湖北襄阳地区农村进行的读者调查；1983年祝建华等人对上海郊区农村进行的传播网络调查；1985年张学洪等人在江苏的苏南、苏北、苏中等地农村进行的受众调查；1983年和1985年江苏社会科学院主持过两次对江苏农村居民接触新闻传播状况的调查；1986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行的全国性农村听众调查以及1987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调查组开展的经济发达与不发达地区农民居民的比较调查^[49]。当时的研究目的主要针对传播事业发展现状、受众与传播效果等，但从调查设计到结果的表述，在理论上很少有所建树，更多地只是一般的描述性研究。

第二阶段：1988～1995年期间，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处于沉默期，关于农村传媒的研究有些为数不多的发现，概括起来如下：代表性成果之一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裘正义的博士论文——《大众传播与中国乡村发展》；其二是陈崇山等编写的《媒介·人·现代化》一书，其中有相当部分涉及乡村社会；其三是中国社科院新闻所王怡红的硕士论文——《论农业新技术传播》，以罗杰斯的“创新—扩散”模式为理论参照，以天津武清县等为研究样本，分析了我国农村居民采纳新事物的过程^[50]；其四是戴元光教授主持的传播与西北人文化观念变革研究。其成果《撞击下的浮躁与选择——当代中国西北人的文化价值观》（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认为西北人在传播的影响下处在文化的十字路口，显得“浮躁”，面临“选择”^[51]。

第三阶段：1995年至今，这个阶段新闻体制改革开始启动，网络传播出现，市场化、集团化、媒介经济、媒介素养等词汇被人们津津乐道，传媒的研究注意力再次被城市、全球化的语境所吸引，传媒与农村的研究依然没有形成热点。这个阶段目前主要也有以下一些研究成果：其一是由张宇丹主编的《传播与民族发展》；其二是复旦大学博士后方晓红（2002）在苏南主持调查并编写的《大众传媒与农村》，作者以定量的研究方法全方位分析了媒介对现代化建设发挥的巨大作用；其三是复旦大学郭建斌的博士论文《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作者从文化的角度对独龙江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并用深描的方式呈现独龙江人民使用大众传媒的情况以及大众传媒对当地的生活与权力结构变化的影响^[52]。(www.xing528.com)

以上的研究也体现出一定的时代规律。首先，大多数研究者都自觉地将自己的研究纳入传统——现代的发展理论框架之中，探讨媒介对农村发展的影响。比如，陈崇山、裘正义、张学洪、方晓红等人的调查，其共同遵循同一个理论内核；其次，研究者在梳理媒介与农村发展的关系问题上，存在两道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对于传播积极效果的乐观，李良荣教授对方晓红的研究给予了这样的肯定，“方晓红教授领衔所做的调查以详尽的数据令人信服地证明：大众传媒对于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作用，’大众传播媒介是江苏农村先导性增长的推进器’。”台湾著名学者汪琪教授称戴元光的研究是所见到的研究西北文化与传媒关系的最生动的一本书，美国著名学者朱谦教授认为戴提出西北人“浮躁”而面临“选择”的见地非常“绝妙”。二是对于传媒给乡村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的担忧，其重点在传媒危及传统文化方面。不过客观而言，在这两种观点中，对媒介的肯定占了绝对的上风或者主流；而就研究方法而论，所有的研究（郭建斌除外）均采用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其主要的数据采集方式是问卷式的抽样调查以及问卷回收后使用统计工具进行统计分析。^[53]总而言之，上述研究中虽然有具体的实践和实证研究材料，但往往流于表面和形式上的陈述，缺乏本质上的、规律性的探索。

近几年来，从新闻传播学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数量看，大众传播与农村研究又有“升温”的迹象，部分原因是“新农村建设”的政治议程对学术议程影响的表现。在大众传播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研究中，陈力丹（2006）认为，媒体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要作用正在从单纯的“反映”功能到建设性作用过渡，所谓建设性报道，是能够对实施农村的现代化起到积极作用的报道。也就是说，媒体不能仅满足于一般的沟通消息，而要成为改变农村落后观念意识的理性力量。候博、谭英、奉公（2006）的《电视文化传播及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来自全国27个省市区农户的调查报告》中采用面对面进行问卷调查的方法采集数据，了解农村电视信息服务需求、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为探讨电视文化传播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李红艳（2006）的《关于乡村传播与新农村建设的几点思考》从乡村传播与乡村社会学的兴起、乡村传播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以及乡村传播与新农村建设三个方面论述了乡村传播与新农村建设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