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正实现状况研究成果

我国农村公正实现情况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李国庆（2005）指出农民的公正观正在分化，并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处于不同阶层农民的公正观念存在很大区别，相同阶层的人对不同领域社会事实的认识和判断标准也是不同的，具有多层次性。农民判断社会公正的价值尺度可分为两个层次，最为基础的判断尺度是社会习惯或曰“地方性知识”；当矛盾难以在村庄范围内解决时，人们开始向村庄外部寻求解决对策，其中，政策支持是极为重要的，对不公事件的最高裁决是法律性的，由法院做出裁决。其次，随着农村经济所有制的变化与职业分化，农民在经济领域的公正观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变化是从平等主义向能力主义的转变。王晓毅在分析中国农民公正观念的三种表达形式（上访、转移对象、直接冲突）以后，提出了建立协商机制的四点建议：第一，让农民按照自己熟悉的方式表达意愿，增加农民的表达机会，减少表达的成本；第二，强化社区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三，建立一套包容农民地方实践的机制，不单纯依靠外部强加的规则；第四，加强农村社会舆论的作用，让街头巷议重新发挥规范社会的作用。

在“社会公正与当代农民的表达”方面，王晓毅（2005）研究了普遍主义的制度安排何以往往与农民公正理念发生冲突。与通常人们认可的正规化制度有利于加强农民公正观念的表达能力相反，王晓毅发现，如果忽视了农民的特殊利益，高度一致的制度安排可能只加强了一部分人的权力，而削弱了农民群众的表达能力。在当代农村，土地纠纷和集体资产被侵占是造成社会不公的两大问题。王晓毅发现，农村工业化导致的集体资产增加和农村土地被征用所带来的土地资产增值迅速地扩大了村民内的贫富分化。由于公共权力介入这些变化的过程，因此对公共权力的不满成为抗议不公正的焦点。(www.xing528.com)

关于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研究方面，李和森（2004）认为，城乡统筹是社会保障的应有之意。首先，它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其次，它是缩小日益扩大的社会保障水平差异，统一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必经之路，是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最终发展目标。第三，整合现行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将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实行全民平等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满足基尼系数不断提高条件下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37]。景天魁（2004）则就如何实现社会保障的城乡统筹提出了建议。他认为，首先，应该像在城市一样，在农村建立完善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在标准上可因地制宜；其次，要建立城乡统筹的公共卫生和大病统筹制度，防止农民因病致贫，保障农民的健康权利；然后，在有条件的县、市和省，鼓励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展其他符合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保障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社会保障政策和制度可以多样化，不必固守现有的单一化做法。段明华也认为，城乡统筹不是要求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不是要求社会保障的内容、方式和标准完全城乡统一^[38]。

农村流动人口的国民待遇与社会公正情况也不容乐观，长期以来中国只有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概念，而缺乏国民的概念。对于国民待遇，政府一直采用“一国两策”——城市居民与农民分别对待的政策。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中遭遇到的不公正是农民享受不到公民权的集中反映。上述问题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流动人口享受不到当地居民同等的公平的劳动保障和社会福利。农民工被歧视、被侮辱、被欺负、生病受伤等无法得到社会保障、工作条件恶劣等等，都是与现有的公共政策和社会制度密切相关。二是教育与发展权利的缺位。基本的教育权利是国民待遇的最基本要求。虽然近年来社会各界纷纷呼吁政府解决好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困难的问题，国务院也于2003年发文要求流入地政府“采取多种形式接受农民工子女在当地的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入学”，但在实际贯彻中解决这一问题的效果并不明显。农村流动人口子女进入公办学校仍面临种种困难，比如，要托人送礼、费时花钱办理种种繁琐的手续、要满足学校私下提出的交纳赞助费的要求。能够满足流动农民需求的民办“打工者子弟学校”，在行政法规上也存在不符法律程序、被非法取缔的问题。这使得流动农民仅有的一些社会性救助或自救手段也被剥夺。三是社会安全阀的残缺。随着土地价值的日益下降，土地的保障作用在削弱，近年来已经有二三千万农民失去了土地，连最后的生活保障也没有了。在城里，农村流动人口却不能与城市居民享受同样的失业保障、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