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问题的社会公正报道传播模式变革

我国农民工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农民问题，建国几十年来国家对农民的认识决定了农民工的命运。1949年到1978年为了促进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国家采取了“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方针，让渡部分农村利益来支援城市发展重工业，仅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就将大约6000亿～8000亿元农村资金转移给工业和城市。文革期间为了解决城市就业问题，国家又动员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将城市沉重的就业压力转移到农村。为了城市的稳定，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通过户籍制度严格地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1978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产生了大批剩余劳动力；同时，城市第三产业迅速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的补充，在农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的共同作用下，农民工群体于80年代开始出现，且数量迅速增加。农民进城务工是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同时，农民工群体的存在和发展壮大，填补了城市中一些急需劳动力工作岗位的空缺，为我国城市建设和市民生活便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1989年首次成规模的“民工潮”出现之后，为了保障城市的社会治安稳定以及解决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的大批下岗职工，国家又开始大力清退农民工，以保障下岗职工的再就业。

我国依靠农业和农村几十年的牺牲实现了工业的快速发展，依靠农民工加速了城市建设的步伐。农民工在城市承担着最底层的工作，为中国城市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存现状却不容乐观，他们受到城市社会的种种歧视和排斥，不仅享受不到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权利、教育权利、社会保障权利和政治权利等，而且在企业中的劳动权益也屡遭侵犯。这种现象有违社会公正的原则，严重影响到农民工群体的生存与发展，使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形成地位落差和心理区隔，从而使整个社会结构呈现畸形发展、走向断裂的趋势，进而影响到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2002年以来我国社会发展进入城乡统筹阶段，国家以“多予、少取、放活”为政策取向，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大力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让全体人民共同分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此时，国家对农民的认识由以前的限制转变为保护和支持，从要求农村让渡利益支援城市建设转变为安排城市让渡部分利益支持农村发展。(www.xing528.com)

由于国家对农民、农村态度的转变，农民工的命运在2002年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朱镕基总理当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把农民工归入“弱势群体”，提出“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就业援助”，从此以后农民工逐渐成为社会苦难与底层的象征。劳动部、社会保障部于4月1日发布了《关于开展民工权益保护专项监察活动的紧急通知》，该通知标志着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受到政策层面关注并落实到政策行动上。2003年基于“孙志刚事件”，政府废除了实行近二十年的以农民工为主要对象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年底温家宝总理替农民工讨工钱的行为成为新一届政府确立亲民形象的重要举措。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首次明确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3月27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则是一份维护农民工权益、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纲领性文件，它涉及了农民工工资、就业、社会保障、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土地承包权益等方面的政策措施。这一时期的国家政策已经认可了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产业工人”的合法地位，对农民工的就业、子女教育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都从制度上给予了保障，既显示了国家对农民工的关心、保护和关爱的态度，也标志着我国农民工问题正在步入制度化的解决通道。

由以上分析可见，建国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处理农村和城市的关系，如何安排农业和工业发展的格局，如何对待农民和市民的态度问题。“三农”问题是国家发展的根本问题，只有妥善地解决“三农”问题，社会才能进入和谐、稳定的发展时期，社会公正才能实现。由此，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关乎我国国计民生、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