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身份认同”？一般而言，它指的是一个群体或者个体获得一个被大众也被自身所能够接纳和接受的社会身份。根据接纳程度的不同，通常可分为3个层次，“名称指代”上的浅层次，“政治法律”上的中层次以及“心理接纳”的高层次[9]。
就农民工这一群体而言，对于他们的身份认同目前还仅仅处于最低层次，仅仅是在媒体报道或群众口中的“名称指代”。而更高层次的，例如国家政治、法律、文化方面的认同还正在发展中，至于更高层次的“心理接纳”，则可能需要更长时期的工作。近些年来，农民工“城市建设者”和“新兴的产业工人”的身份定位已表明一种新的发展方向。而在2007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已经提请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根据草案有关规定，我国将首次在不断壮大的农民工队伍中产生全国人大代表”。这可能会成为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成为人大代表对于农民工来说在政治身份上的确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是这来自高层的政治身份给予还远远不能说农民工已经得到了一个完全彻底的“身份认同”。因为他们渴求的是得到真正的“国民待遇”，渴望被尊重，渴望从身心上融入城市。虽然近几年来，城里人对农民工的接纳程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在社会各方的努力下，相当一部分“市民”已经认识到农民工的价值，对他们不再歧视，但遗憾的是他们所处的大环境依然是无情的，不和谐的“插曲”也随处可见，他们距离被城市社会从心理上的完全接纳还有很远的路。新华社记者肖春飞在《我的民工兄弟》一书中提到这样两件事情：2002年，一位陈姓青岛市民向当地报纸写信，提议在公共汽车上设立“民工专区”，理由是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伙伴城市，青岛越来越干净，但是“在青岛打工的民工素质却很低，不讲卫生，衣服上沾满油污，乘公交车时经常碰到市民身上，引起市民的厌恶”，“如果能够隔出小块区域专门供民工使用，这样可以减少市民对民工的厌恶感，消除双方的隔阂和矛盾”[10]。(www.xing528.com)
即便是到了2005年，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一些现代化居住小区还出现过这样的文字：“春节将至，民工回乡，希望广大居民提高警惕，加强防盗意识。”诸如此类的例子随处可见，2006年4月，杭州某小学要把农民工子弟和城里小孩安排在同一个班就读，没想到此举引来轩然大波，很多城市小孩的家长强烈反对，理由是农民工子弟各方面素质太差，会给他们的孩子带来不好的影响。可见，尽管20年来从政府到媒体在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身份上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城市社会从心理上对他们还远远未到“接纳”的程度[11]。甚至是在2013年5月7日，作为中国思想最开放和经济改革最深入的深圳市，为了大运会期间的所谓安全和市容考虑，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居然公开发布“禁止农民工上访讨薪”的国家文件，对农民工进行公开地、国家性地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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