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建立及南满洲地位的文明冲击

秦始皇死于公元前210年，帝位拟传给他的长子，李斯和其他大臣因害怕发生暴动，对秦始皇死讯隐而不发，然后立其次子为傀儡。但秦的苛政已将国家推入混乱，人民饱受苦难，国库空虚，并且疏远了有教养的上层阶级。没有他们的合作，政权就会陷入窘境。秦帝国实际上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好几位军事统帅已经叛变。公元前206年，叛军攻占首都，焚烧了壮观的新秦宫。接着就是对立势力的争权斗争，大群大群的士兵、劳动者和前官员到处游荡。到公元前202年，叛军的一个新领袖刘邦在混乱中脱颖而出，建立了一个新王朝，定国号为汉。中国在汉朝统治期间取得的领土和确立的政治及社会制度一直维持到20世纪。中国人至今仍然称自己为“汉人”，他们因为是汉代首次确立的典型中国式文化和帝国伟大传统的继承者而甚感骄傲。但汉代及以后各朝代的成功所依靠的，却是秦代留下的许多统治方法。管理一个地域面积与欧洲相当、人口到汉时也许达到6000万的帝国，可能也无法采用其他手段。

从汉开始，秦代法家统治中较严厉的手段，由于人们观念上趋于一致和儒教较富人性的道德观这两个因素，而得到缓和。汉的第一代皇帝汉高祖刘邦强调儒教关于政府存在的意义在于为民服务、不义的统治者理当丧失上天授权和民众支持等观念，他废除了招人怨恨的对旅行、教育和思想的控制，降低了赋税，鼓励学习以求培养大批备用人才供需要时按照儒教模式为国家效力。但是，征兵和强制征调劳力进行诸如道路和运河等国家工程建设的做法依然保留，同时保留下来的还有帝国行政区划的郡县制，每县由政府任命的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帝国政府在一个长期存在政治及文化差异的广大而地区色彩多样的国土上，在包括货币、度量衡、书写字型和正统思想等等的所有方面，加上了它要求推行的标准。在仁慈的统治之下，这是一个行之有效并可能获得普遍支持的体系。汉代早期是一个高度繁荣和热烈向往新秩序的时期。

1.汉武帝的扩张

青铜铸造在汉代继续发展。这匹公元2世纪动人的马证明汉代工艺和艺术的精密和复杂。然而权力会腐蚀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建立在秦基础上的汉帝权力，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引起以后几代皇帝进一步征讨和扩大帝国光荣的欲望。刘邦的儿子和孙子继承了他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俭朴和仁慈作风，但到汉武帝（公元前141—前87）时，关于秦悲惨结局的记忆已经淡薄，他开始加强政府管制力度，取消了刘邦为褒奖忠诚效力所封王侯的剩余权力，对贸易和商人实行强制性政府管理，确立新税制，对盐、铁及粮食供应推行新的国家管制办法。最后这项措施后来叫做“和籴法”，即由政府在丰收年或在粮食富裕地区以低限价收购粮食，以避免歉收年出现饥荒。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以后各代王朝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实施过，但这个想法，如同李冰的工程计划，并不总能为各地粮食生产者普遍接受，更不用说商人了。

整顿好帝国内部秩序，增加了政府岁入并提高了国力后，汉武帝于公元前111年开始实行野心勃勃的新征服计划。矛头首先指向位于东南部福建和广东地区、秦亡后一直脱离中国控制的越王国。当时属于越的今越南北部人民和文化，再次并入了中华帝国，由此开始了越南人重新主张和维护其独立地位的长期斗争，尽管他们吸收了中国读写文化的很多成分。在汉代，南方的越人及其文化被看成外来的，它实际上也确实与北方大不相同；这种不同甚至今天仍相当明显，如广东人的语言和烹饪等，但华南作为中国一个组成部分已达2000年，已经基本上按照更强大的中国方式改造过来了。越南人及其文化则依旧保持了较大差异，并且在汉亡后从中国重新赢得了他们的独立。一则汉代的故事

可惜汉代的小说类作品未有幸存者，我们只能通过其他参考资料来了解它。公元220年汉朝灭亡后的几十年里，尽管政治上相当混乱，同样风格的文学创作则仍在继续。下面是当时流行的通俗故事之一，大概写作于公元3或4世纪。

从前有一个庙祝，他有一只杉木枕头，用了30年后，枕头背面裂开了一道缝。一位路过的行商到庙里求神保佑他好运。庙祝对他说，“如果你还没有结婚，就可以试用一下我的枕头上的裂缝。”他设法让商人爬进了裂缝。商人立刻就看到了世上任何东西都比不上的精美的朱红色门、大理石宫殿和玉石柱廊。他遇到一位将军，将军把女儿嫁给他，他和她生了六个孩子。商人当上了大官，地位显赫。他在枕头里从没有想起要回去，但庙祝最后还是命令他出来了。当他再回头看那只枕头时，他明白了他在枕头里面度过的那些年实际上只不过是短短的片刻而已。（原文：焦湖庙有一玉枕，枕有小坼。时单父县人杨林为贾客，至庙祈求。庙巫谓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即遣林近枕边，因入坼中。遂见朱门琼室，有赵太尉在其中，即嫁女与林。生六子，皆为秘书郎。历数十年，并无思乡之志。忽如梦觉，犹在枕旁。林怆然久之。东晋干宝撰《搜神记》中的《玉枕》。）

公元前109—前108年，汉武帝挥师北上，征服了南满洲和朝鲜。而另几场战役则建立了对西南部的云南及贵州与中国关系更远的各民族较松散的统治。南满洲时而脱离，时而并入中国领土，但总体上确实是中国体制的一部分，因为汉武帝在那里设立了原为军用、后来变成肥沃的辽河流域农业居民区的大片殖民地。

类似的驻军也派往了朝鲜，自汉以来，中国在那里的影响甚为深刻。但朝鲜人也与越南人一样，一直急切要求收回他们的民族身份和独立。朝鲜已经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文明和文化风格，而且尽管存在中国文化的强大影响，他们在语言和种族上仍然与中国不同。公元220年汉亡后，朝鲜和越南都脱离了中国的控制——朝鲜成了有名无实的属国；越南则还要忍受后来唐代中国的再一次征服及其后一场接一场一直延续到现代的独立战争，留下了反思过去2000年相互猜忌的沉重遗产。越南人关于他们的民族主义者在驱逐貌似强大得多的中华帝国势力的斗争中一再取得成功的记录，应该足以劝诫美国不要在那里为自己制造灾祸，不懂历史的人将为此付出高昂代价。

中国北部和西北部边疆则因另外的原因曾经是一个长期存在麻烦的地方。长城本为解决这一麻烦而建，但它无法阻止策马驰骋的游牧民族的渗入。游牧民族占据干草原边缘地带，他们不时到中国农业区和商贾必经之路抢劫。当时主要国际商路是通过河西走廊和沿新疆塔里木沙漠（沙漠中有相距很远、由来自周围山区的河流滋养的绿洲）北缘和南缘的著名丝绸之路。两条路在塔里木西端的喀什会合，然后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货物在中亚易手后，再长途运往黎凡特，最后抵达罗马。丝绸是自龙山时代以来中国垄断的主要出口商品，西方需求量很大，尤其是喜好奢侈的罗马帝国。罗马人为此支付大量黄金。罗马作家兼行政官普林尼和其他一些罗马历史学家认为，黄金的外流削弱了经济，导致罗马最后崩溃。中国则在这项贸易中获益，而汉武帝对其新皇权的自豪，使他无法容忍游牧民族对贸易的妨碍和对中国的侵犯。

2.汉帝国版图

汉代版图已接近包括新疆和内蒙古在内的现代中国领土范围，当然越南北部不在现代中国版图内。那个时代的主要游牧民族是突厥诸族之一的匈奴，他们策马驰骋的机动性和骑兵战术，使他们具备了后来蒙古领袖成吉思汗军队那样的作战效能。汉朝将领曾抱怨说，匈奴“骑快马飞驰，他们胸中跳动着野兽的心。他们像鸟群一样从一地飞到另一地，故而很难把他们逼入绝境而后加以控制”。（原文：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史记》卷一百一十二列传第五十二《平津侯主父》）由此不难理解汉军何以屡受挫折，但汉武帝还是在一系列战役中打败了他们，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将他们赶出内蒙古、甘肃和新疆的大部分地区，然后在那些地区及沿丝绸之路安置中国军事殖民地和驻军，现在在那里还能看到已成废墟的当年汉军的瞭望塔。新疆和内蒙古在以后中央政权衰弱的若干时期脱离中国控制，但多半都被继起的强盛王朝作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予以收回。直到20世纪，诸如匈奴和蒙古等非汉民族一直是干草原的主要居民。突厥人的另一支维吾尔族成为多沙漠的新疆地区占优势的居民。维吾尔人后来皈依伊斯兰教，并促进它向中国内地传播；今天中国的穆斯林仍然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

3.中国和罗马帝国

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朝臣张骞出使西域，试图与其他游牧民族结成反对匈奴的联盟，并对其国土进行更普遍的侦察，不料反被匈奴俘获，10年后才逃脱。他最后于公元前126年返回渭河流域的汉朝首都长安。他带回了关于中亚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包括少许有关印度和前往印度的路线的情况，也提到丝绸出口最后目的地的遥远西方一个大帝国，这是中国首次得到的关于罗马帝国的消息，但他们从未设法了解更多。很久以后，一些自称到过罗马的旅行者，包括公元120年的一群杂耍艺人和公元166年的一些商人，在汉朝廷讲述了他们自己的故事。这两起朝廷召见都记录在汉编年史中。罗马人仅仅知道中国是丝绸产地，因此把中国称为Seres，即拉丁语的“丝绸”。

张骞的报道引起汉武帝急于前往中亚的欲望，于是将中亚列为征服对象，这既是他的虚荣自负，也是出于想保证中亚良马供应，以充实皇家马厩和他的骑兵。如果他或他的后继者真的这样做了，中国和罗马两大帝国，或者它们的前方军队可能已经相遇，它们就可能互相取长补短。公元1世纪时，汉王朝屹立未衰，偶尔也尝试西扩；罗马帝国则在进行反对波斯（伊朗）安息王国的战争。如果罗马人征服了安息，他们可能至少遭遇了汉巡逻队，或者他们会走上已经听说过的丝绸之路，从中亚抵达中国边境。但两国军队都远离家乡，加之安息人和中亚各民族都是可怕的对手，都极想维持他们在丝绸之路贸易中有利可图的中间人角色而不愿两大帝国直接接触。汉朝使节曾经抵达安息，但被建议返回，汉使节接受了这个建议。

于是，中国和罗马这两个在领土大小、发展水平、国力和成就方面都相近的帝国，除旅行者讲述的故事外，基本上互相不了解。如果中国人与罗马或印度帝国及其先进文明有过接触，他们很可能在这种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一种不同的更开放的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与中国一样，罗马和孔雀印度都修建了道路、堤防和规划完善的城市，在扩张主义的世界性体系下融合了不同的文化，与自己帝国边境的“野蛮人”进行过斗争。三国之中，汉帝国最大也可能人口最多和最富裕，尽管它的文化发展水平和技术成熟程度也许与古印度和罗马相当。

汉武帝无休无止的出征和强加给人民的赋税，耗尽了国家的承受力和资源。他早期的改革之一是设立政府监察官，其职责在于保持官员甚至皇帝忠实履行自己为民服务的责任。监察官最终让汉武帝承认自己忽视了这一基本训诫，说服他颁布一道著名的“罪己诏”为自己的过失道歉，并许诺要成为一个不辱天命的更好的统治者——如此便不大可能被已在酝酿之中的反叛所推翻。这一监察制度成为以后所有王朝的一项自我约束措施。

汉武帝的直接继承人尽管基本上放弃了进一步的征伐，却仍继续压迫匈奴作为一项防御战略，甚至派遣一支远征军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撒马尔罕进行追击。那里，公元前42年，在中亚塔什干附近的塔拉斯河两岸，他们击溃了包括一些雇佣军的匈奴联军。根据中国记述，这些雇佣军可能是罗马派来的援军，因此，中国人也许看到过罗马士兵用盾牌交搭头上以避剑矢的龟甲形连环盾编队——这是与罗马的一次面对面短兵相接。越过沙漠和高山进入中亚的汉军，比罗马正规军离开自己的首都更远。这是汉王朝国力强盛的顶峰，由汉武帝联合在一起的帝国版图，除很久以后并吞西藏（当然还有朝鲜和越南的丢失）外，在以后几个世纪中没有明显的改变。(www.xing528.com)

4.贸易规模扩大

从史前时代以来，跨越欧亚大陆的交往相当频繁。苏美尔对印度文明的起源可能做出了一定贡献（反之亦然），并可能间接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产生了影响。考虑到古代和中世纪中亚各不同文化的民族的多样性和他们之间的相互敌视，思想和商品经这一地区的双向流通必定是缓慢而困难的。中国和印度的商人肯定曾经到达过西亚、希腊和罗马。至少从公元前600年起，开始有了将印度和东南亚的香料和调味品运到地中海和欧洲的海上贸易。但是，除了希腊和罗马人访问过印度沿海、罗马人可能到过遥远东方的马来亚（那里发现了罗马商品）、少数印度哲学家访问过希腊和罗马以及亚历山大大帝入侵印度外，从那时直到13世纪的马可·波罗时代，东方和西方文明之间再无其他直接接触。阿拉伯船队从事海上贸易，若干不同的中亚民族也在欧亚大陆之间传递思想和商品，但这些传递是不完全的，有些思想在传递过程中丢失或被篡改在所难免。

中国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间的贸易肯定晚于印度与美索不达米亚的贸易；也没有见到可能是周王朝开辟的丝绸之路打通以前中国商品出口到西方的证据。中国商人最远只把丝绸运到新疆，脱手后由一长串中亚商人转运数千英里至地中海滨，然后再由那里的叙利亚、希腊和罗马商人运往更远的西方。这条商路在汉亡后继续存在，后来并且因增加了瓷器和漆器出口而扩大了规模。所有这些商品都很贵重，其价格在经过如此长途运输后大概极为昂贵。运送这些商品的骆驼商队经常遭沿途其他中亚民族抢劫，此种风险更抬高了这些中国出口物最后抵达目的地时的价格。到11世纪时，中国出口货品的很大部分改经海路运往印度，而印度出口物——精细棉纺织品、调味品、宝石及其他——则从古代到中世纪一直主要从印度西海岸装船运出。回程船只肯定也带货物从印度到中国，但除了前面提到印度商人很可能到过华南沿海外，其他几乎一无所知。

5.汉文化

汉王朝统治的头两百年也是诗歌、绘画、音乐、哲学、文学和撰史方面的文化大繁荣时期。儒教更坚实地被树立为官方正统的从政思想体系，著名的中国式国家文职官员制度吸引了受儒教学说教育的才德人士通过不问出身的竞争性考试获得官职。汉代开国皇帝刘邦就出身农民。新制度重视的是才能和教育程度而非继承的地位。这一制度一直是此后2000年政权的力量和效能的源泉，当然得到了坚信“教育使人善良，而善良人行为高尚”的柏拉图的现代继承人的称赞。担任官职的有学识的上等人，每一代都有出身农民或平民阶层并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显贵之列的新人加入，因而当官成了声誉最佳的职业，这反过来又有助于保证真正才德之士进入行政部门，并整体上防止政治舞台和政府官员染上腐化、平庸和低效这些任何地方任何时代的政治制度都难以避免的通病。

中国远非不存在这类问题，也远非不存在其他缺陷，但每个新王朝都重建了自汉开始的制度，并且总体上把政府管理问题处理得可能比大多数其他国家、甚至比大多数现代国家都好。我们应该为此感谢孔子，是他强调了责任、学识、“人类爱心”和仁德。中国社会从诸子百家中选择了这一家，并且对这个早在任何帝国观念产生之前、由公元前6世纪一个小封建主的卑微顾问提出、曾经被视为毫不足道的学说一再重复加以肯定。大地主贵族家庭仍然存在，而且同宫廷贵族太监太监是年少时被阉割因而无后代的男人。他们往往充当不可能为自己儿子而耍阴谋的宫廷侍臣。但是，他们常常组成自己的权力集团，却很少能够负责地运用权力。和抱有野心的将军一样，不时成为权力核心——这是罗马和波斯（伊朗）帝国及其他地方同样存在的现象。在中国，开始于汉的理想经历了其后各代王朝的兴衰更迭，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缺陷，终究是造就了一个悠久而值得骄傲的权力与官员相结合的强大传统，它至今还在起作用，人民共和国就是它的自觉的伟大继承者。

汉朝的统治由于太后之侄王莽发动宫廷政变、并在公元9—23年自立为帝而短暂中断。作为信奉儒教的典型统治者，王莽试图削弱重新抬头的商人和豪强地主势力，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这一切都是力求重建孔圣人教导的平等主义。他的改革措施包括废除逃税日益严重的私产和土地国有化。这些政策严重冒犯了富人和权贵，王莽在得到遭受旱灾引发的饥荒之苦的农民和商贾权贵双重支持的赤眉起义军的打击下败亡。

土地占有方式及其弊病是所有古代和中世纪帝国的难题，也一直是所有中国王朝的麻烦事。拥有土地意味着权力，长子继承权的废除并不总能防止豪强家族累积大量土地。大地主不但聚敛财富，而且以其增长的政治势力威胁国家的无上权威。他们通常以权势集团成员身份，通过官方或非官方的各种关系，在地方上巧妙施加政治影响，设法减少或避免对他们的土地征收的国税，或甚至完全从税收花名册上勾销。这是大多数王朝遇到的大难题。耕种他们土地的佃农往往遭到残酷剥削而被逼造反。政府中的改革分子不时试图改正这些弊病，如王莽的流产变法及后来许多朝代的类似努力；但中央政权从来未能完全克服地主家族的势力。

公元25年，汉朝中兴，新统治者出于同样理由，仿效周朝建都于洛阳，史称东汉或后汉，而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的长安时期叫做西汉或前汉。连续几位新统治者都是强有力和认真负责的皇帝，他们恢复了汉武帝时期的国势、繁荣和文化活力。教育、哲学和艺术再度兴旺，上流社会过上了更富足、更讲究和更高雅的生活。通过再次征伐，帝国全部边疆地区重新实现了和平；公元97年，一支汉军长途跋涉直达里海。侦察员也派往更远的西方，到达波斯湾或黑海才返回，又一次未能与当时同样处于权力和征服顶峰的罗马邂逅。公元89年，汉军侵入蒙古，又一次击败匈奴，这可能是迫使匈奴人开始西迁并最终与中亚其他民族融合的原因。匈奴人后来侵略欧洲而被欧洲人叫做Huns。新疆、北越南、朝鲜、南满洲和内蒙古，全部重新并入帝国版图；贸易兴旺，中国因自信地重建了它的威望和文化领袖地位而自豪。

东汉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几位最著名的将军，尤其是在西北边疆出击游牧民族并一再取得成功的那些将领。其中最著名者之一是班超，其弟与妹均为一部著名汉朝历史著作的共同作者。据说是班超最早说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名言。公元73年，他奉派率一支分遣队前往新疆南部地区进行安抚，但他被本欲与之谈判的敌对部落集团的军队围困。他策划并实行了一次大胆的夜袭，派遣部分兵力绕道敌军阵线后方擂响战鼓作为佯攻，其余兵力则在敌人要塞前燃起大火。敌人完全陷入慌乱，很多人在逃跑中被杀，更多人死于火中。敌部落首领投降，重新发誓从属于中国。

公元1世纪后，曾被王莽正当限制的地主阶级的势力和压迫再次抬头，农民起义增多。皇室及豪强的亲戚们设法谋取地位和权势。贵族，特别是软弱皇帝身边的宫廷贵族，沉迷于奢侈的生活而无视周围的问题——所有问题都与同时代的罗马帝国所面临的一样。宫廷阴谋猖獗到了失控的程度，太监集团攫取越来越大的权力，各地方的将军在镇压了农民起义后变成了互相对立的军阀。整个帝国处在崩溃之中，终于迫使最后一位汉帝于公元220年退位。

汉王朝中国的国力、财富和扩张，部分依靠与蒙古、朝鲜、中亚、越南和北印度的贸易，以及新臣服的华南地区的生产力和商业。这些地区的并入帝国版图（印度和中亚除外）给了它牢靠的边疆，因为边疆四周有高山和沙漠形成的壁垒保护，再往外扩张的价值不大。但是，对于中国主体部分以外的所有这些地区的控制，随着帝国的崩溃而丧失。到此时，几乎所有原来作为驻军定居新疆的中国人都已撤回，他们遗留在丝绸之路沿途的瞭望塔和军事基地，在以后几个世纪中，都同长城一样逐渐变成废墟。贸易和岁入的丧失固然促成王朝覆灭，但主要原因则是自毁性的沉迷奢侈生活、宫廷派别争斗以及各地区或领地势力的相互对抗。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没有一个帝国，尤其是靠征服建立的帝国，能够持续存在超过几世纪。各地方、各领地的反抗和被征服民族为重获独立所进行的斗争，同中央政权衰败的共同作用，几乎是所有帝国垮台的原因。中国的独特之处是，每个新掌权的集团都建立起一个新王朝，而且力求把它重新建成最先由汉王朝创立的那样的帝国。

我们对妇女在古代中国的作用所知甚少，只知道儒教的出现引起将妇女降低至从属地位的倾向。但也有一些著名的例外，其中最重要的大概是历代汉皇后和她们家族的势力；其中有很多位皇太后，她们同丧夫之后成为家庭主宰的妇人一样，掌握了实际上是绝对的权力。女性形象也出现在中国神话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西王母，她统治着日落之国，因而管理来世，这大部分是道教的构想。按照中国人的价值标准，历史学家班固之妹班昭甚至更为杰出，她同她的哥哥在平等合作的基础上，撰写了讲述汉代历史的巨著《汉书》，该书成书于约公元82年。

6.汉制度的崩溃

汉亡后，新王朝魏宣告成立，但魏无力维持帝国的统一，对立的王国很快纷纷出现。此后，华北渐次被匈奴和其他干草原游牧民族蚕食，到4世纪初，他们掠夺了长安和洛阳。北方分裂成了错综复杂的一系列外族控制下的小王国，南方也类似地分裂成几个竞争的国家。从公元220年汉亡到公元589年中国重新统一，这一段时期有时被相当错误地称为六朝（实际上远远超过六个）；这是一个很长的不和睦的时期，侵犯、分裂和战争持续了近四个世纪，损害了政权的庄严形象，把大部分中国人推入沮丧之中。不过，从前高度发达的文化，尤其是艺术，几乎全部得以幸存，中国知识阶层没有忘记它们；然而那段岁月终究被视为一个艰难时期。除许多逃往南方的上层阶级外，很多人都在受苦。

中国的这几个世纪与稍晚的罗马帝国分裂及南欧外族入侵十分相似，也被看成黑暗时期；它也同欧洲一样，丧失了自信而提倡来世超度之说的新群众性宗教，在西方是基督教，在中国是佛教。起初由野蛮民族建立的魏，成为佛教强有力的推行者，留下了极其丰富的佛教艺术遗产，尽管他们的统治局限在北方。正统思想继续是中国人的骄傲；经过一段时间后，它终于随着新的统一、强盛和繁荣的唐王朝的诞生而重新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