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起源：中国的第一章

我们无法判定以城市为基础、有文字、会用金属的中国文明出现的准确年代，它同其他所有地方的文明一样，是一个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漫长过渡时期。但是，到约公元前2000年时，我们称之为龙山或黑陶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已经开始建设有围墙的比村庄大的居民点，制造青铜工具、武器和装饰品，使用极易辨认为书面汉语前身的象形和表意书写符号。他们的小镇或城市已有大群大群的非农民的居民——抄写员、冶金技师、手工业者、也许还有官员——龙山人已经学会了丝织方法这一中国长期独有的技艺。大概4个世纪后，约公元前1600年，第一个有据可考的中国王朝——商——建立在华北平原黄河大拐弯处主要龙山居民点集中的同一地方或其周围或附近。商文化可能是早先龙山和仰韶（彩陶）这两种不同文化的结合，或是在这一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而成，但这两种文化及其他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可能早得多就已出现，而且也许就是中国传说中所指但考古上未得到证实的夏王朝。

不管夏是否是一个实在的国家或王朝，夏这个名称一直被使用，因为商不可能没有它的前身。尽管古代文献提到商而且列出了商的各代王的名号，但与夏一样，近代史学家对商的存在也不全信，直到20世纪20年代考古发现展示了它的首都和甲骨文，后者列出的各代商王名号与古代文献所列者完全吻合，商的存在才得以确认。夏可能仍是晚期龙山-仰韶文化最后发展阶段的合适名称。大约到公元前2000年，龙山文化的城镇已相当大，有了带厚重大门的夯实土围墙，显然不再是农民村落而可能是某种形式的王国。古史籍所称郑州附近的阳城大概就是那个时期（可能是夏）的首都，它有高20英尺的夯实土围墙，大小达一平方英里，墙外有两座青铜铸造场。

具有相似物质文明的龙山居民点分布区，东至海滨，南达长江流域和南方沿海。古中文文献提到夏之前的五“帝”，可视为凭空想像的英雄；归功于他们的功绩有火、农耕、牲畜驯养、历法、书写文字等项“发明”和洪水治理。其中最后一位叫做大禹，被说成是夏的创建者。夏的存在年代姑且定为公元前2000到公元前1600年，但此外关于夏的其他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最早的文献是很多世纪后撰写的。

总之，到了商代，中国特色文化的许多要素已经形成。关于商及商以前各中国朝代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如果有所得益的话）从遥远西方传播开来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的成就，存在着长期的争论。看来，小麦、较晚时期的驴、紫花苜蓿、葡萄和某些数学知识无疑是从西亚传入中国的，但那发生在远远晚于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作为商代重要战斗武器的轻便辐轮战车似乎也是到约公元前1500年才传到中国，这也许与雅利安人侵入印度有关。水稻、水牛、鸡和猪亦非中国北方土产，而是很久以前从东南亚原产地通过华南传入的。确实，中国得益于南方的东西远远超过得益于西方，尤其是考虑到这些最初从南方引进的东西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基础地位时，则更是如此。(www.xing528.com)

商代青铜器的工艺极为先进，其主要器物是用于祭祀的各种器皿。有一种礼仪场合用于斟酒的柄盂，它的盖子可以取下。与其他一些商代青铜器一样，其形象是一头身上有很多抽象图案的想像的神兽。在新石器时代，华南在文化上也同物质上一样，与毗邻的东南亚的关系，比它与干燥寒冷的华北的关系要密切得多。新近在长江下游流域和长江以南的考古发现表明，华南文明的起源可能与考古普查更彻底、古物保存更完好的华北一样早或甚至更早。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东亚青铜器和最早的水稻种植证据来自今日泰国北部和越南的地区。青铜器大概就是从那里与猪、鸡和水牛一起较顺利地传到了邻近的华南，这可能远早于商代，而所有这些事物到商代早期已经在北方出现。到那时，虽然华北和华南在人种和语言及正在形成的文字方面均不同，但两地在文化上已充分融合。

在商代及其后许多世纪中，中国的主要农作物不是小麦而是可能为本地谷类的小米。商文化的所有成分，包括商代的艺术以及书写体系和青铜工艺这两样决定性要素，都未显示与美索不达米亚或印度有任何关系。书写体系和青铜工艺都是先在美索不达米亚而后在印度得到发展，但最早的中国书写体系与它们两者都不同。如果中国人曾经与美索不达米亚有过接触，或者从那里引进了有关的观念或技术，那么他们极不可能不接受或不改用楔形文字而采用了远为麻烦的表意汉字。至于青铜，商代中国在技术的完善和器物的美观上一直鹤立鸡群，大异于任何古文明的青铜器，证明中国经过长期试验，用不同比例的铜、锡、铅和锌混合，取得了最佳比例的成就。地理上离商文化中心越远，青铜制品越粗糙；这里没有苏美尔或哈拉帕文明的任何痕迹。由于这些及其他原因，中国文明，同印度文明一样，显然是一种独立的创新，它早在与其他同样先进或古老的文明实际接触前就已经形成了。这一点也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证据表明中国石制工具一直在类型上与从印度经中亚到欧洲这一地区制造的工具不同的情况相一致。中华文明是在早得多的时代从南方引进某些农业要素之后，基本上独立自主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