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古代社会史观在

引起胡曲园对《老子》哲学兴趣的另一个更重要原因是老子的古代史观，胡曲园说：“我读了《老子》五千言的全文，觉得它在先秦诸子中对现实的批判恐怕是最突出的”^[43]，“马王堆出土的《道德经》，为什么把《德经》放在《道经》的前面？我认为很大的可能是因为《德经》号召人民反抗，引起秦宋起义农民重视的缘故”^[44]；“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像老子这样号召人民不顾生死起来斗争的人，确实是罕见的。在过去，老子的思想虽以‘清静无为’的口号流传于社会上层，可是社会下层却把它当作‘替天行道’的旗帜（‘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通过各种形式流传于民间”^[45]。尤其是胡曲园在研究了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后，深感《老子》实际上是探求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口，因为老子所向往的“小国寡民”在中国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以村社为基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实际上是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社会的一把钥匙。而中国之所以要实行亚细亚生产方式，又与中华民族的历史遭遇与生存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中华民族要在长江、黄河流域生存，治水的需要是中华民族生存的第一需要，而这种治水不是靠一家一户一村所能解决，必须要全国一盘棋，集中全国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大一统是中华民族生存的本能要求，“天人合一，天下一家”是中华民族最初的生存理念。而在治水以后，最佳的生产组织形式不是奴隶制，也不是农奴制，而是亚细亚土地所有制，即土地公有，每家分一块相同的土地耕种，并把收获物的一小部分上交给国家。老子向往的“小国寡民”，就是这种最初的生产方式，“可以说是相当于中国古代井田制度的时期”。“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46]是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最好描述，田地似井字划界，每家耕种相同的一块土地，并把一部分收获物以“贡”“助”“彻”的方式上交国家。由于每家专心于自己的土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因而“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47]中国人追求的“大同”世界就是这种每家都一样的世界，均贫富的理念也由此产生。“到战国初期，商鞅主张‘开阡陌，废井田’以后，井田制度就逐渐趋于消灭。”^[48]尤其到了战国中后期，封国林立，战火不断，这正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向往井田制的原因，即回到一种和平、大同的世界。正如胡曲园所说：“先秦诸子的思想，虽各有其不同的内容，却具有一个共同的趋向，这就是‘崇古’。孔子说：‘吾其为东周乎！’……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老子主张‘小国寡民’”，其本质都是对远古井田制的向往。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近代，由于全民治水和全民耕种，因而“民为邦本”成为重要的治国理念，而最好的政治则是以民为本的政治。因此胡曲园说：“从社会发展史来看，任何崇古复古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没有前途的，可是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连续不断地保留了这样一种对人民一片热忱的传统，我认为是很可喜的。”^[49]中华民族“天人合一，天下一家，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的文化精神从某种意义讲都起源于治水的需要，尤其是“和”的精神，与西方“斗”的精神不同，因为任何一个绝对对立面的存在，都有可能使治水工程功亏一篑，因而“和”的治国理念本质上依然起源于中华民族的生存需要。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东方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公社所有或国家所有，这正是东方社会的最主要特点，“马克思恩格斯正是用土地公有制这把钥匙打开了认识东方社会之门”。^[50]从这点讲，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和组织方式是与西方不同的，舍此不能理解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

正是出于对中国古代亚细亚村社制度的深入思考，胡曲园得出了中国没有经历西方意义的奴隶制和农奴制的正确结论。胡曲园先生作了以下五点说明：（1）“社会的性质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在中国古代社会，“奴隶的数量都是很少的”，奴隶从来不是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因而把先秦、商周社会称为奴隶社会是不妥的；（2）古代中国，由于“长期存在土地公有制的形态”，因而“形成东方社会发展的特点，……不能千篇一律地认定原始社会解体之后，接着就是奴隶社会”；（3）中国古代存在奴隶制，但主要是家奴，不是生产奴隶，因而“有奴隶制存在的社会，不一定就是奴隶社会”；（4）中国古代殉葬者中“不都是奴隶，其中也有平民和贵族”，因而不能把奴隶殉葬作为中国古代奴隶社会的证明；（5）“有人认为中国古代使用奴隶作战，这也不是事实”，周代战争，参加战争的是“自备粮秣或武器”的农民，而不是奴隶。^[51]五点理由，字字千斤，这一振聋发聩的见解，引起了学术界强烈的争论和反响，很多刊物对此作了积极的评论和讨论。它不仅对占主导地位的教条化、简单化的社会演进理论提出了批评，同时为真切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打开了实事求是的新天地！为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了基础性的理论铺垫。

胡曲园的研究不是停留在文本，而是深入到生产方式，不仅深入到生产方式，而且探讨生产方式的生存论根源，这一研究才是真正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我国资深翻译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5卷翻译者徐若木先生看了胡曲园先生文章后，彻夜难眠，激动地给胡曲园先生写了几千字的一封长信，高度赞赏胡曲园先生的学识和人格，称文章虽短小，却有“掣巨鲸于碧海，纳须弥于芥子”之伟力，彻底揭开了中国历史的真面貌，越读“愈觉义深味醇，不胜高山仰止之感”。徐若木先生的感触正是不少学者研读后的感触。胡曲园先生的文章可称为剖析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一篇时代雄文，将永远铭记在中华英杰学术史上。

回顾胡曲园先生的一生，我们会发现胡曲园先生是一位博通古今的学者，但首先是一位革命者，正是救国救民的抱负和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使其刚正不阿，坚持真理。在新中国思想史上，他是最先批判苏联主流意识形态否定“对立统一”而导向极“左”思潮的学者之一。在“大跃进”时代，他是最先批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唯心主义治国论的学者之一。在哲学基本问题上，他是第一个提出“哲学的真正任务是在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而不在第一方面”的学者。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他是新中国成立后最自觉拯救老子唯物论、辩证法和社会思想的思想家之一。在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中，他是最早最自觉运用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之一，是最早明确提出中国没有经历西方意义的奴隶社会和农奴社会的学者之一。虽然为此他在极“左”年代受尽磨难和批判，但抹去浮尘，屹立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堂堂正正的学者，是一位令后学肃然起敬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胡曲园不愧是复旦哲学系的创始人，是复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奠基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真正传人。

（本导读在参考了余源培、翟绍、俞吾金、吴晓明纪念文章的基础上写成，由孙承叔执笔。）

【注释】

[1]见本书，第20页。

[2]见本书，第3页。

[3]同上。

[4]见本书，第4页。

[5]同上。

[6]见本书，第2页。

[7]见本书，第34页。

[8]见本书，第33页。

[9]同上。

[10]见本书，第78页。

[11]同上。

[12]同上。

[13]见本书，第79页。

[14]见本书，第84页。

[15]见本书，第82页。

[16]见本书，第84页。

[17]见本书，第71页。

[18]见本书，第72页。

[19]见本书，第73页。

[2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82页。

[21]见本书，第75页。

[22]见本书，第75页。

[23]见本书，第76页。(www.xing528.com)

[24]见本书，第77页。

[25]见本书，第62页。

[26]见本书，第60页。

[27]见本书，第64页。

[28]同上。

[29]见本书，第67页。

[30]同上。

[31]见本书，第68页。

[32]见本书，第50页。

[33]见本书，第51页。

[34]同上。

[35]见本书，第145页。

[36]见本书，第152页。

[37]见本书，第154页。

[38]见本书，第121页。

[39]见本书，第160页。

[40]同上。

[41]见本书，第161页。

[42]见本书，自序第2页。

[43]见本书，第154页。

[44]见本书，第161—162页。

[45]见本书，第162页。

[46]见本书，第175页。

[47]见本书，第174页。

[48]见本书，第175页。

[49]见本书，第181页。

[50]见本书，第177页。

[51]见本书，第176—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