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曲园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论著以思想深邃著称，然而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他却受到非常不公正的批判，现在看来其真正原因就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论。
文集第一篇写于1957年，当时“反右”之风已经弥漫，而我们的党内和理论界则盛行着只讲斗争，不讲团结和统一的“斗争哲学”，对于这种假的马克思主义，胡曲园心如火焚，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再论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矛头直指斯大林四章二节理论为代表的教科书体系，明确指出：“斯大林在哲学上抛弃对立的统一，片面强调对立的斗争。”[1]文中还直接批评了罗森塔尔编著的《简明哲学辞典》和阿历山大罗夫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第6章的错误原理。
胡曲园认为“对立的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不能离开统一讲对立，也不能离开对立讲统一，这是辩证思维的基本原则，然而“这些哲学家对于对立的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这一原理，只从对立的方面加以观察，而没有从统一或同一的方面去了解”[2]。这样事物的转化就变成了无情的斗争：“这种转化，在这些哲学家们看来，似乎都是通过斗争得来的，但是如果没有转化的可能性（指事物相互间的同一性），是不是单靠斗争就能实现呢？”由于只有斗争，因而事物的联系也就变成了抽象的联系，“他们在联系这一笼统的概念之下，抓到了对立的斗争，丢掉了对立的统一（或同一）”[3]，其结果，必然是“在现实的斗争之中，把认识上的矛盾，扩大成为阶级对立，进而把阶级对立扩大成为政治阴谋，最后走上扩大肃反的道路”[4]。按此逻辑，无产阶级专政也会发生蜕变，“这些哲学家根本没有想到：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职能就往往会带来忽视民主的缺陷，要求权力集中就会带来权力集中的缺陷，强调个人威信，就会把自己送入个人专断的绝境”[5]。这些理论在今天的学界看来可能只是常识，可是在1957年，在苏联哲学界一统天下的时代，胡曲园的批评不能不是一面旗帜，而理论所指向的实践，在今天的学人看来不依然具有切中时弊的新鲜感吗？胡曲园文章发表以后的“反右”“大跃进”和“文革”不正从反面印证了胡曲园忠告的正确性吗？联想到“大跃进”时期胡曲园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批评，以及为此而受到的批判，足见胡曲园先生的理论洞察力、政治勇气和一生的坎坷。在《序言》中有一段话很能说明他的心态：“1958年我被指责为‘只专不红’。1959年由于我否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大跃进口号，作为‘右倾思潮’的代表受到批判。十年内乱，我更受到种种折磨，蹲牛棚，下干校，直至‘四人帮’倒台。……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想我在五四运动时期被中学除名，在大学读书时期被捕坐牢，抗战时期在上海经历政治风险，解放后在‘左’的压力下屡遭批判，真是感慨万千，确实有着一番在泥泞中跋涉的滋味。”[6](www.xing528.com)
“文革”结束时，胡曲园已是古稀之年，然而他却像青年一样投入了战斗。在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讨论前夕，他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论真理没有阶级性》和《再论真理没有阶级性》。正如胡曲园所说：“关于真理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本来是可以讨论的。但林彪，‘四人帮’却在真理‘有阶级性’的幌子下，人为地设置禁区，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真理论来冒充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论，并把他们这个反动谬论作为打人的棍子，摧残革命同志。对他们推行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必须彻底批判。”[7]胡曲园认为“真理是客观的”，“真理是我们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一个事物是不可能有两种正确反映的，尽管人们的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对于同一对象会得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但是关于同一对象的真理，只有一个，就是那种符合客观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正确认识”[8]；“如果认为真理有阶级性，就必然得出真理是随阶级而异的结论”，“不能把人在认识和运用真理时所表现的阶级性套到客观真理上去”，林彪、“四人帮”鼓吹真理阶级性，“表面看去，似乎他们非常注意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和分析问题，实际上是否认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9]，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真理当作教条”，鼓吹“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用唯心主义真理论来冒充马克思主义真理论”，另一方面又“把他们这个反动谬论作为打人的棍子，摧残革命同志”。胡曲园文章刊登在停刊十年后刚刚复刊的《复旦学报》1978年第一期上，胡耀邦看了非常高兴，他在《理论动态》上批示：“今天收到这本刊物，翻了一下，觉得敢于接触实际问题，内容多彩，文风也比较好。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空气仍很沉闷，哼哼哈哈的东西很多，相比之下，就感到这个刊物可爱。”胡曲园关于强调真理阶级性的实质是“否认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的结论，为即将开展的真理问题大讨论起了理论上的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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