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前辈人说：在辛亥革命前后，最流行的一本书是《天演论》。当时在封建愚昧的气氛笼罩下，《天演论》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发现世界是进化的，都感到非常新奇。在五四运动期间，据我所知，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最流行的一本书，当时影响很大。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最早使用白话文体的一部学术著作，列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商务印书馆正出版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茶花女》等，有名一时。当蔡元培为胡适写成《中国哲学史大纲序》，并将该书介绍给商务印书馆时，商务印书馆感到用白话来阐述古代典籍，有些不伦不类，但又碍于蔡元培的面子，就送了30元的稿费把稿子搁下来了。胡适没有接受稿费，要求出版后再说。商务只好在1919年2月把书印了出来。哪知一经出版，便风行一时。
五四运动时期，我正在北京正志中学读书。这个学校当时在北京很有名气，其所以有名，因为（一）它是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创办的。（二）它模仿第一次大战前德国的学制，实行军事国民教育。（三）当代古文大师林琴南是正教务长，桐城派古文大家姚鼐的后人姚永概是副教务长。我13岁离开农村，进入学校接受教育，由于我太幼稚了，我简直听不懂他们讲的是什么。有一天我买到一本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从目录我知道书中讲的是古人古书，又是白话，我想这书一定可以有助于我的课堂学习。哪知看下去时，就不对了。胡适说：“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如果能仔细研究，定可寻出那种学说有许多前因，有许多后果。”我当时看了，暗自吃惊。我想我们的林教务长、姚教务长不都是口口声声说，圣人是天生的么？怎么又提出“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问题呢？胡适还说，“这个前因，所含不止一事。第一是那时代政治社会的状态。第二是那时代的思想潮流。”“这两事又是互相为因果的。有时是先有那时势，才生出那思潮来；有了那种思潮，时势受了思潮的影响，一定有大变动；所以时势生思潮，思潮又生时势，时势又生新思潮。”我看了又惊又喜，心想我们全国闻名的林教务长、姚教务长从春秋左传到唐宋八大家讲了一大堆，怎么就没有说清孔子的学说是怎样产生的呢？难道孔子的思想真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么！我怀疑了，我感到自己有些会用思想了，我非常高兴，我拿着胡适的书，问了这个同学，又问那个同学，说：“你知道学说是怎样产生的么？”同学都说我发疯了。当日的情况，如今记忆犹新。这是我读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留下的第一个印象。
第二个印象是：当时林琴南给我们讲“修身”课，说明“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以修身为本”。姚永概给我们讲“我师录”，即圣贤嘉言钞，同样是说明在家要孝，做人要守礼。同学都很年轻，头脑是一张白纸，由于他们的熏染，影响很深，因此同学之中常常出现孝子嘉行之类的事情。我的一个同班同学，他的父亲病了，经久不愈，他就仿效古人“割股”的办法，从自己腿上割了一块肉，烧汤给他父亲吃，他父亲把他的肉吃下去了，结果还是死了。这事情在我们同学中引起很大刺激，不知怎样理解才好。胡适在他的《大纲》中指出：儒家“孝的人生哲学，要人尽孝道，要人做一个儿子”，而不是做一个人，“把个人埋没在家庭伦理里面了”，成为“孝的宗教”的牺牲品。我想我接受了不少的封建伦理教育，但是我还不知道我是“孝的宗教”迷信的信奉者。我联系到同班同学的事迹以及我自己在家庭中不合理的遭遇，我从封建伦理说教者接受的理论全部解体了，我不由得重复鲁迅的话喊道：“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www.xing528.com)
第三个印象是：胡适在他的《大纲》中很强调变化的观点。他把这个观点叫做“明变”，这对于我这个已经具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头脑来说，在当时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胡适在《导言》中谈到哲学的演变时说：“……欧洲到了再生时代（即文艺复兴时代），昌明古希腊的文学哲学，故能推翻中古经院哲学的势力，产生近世的欧洲文化。我们中国到了这个古学昌明的时代（指清代汉学家考据时代），不但有古书可读，又恰当西洋学术思想输入的时代，……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个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学说。这两大潮流汇合以后，中国若不能产生一种中国的新哲学，那就真是辜负了这个好机会了。”胡适不把他的思想局限在“实用主义”的框框之中，在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他不自觉地流露出了若干唯物的观点，并希望产生一种中国的新哲学（又名世界将来的哲学），这对我当时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我抱着同样的希望，我觉得我们应当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探索各种学说，去发现世界将来的哲学。我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正通过曲折的道路，发展成为世界人民的灵魂。我追溯自己的思想发展，应该说，这是和当时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对我的影响分不开的。我认为，胡适的这本著作，直到今天，仍是学习中国哲学史值得参考的一本书。
当然，从整体说来，胡适在哲学上究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的观点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意识的范围，他既没有分清唯物论和唯心论两条哲学基本路线的斗争，也没有认识到哲学发展同阶级对立的深刻联系。因此，我们读这本书时，不成问题应该只能批判地去理解。
（原载《书林》198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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