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白马非马：诡辩还是承认了个别而否认了一般？》

“白马非马”！乍然一看，几乎是儿戏般的诡辩。其实不然，而是针对当时现实的砭世之论。《迹府》篇把公孙龙作《白马论》的时代背景、目的意义和论证要点都揭示无遗了：“疾（嫉恶）名实之散乱，因（主张以）资材之所长，为（有见于）‘守白’之论，假物取譬，以（与）‘守白’辩，谓白马为非马也。”春秋以还，“名实相怨久矣”！^[19]名实散乱、相怨。即出现了“同异之不可别，是非之不可定，白黑之不可分，清浊之不可理”^[20]的混乱现象，其结果则是社会政治的败坏，而政治腐败的主要表现是君主囿于自私的偏见（“守白”、重血缘）而取士任人，导致亲戚“无能而相”、“无功重封”；国人则“有能无位”、“有功无赏”的“天下离心”的可悲局面。上述公孙龙以“善呼者”为弟子，说平原君辞封，《迹府》篇言齐王以“勇”取士而遗“四行”（忠信孝悌）之士等一系列的言行，皆为此而发。战国之世，“士”的去就具有举足轻重之势，“入之国重，去之国轻”。能否最广泛地争取“士”的投效和支持，是各国成败的关键之一。倡“白马非马”论以喻“取士”，非自公孙龙始，而是在他之前已流行了半个多世纪。苏秦曾说秦王：“夫形名之家皆曰‘白马非马’也。如白马实马，仍使有白马之为（即以白马为马之为，以此喻不能广揽客卿），此臣之所患也。”^[21]苏秦死于公元前320年，距公孙龙说白马论，近六十年。然而，直至韩非仍复叹息：“人主之所甚亲爱也者。同坚白（以“守坚”、“守白”喻取士任人而弃天下之士）也！”^[22]从苏秦之患至韩非之叹的百年间，莫不以“白马非马”喻君主“守白”而“取士”之不当，由此足见“守白”之论积重难返，血缘政治牢不可破。当此存亡之秋，怎不痛心疾首、大声疾呼？公孙龙与韩非的赵韩故国，未经几时，遂被革故鼎新、重用客卿的秦国所扫灭，其时，六国倾覆衰象已败露，尤其“长平之战”（公元前260年）后，赵国一蹶不振（被秦一举“坑卒四十万”），国力耗尽，朝不保夕矣！倘不及早猛醒，悔之莫及！稍前于公孙龙，又有“宋人儿说，持白马非马也，服稷下之辩者。乘白马过关，则顾（酬，付）白马之赋（税）。故籍之虚辞，则能胜一国；考实定形，不能谩（欺）一人”^[23]。公孙龙或直接受儿说的启迪。关于“乘白马过关”戏剧式的故事甚不足信，有说是儿说者，有说是公孙龙者；有说“遂过”，有说“不得过”，莫衷一是。如“公孙龙度关，关司禁曰：‘马不得过’。公孙龙曰：‘我马白，非马’遂过”^[24]。此类传说或是后学为张扬师说而编造，或是韩非为批判“虚名夺实”而虚构，后遂以讹传讹，似若有其事。料公孙龙必无此等无稽之举，其白马论的喻旨十分明确，是有为而发的砭世之论，非徒以滑稽乱俗为意。他是个极精明而切实的政治家，怎会以此抽象理论与难以理喻而唯命令是从的“关司”去开玩笑呢？

公孙龙“假物取譬”，以“士”假“马”，以“勇士”假“白马”，而作“白马非马”，是针对“守白”取士的现实而言的。齐王以“勇士”取代“士”，认为自己就是重视“士”了，实际是把一般的“士”等同于个别的“士”了，是犯了以个别代替一般的逻辑错误。“马非白马”，众所周知，然而君主由于偏见却恰恰违反常识而认定“马是白马”！“白马非马”与“马非白马”是等值的可逆命题，可以互换。由于“守白”之论积习难破，如以习常的“马非白马”言之，如风过耳，不以为意。公孙龙为了引起注意、振聋发聩，变而言之曰“白马非马”！这是正确的逻辑命题，殊非诡辩！

产生“白马非马”是所谓“割裂个别与一般联系”的误解，是由于对“白马非马”的“非”字之误释，有些论者把这“非”字当作全称否定的“不是”之词来解释，这就排斥了“白马”与“马”在外延上的包含关系。一般不包含个别，公孙龙在这命题上所使用的“非”字是作为“别于”或“异于”之义而言的。《说文解字》，非部林：“非，作䨽。䨽，别也。”《庄子·寓言》：“同于己为是，异于己为非。”䨽，即为“非己”。故“非”与“别”、“异”同义。公孙龙在书中正是以“非”字为“异于”之义来使用的。《迹府》：“夫是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而非龙异白马于所谓马（即“白马非马”），谆。”《白马论》亦是如此，“异黄马于马，是以黄马为非马”。如“白马非马”（即白马异于马）则不排斥白马与马在外延上的包含关系，由此可知“白马非马”这一命题并不割裂个别与一般的联系。

《白马论》在论证“白马非马”时，一方面从“唯谓论”的正名原则上论证，“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即要求“白马”（如彼）与“马”（如“此”）必须各自以其内涵与外延统一的概念命名之，因两者的内涵与外延皆异，不可将白马当作就是马，以“马”称“白马”，称“白马”唯能以白马应之。这是就概念的准确性要求而言的。另一方面又据《通变论》中“二无一”的原则而论证。“二无一”是说“一”（概念）与“一”相与而为“二”，则不可复以原“一”（概念）来称之。如“白”与“马”相与为“白马”（“二”），就不可复以原一“白”或“马”称之，即不可称白马是马，或白马是白。这是就概念类属之间关系的变化上，即上位概念（类，一般）与下位概念（属，个别）之间的互相推移关系上而规定的原则，也是“唯谓论”的正名原则在概念类属关系变化时的具体表现。“相与”与“不相与”，即“定”与“不定”（或称“兼”），“个别”与“一般”，“物指”与“指”。如“相与”之“白马”，即白“定”于马者，“物指”、“个别”；“不相与”之“马”，即“不定”于某色之马，“兼”于诸色之马，“指”、“一般”。“二无一”的原则就是强调它们之间的差别，如个别不等于一般，二者决不可混同。故称白马非马。《白马论》说：“白马者，马与白也；马与白，马也（耶）？故曰：‘白马非马也’。马未与白为马；白未与马为白。合马与白，复名白马。是相与以不相与为名，故曰：白马为（原作“非”字，错讹。）马，未可！（后两句是倒装句，即白马为马，是相与以不相与为名。）”又说：“白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异于）白也。马者，无去取于色，故黄、黑马皆所以应；白马者，有去取（即定）于色，黄、黑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马独可以应耳。无去（去取于色）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马非马。”(www.xing528.com)

上述可见《白马论》只是从正名的“唯谓论”意义上而言，即要求名实相应，概念准确，强调的仅是个别与一般的区别，两者不可等同。尤其是公孙龙以此逻辑问题寄寓深刻的社会涵义，这是他抱负“正名实以化天下”的历史使命，力求逻辑为社会服务的宗旨所在！怎可诬之为诡辩？

公孙龙强调个别与一般的区别，并非就是割裂了个别与一般的联系，更非只是承认个别而否认一般。事实上，他多处从侧面提示了个别与一般的联系，如说“求马，黄、黑马皆可致”，“黄、黑马可以应有马”，这就是承认了一般（马）包括着个别（黄、黑马）；同时还承认着个别（黄、黑马）体现着（可以应）一般（马）。如“马固有色，故有白马”，则更直接承认着一般包括着个别。然而，由于论述重点不在于此，故每当涉及此时，就笔锋一转，故意避开，而一再论证其区别。这是由文章的宗旨主题所决定的。不直接涉及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否认了这问题，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通观全书，不难发现他非但不否认、不割裂个别与一般的联系，而且在末篇《通变论》中直接地论证着个别与一般的联系：“羊与牛唯（虽）异，羊有齿，牛无齿（上齿），而牛之非羊也，羊之非牛也。未可！是不俱有而或类焉。”这是说羊与牛因“齿”之有无（据此作为分类的划分根据）而被分为不同的种（个别），然而仍为“或类”（同是偶蹄的畜类——一般），故不可说牛羊毫无共同之处，不与一般（类）联系着，断然而称“羊之非牛”、“牛之非羊”！既然不同种的牛羊尚有“或类”之处，不言而喻，同种而只品色不同的白马、黄、黑诸色马，当然更有“或类”——“马”类矣！白马自是马之一种，这是不证自明的公理，不容推翻的事实，公孙龙决不会热昏至此地步来否认这公然的事实，时论所难，只是断章取义的片面之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