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名”家公孙龙，其人其书，古今交毁，古毁之为“奸人”、“怪说”；今斥之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诡辩”。古人由于历史局限、阶级偏见，自不必言。今天，如不对之作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或拾古人牙慧，或囿于成见而加以种种不实之辞，则是我们的责任。公孙龙是先秦逻辑史和哲学史上的重要一环，是由“道”入“名”，引“名”入“法”；从稷下学派过渡到荀韩之学的“中介”。如缺了这一环，整个先秦逻辑与哲学的历史长链将被中断，许多重要问题将无可说明。本文拟就该书作一浅析，并与某些时论商榷。
“白马非马”！这一轰动当时而震骇后世的命题，我们能以“大率儿童戏语”[1]目之，而以“亟火之”[2]了事吗？有一现象是耐人寻思的，即颇具战斗精神而集诸子大成的荀况对先秦诸子（除孔子之外）无一不訾。可是，对公孙龙却侧目而视，重足而立，敢怒而不敢言。《非十二子》篇中，明明是在批判所谓“以名乱实”的公孙龙学说，文章却指在盖棺了的邓析惠施头上，避开了并世的公孙龙，岂非怪事？这一事实起码表明：公孙龙的学术影响深远，门徒人多势众，而使荀况颇感棘手。一个门下食客，无尺土寸权，何能至此？若非其学术足以服人，怎有可能！如果不把公孙龙学说放在当时具体的历史与学术环境，并结合其言行实践来加以考察，只是就其文字作抽象的、甚而是随心的解说，则只能是“非诬则罔”。为此，对其生平事迹，作一传略，俾言行参照，说而可证，惜史家未曾为之立传，因仅就见于篇籍可考者撮其梗概。
公孙龙，“字子秉，赵人也”。[3]秉，即庄子称惠施与“儒墨杨（朱）秉”[4]“秉”。他曾与孔子六世孙孔穿辩论过，年岁当相仿佛，据《史记·孔子世家》有关记载估算，当生于公元前314年前后，[5]卒于公元前249年左右。主要事迹：
1.公元前284年，“适燕说昭王偃兵”，戳穿昭王“口称善”而“实不为”的言行不一的虚伪面目。“日（昔日）者大王欲攻齐，备天下之士，其欲破齐者，大王尽养之；知齐之险，要塞之际者，大王尽养之；虽知而不欲破者，大王犹若不养。其卒果破齐以为功。今大王曰：‘我甚取偃兵’。诸侯之士走大王本朝，尽善用兵者也。臣是知大王之不为也。王无以应。”[6]同年，回答赵惠文王空喊“偃兵”口号十余年无成效而产生的疑问“兵不可偃乎”？龙曰：“偃兵之意，兼爱天下之心也，不可以虚名为也，必有其实。今蔺、离石入秦（二县叛赵入秦）而王缟素布总（丧国之服）；东攻齐得城，而王加膳置酒。秦得地而王布总；齐亡地而王加膳，此非兼爱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7]偃兵，墨子首倡，“非攻”、“兼爱”之意；稷下宋銒尹文发扬之，公孙龙祖述之。战国商鞅变法前后，各国亦先后变法，新兴地主阶级取得了政权。为扩张其势力范围，各诸侯国无不从事掠土兼民的兼并战争，烽火连绵，加深了人民的灾难，他们从关心人民疾苦出发而提倡“偃兵”。然而，各国统治者接过这口号，假借“偃兵”名义，作为争取喘息时机，积聚力量，麻痹敌方，以期再战的政治手腕。“名”为偃兵，“实”为备战。名实相乖，是公孙龙最深恶痛绝的，“疾名实之散乱”、“欲正名实以化天下”，是他平生致力的目标。他以敏锐的观察力，以名实相应的学理，运用无可辩驳的事实与逻辑力量，戳穿了统治者的虚伪面目。
2.公元前283年，公孙龙以“两可”之辩回敬秦约的“两可之辞”，谴责秦王的“侵地”行为。“空雒（地名）之遇（会），秦赵相与约曰：‘自今以来，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居无几何（不久），秦兴兵攻魏，赵欲救之，秦王不悦，使人让（责）赵王曰：‘约曰：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赵因欲救之，此非约也。’赵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之告龙。龙曰：‘亦可以发使而让秦王曰：赵欲救之，今秦王独不助赵，此非约也。’”[8]当秦侵魏时，赵国一方面从军事上援魏，同时据公孙龙之见展开外交斗争，取得了成效，迫使秦“兵至大梁而还”[9]。该约当在强秦压力下签订，是为侵魏作战争准备的外交部署。由于秦赵强弱悬殊，唯秦能“所欲为”，对赵而言，只是一句空话，故秦设此“两可”之辞，名义上双方“平等”，事实上单方“凌驾”，是秦设计的外交圈套。公孙龙据同一律原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显出非凡的机智与无比的逻辑力量。(www.xing528.com)
3.公元前259年，夜驾说平原君辞封：“‘龙闻：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郸为君请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龙曰：‘此甚不可！且王举君相赵者，非以君之智能为赵国无有也，割东城而封君者，非以君为有功也，而以国人无勋，乃以君为亲戚故（王弟）也。……今信陵君存邯郸而请封，是亲戚受城而国人计功（计国人之功于亲戚名下）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两权，事成操右券以责（如取封事成，则可操右券以责其报德）；事不成，以虚名德君。君必不听也！’平原君遂不听虞卿，厚待龙。”[10]他对操“两权”的政客嘴脸作了深刻的揭露，对“分封制”的血缘政治给予无情的鞭挞。公孙龙反对君主“守白”（重血统）取士而作“白马非马”之论，可从此探知其消息。他主张“因资材之所长”，重用一切有一技之长的人才，此可从其广延学生的事迹见之：“昔者公孙龙在赵之时，谓弟子曰：‘人而无能者，龙不能与游（与其门下游学）。’有客衣褐带索而见曰：‘臣能呼（声宏而善呼喊）’。公孙龙顾谓弟子曰：‘门下故有能呼者乎？’对曰：‘无有。’公孙龙曰：‘与之弟子之籍（名册）’。后数日往说燕王，至于河上，而航（船）在一汜（对岸边）。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来。故曰：‘圣人之处世，不逆有伎能之士。’”[11]
以上简略事迹可见公孙龙之为人，他是一位精明而切实的政治活动家与理论家，其持论皆以名实一致为宗，重事实，斥虚名；其论说善“寓理于事”，分析透彻，正反论证，逻辑严密，具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他的言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符合时代要求，反映人民愿望，起着历史进步作用的。世上岂有如此名实一致、言行切实的“诡辩家”？
以下就该书内容与某些时论商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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