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中国古代社会：对先秦诸子的启发和指示

谈对孔子的看法，实际也就是谈对传统文化的看法。“五四”以来，国内就一直有着“保存国粹”和“整理国故”的讨论，解放以后，“保存民族文化传统”的呼声，更是到处都能听到。那末，我们究竟要保存一些什么呢？难道是要复活两千年来封建腐朽的东西吗？当然不是。

要弄清什么是值得我们保存的传统文化，就不能不联系到我们的历史发展。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文字，应该说殷商已是中国文化的开始。有人说，殷商是奴隶社会，因为在甲骨文中就已有了贵族和奴隶的对立，前者称做“人”，后者称做“”，就是证明。实际在甲骨文中“人”和“”同时出现的去处也很多，商王既与“人”共同聚会，也与“”共同聚会，他们同样受到商王的关注，怎么能说“”和“人”有奴隶和贵族之分呢？又有人说，古籍中，例如《盘庚》中的“畜民”，就明明是奴隶。但是《说文》也训“畜”为“好”，《说苑》尹逸对成王曰：“民善之则畜也，不善则仇之”。晏子对景公说：“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都说明“畜”是“好”的意思，“畜民”是“好民”，畜君是好君，民指众庶，怎么能说是奴隶呢？我们绝不能把存在着奴隶的社会简单地误认做奴隶社会，因为从周初到战国，当时承担主要生产任务的是农民而不是奴隶，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所以把中国古代殷商时期划做奴隶阶段是不应该的。中国古代，根据古籍的记载，夏、商、周三代都是井田制，是处于从公有制过渡到私有制的农村公社阶段。当时情况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大多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凌驾于所有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实际的公社只不过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1]也就是说，当时存在的是国家所有和公社所有的双重所有制。这种情况，西周最为典型。到春秋战国时期，农民的世袭份地因着天长日久便自然蜕化成了私有。正由于中国古代由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是经过农村公社阶段，所以在广大的农村中保留了大量原始公社的风俗习惯。而且在后起的国家中也不可能像日耳曼军事领袖那样，学习罗马后期大奴隶主把奴隶变为佃农的经验，也把日耳曼的公社农民变为佃农，建成欧洲占有广大农奴的庄园制度，得以集中发展生产和财富。中国农村则随着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以及子孙可以共分田产而长期陷于散漫、停滞。在君主专制之下，由于农民的反抗，不断地出现改朝换代。说明中国的所谓封建制度和欧洲的封建制度，其社会情况是不一样的。不承认中国历史的这一特点，怎么能够说明问题呢？

中国历代的学术思想，并未超出先秦诸子的范围，他们实际都是遵循先秦诸子的启发和指示。特别是儒、墨、道三家的导师，由于他们生活在井田制度崩溃、社会进入私有的春秋时代，目击当时社会的种种流弊，对已往的公社生活产生无限的缅怀，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要求，希望人们通过对先王习俗的认识和发挥，得以挽救当时的流弊，所以他们不是歌颂尧舜，就是赞美禹、汤、文、武，一句话，要向古人学习。从而造成了两千年来中国学术思想的“崇古”倾向和“厚古薄今”的传统，其影响的深远是惊人的。所以如此，当然不单纯由于思想的作用，而是有其现实的根据的。试看每一个朝代都存在着或大或小有关实行井田制度的争论，以及每次改朝换代，农民的要求都是“反对苛政”和“均分土地”，甚至从古到今，在许多文人学士的诗歌词赋中全都充满对“桃花源”生活的向往，凡此种种，都从各方面说明了中国民族从思想到生活所具有的传统倾向是什么？我们究竟应该从哪里去正确地认识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不是很清楚吗？可知中国历代人民念念不忘的就是古代学者所称述的“王道”，实际也就是我们解放后所讲的“公社精神”。

根据上述，现在来谈我们对孔子的看法。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又说“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都说明孔子是崇尚周代文化，并且极其景仰周公的。但在当时周室已经衰微，社会日趋混乱，孔子也就只能从教育入手，通过对“礼”的学习，使人们成为具有仁德的人。试看孔子对他的弟子子贡说：“博施济众，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意思是说，如果能够博施济众，那岂止是仁，必定是圣人了，尧舜都还慨叹自己做得不够。说明孔子虽然强调仁德的修养，其目的仍然是要落实到人民的实际生活。只有做到尧舜那样，才是“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是孟子，孟子经常以“言必称尧舜”自居，他把尧舜以来一切先王的措施统叫做“仁政”，说明一切政令，都是为了人民。所以他在《孟子》书中，反复强调《尧典》多次说过的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一切都要从人民出发。因而他的“民贵君轻”一词，也就无人不知。当然，自两汉以来都认为只有“三纲五常”才是孔孟思想的精义，才是不可触犯的天理。但这都是董仲舒和朱熹等人应着君主的需要所造成的理论。从原著来看，无论是孔子也好，孟子也好，都没有像他们这样强调过“三纲五常”，他们不过是提到而已。如果孔孟的学说完全是为专制君主吹喇叭、抬轿子的话，那末朱元璋大发雷霆要把孟子这个亚圣从孔子庙中赶了出去，就成为不可思议的事了。

当然，说来说去，井田也好，孔孟也好，都是我们国家两千年前的老古董，它给后世的影响，除了“落后”和“停滞”之外，还有什么意义呢？在这里，我们应该承认历史的发展是辩证的，当西方私有制度发展到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无力解决它本身具有的“生产社会化”和“占有私有制”这一根本矛盾时，中国人民却以其英勇奋斗的精神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那末，正当我们举国上下不但要抓好物质建设，同时要搞精神建设之际，到底应该怎样正确地掌握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来予以发扬光大，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难道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吗？(https://www.xing528.com)

（原载《时代与思潮》1990年第4辑）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472—4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