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过重大的影响，虽然它全文不过五千字，但内容极其丰富。它是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一部兵书。不仅历代的统治者要向它探索统治的方略，而且农民起义的领导也要从中寻找精神的武器。在中国哲学史上像韩非、王充那样的唯物论者固然要承认自己继承了老子的学说，就是反对老子的唯心论者，也都暗中向他吸取了思想资料。历代的大诗人、大作家接受老子的思想就更不用说了。在中国是如此，在国外，《老子》也是一切所谓汉学家的注意对象。特别是在当前，西方许多学者（包括一部分自然科学家），都认为老子的“道”的学说，同现代自然科学的某些论点不谋而合，而且中国古代的科学萌芽多同道家有着联系，从而在国外掀起了一股研究《老子》的热潮。
但是，在我们国内，像老子这样在历史上有过巨大影响的人物，并没有成为专门研究的项目，而且在评价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在五十年代，曾经有过一次关于老子哲学性质的讨论，即《老子》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这是研究有关老子的任何问题都要首先碰到的问题，结果也并未达到应有的收获。在“文化大革命”中，“《老子》是唯心论”这个看法成了官方的决定主张，在那样动乱的时期，更不会有人来考虑这些问题了。
说《老子》是唯心论，这已经是一千多年来的传统看法了。原因是老子在其书中，通篇强调的都是“道”，认为“道”是世界的本质，是万物的基础。恩格斯说：“除永恒变化着的、永恒运动着的物质及其运动和变化所依据的规律外，再没有什么永久的东西了。”[1]这就是说，物质及其运动规律乃是世界本质的两个方面。前者是第一性的，后者是第二性的，也就是说，物质是现实世界的本体，而物质运动的规律，则和运动一样，是物质的属性。可是老子把“道”（道理、规律）强调成为世界的本质，万物的基础，所以对《老子》作出唯心论的判断，当然是不奇怪的了。
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老子》虽然通篇强调“道”的作用，但是在它阐述“道”是怎么回事时说道：“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这里的“精”过去都读作情，这是不妥当的，其实《老子》所说的“精”，就是《管子·内业篇》所说的“精”。《内业篇》说：“精，气之精者也。”《内业篇》的成书时间，不会离《老子》太远，使用的词意，特别是作为哲学范畴，基本上是一致的。这就说明了《老子》的“道”，不仅是指道理和规律的意思，同时也包括体现规律的精气在内，即《老子》的“道”，包含着世界本质的两个方面，精气及其运动规律。简单地说：“道”就是精气的运行。当然，《老子》和古代希腊哲人一样，还不能把世界的本体概括成为“物质一般”，而认为是物质的某种微质精气，这应该承认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
根据《老子》对于世界本质的理解，就可以知道《老子》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怎样的态度了。根据《内业篇》对“精”的解释，“精”不仅是万物生成的本源，同时也是精神活动的本源，即认为物质运动和精神活动两者是一致的，其间并不存在什么不能逾越的鸿沟。有人认为《老子》的“道”就是康德的所谓“物自体”，是恍恍惚惚不可认识的。实际上《老子》的开篇第一章就提出了无名和有名的问题，认为“道”是绝对的、无限的，因而它是无可名状的；而从道的有限形式，即作为组成整体的部分现象来说，它是相对的有名的。有名和无名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是有名和无名的正反统一，也就是“道”和现实事物的统一。从第一次有名和无名的统一进到第二次有名和无名的统一，这样认识下去，就可以领会到“道”的奥妙。因此在“道”和现象世界之间并不存在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老子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肯定了本质世界与现象世界的统一。它没有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迷路。
同时，根据老子对世界本质的理解：精气的运行（“道”）是世界的本质，精气不仅产生了宇宙万物，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根源。在这里，存在没有决定意识，意识也不决定存在，两者的关系是平行的。这种心物平行的物活论，乃是古代朴素唯物论的最初形式。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它还不能理解意识是物质的属性，显示了它的不彻底性。但是它在古代反对宗教神话统治的斗争中，否定了意识支配世界的原则是有着巨大意义的。所以物活论在哲学基本问题上虽然对唯心论作了一定的让步，可是它仍然属于唯物论的阵营，主要原因也就在此。因此，认为老子的“道”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一样，是体现思想意识产生现实世界的客观唯心论，是不符合事实的。特别值得说明的是：老子并没有因为心物平行就走上二元论的道路，老子为了防止这种可能，提出了“道法自然”的命题，所谓“自然”就是“自己如此”。世界是自己运动的，所以世界是自己如此；万物（包括人）是自己运动的，所以万物也是自己如此，一切外加的干涉都是反自然的，都是“不道”。老子说：“我贵食母”。意思是说，我认为吃饭是最重要的，因为吃饭是人的自然，是人的本性，人要活着，就得如此。所以老子在他描写的理想社会中强调说：“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因为这是人民群众的需要，是人的自然，是不可抗拒的，一切违反人民需要的花言巧语，都是“大伪”，都是“不道”，所以老子主张“无为”。“无为”就是不搞“违反自然”的人为的干涉。要遵循自然，就是“尊道”，要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就是“贵德”。《老子》所谓“道生之，德蓄之”，就是这个意思。
《老子》遵循自然的学说和它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是分不开的。中国历史虽有两千多年之久，但是中国的文化思想并未越出朴素辩证法的阶段，而《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在中国各家学说之中，应该说是最丰富的了。在《老子》的辩证法中最突出的就是“转化”的思想。恩格斯说：“这种认识（指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引者），是今后对转化过程本身进行更为丰富多彩的研究的既得的基础，而转化过程是一个伟大的基本过程，对自然的全部认识都综合于对这个过程的认识中。”[2]这段话很清楚地说明了“转化”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关于这一点，正像“转化”在《老子》书中那么突出一样，它给后人的影响也同样是那么突出。在这一方面，我想无需多谈，现在要谈的倒是它的缺点。《老子》的辩证法没有强调通过事物的矛盾发展去促进事物的转化，而是把平静的社会生活认作是人民的需要，是人民的自然本性，所以他总是强调“无为”、“不争”，确实带有消极保守的气氛。但是，《老子》也认为：如果人民的生活一旦遭到干扰，甚至濒于危亡，自己就应当以“保此道者”自居，奋起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即如他抨击统治者是强盗头子（盗夸），并且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同时也警告统治者说：“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马王堆出土的《道德经》，为什么把《德经》放在《道经》的前面？我认为很大的可能是因为《德经》号召人民反抗，引起秦末起义农民重视的缘故。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像老子这样号召人民不顾生死起来斗争的人，确实是罕见的。在过去，老子的思想虽以“清静无为”的口号流传于社会上层，可是社会下层却把它当作“替天行道”的旗帜（“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通过各种形式流传于民间。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是因为老子把矛盾的“斗争”和“统一”两个方面都绝对化了，“统一”时力求“无为”，不能“统一”时才奋起反抗。这种情况应该说也是农民小生产者的生活的一种反映。所以如果说赫拉克利特以“斗争是万物之父”的观点优于老子的辩证法的话，那末，老子的同情人民、支持人民的热情则远远胜过赫拉克利特的仇恨人民、讨厌人民。
主张老子唯心论者认为：老子哲学是虚无，这不仅是对老子文义的曲解，也抛弃了老子的辩证法。他们立论的主要根据是：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他们认为《老子》的这个“无”是在没有任何“有”之先的一个“虚无”，有了这个虚无才有万物，说明了老子的道就是虚无。对此，有的同志从肯定老子是唯物论出发，认为这个“无”不是虚无的意思，而是因为“道”是无名无形的，所以叫做“无”。这样解释是可以讲得通的。问题是老子在别处讲到万物时，不止一次地说是“道生之，德蓄之”，为什么在这里不说“有生于道”，而说“有生于无”呢？显然是老子要用他的辩证法的思想来说明万物的生成，即一切现实的“有”都包含着它的反面因素“无”，也就是列宁在他的《哲学笔记》中所说的“生成=非存在和存在”[3]，即一切事物都是由于它本身包含的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的矛盾作用才能发展的。无是有的反面，也就意味着对“有”的否定。所以只有把“无”理解做或者意味做具有否定的含义，才能充分表示老子对于万物生成的朴素唯物论的观点，望文生义地把“无”解释做虚无，或单纯解做无名无形都是不符合老子的本义的。其次，也只有把“无”解释做否定，才能说明为什么老子说轮子“当其无，有车之用”，说陶器“当其无，有器之用”，说房屋“当其无，有室之用”。但是有人偏偏抛弃老子的辩证法，用形式主义来理解这一段话，把句读改做“当其无有，车之用”；“当其无有，器之用”；“当其无有，室之用”，这样的读法，不仅句法拙劣得出奇，而且老子为什么要谈这一段话的意义，也完全失去了。实际老子讲这段话的意义，就是要说明“有”和“无”两者的关系和作用，可是这位硬要改句读的校刊者把它抹煞了。(www.xing528.com)
老子最受打击的是他的认识论，当然这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老子把精气运行认做世界的本质，而精气运行既能构成宇宙万物，也是人的思想智慧的体现者。在这里，成问题的是：我们的认识可以不需经过感性活动，就进入理性思维。像这样忽视感性认识，确是物活论者所共有的弱点，老子是如此，西方的物活论者也是如此。忽视感性活动必然要轻视实践。那末老子拿什么来作判断是非的标准呢？是逻辑吗？不是！而是“道法自然”，就是说，道是遵循自然而反对违反自然的。以自然为标准，虽然也包含了实践的作用在内，毕竟是很笼统的，不过在知识内容还很狭窄的当时，以自然为标准比起统治阶级遵循礼法观念要高明得多。其次是否定知识的问题。老子说：“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历来的论者都认为老子是否定知识，主张愚民政策。这种看法也不见得是老子的原意。因为老子要“不以智治国”，它本身就是一种智，所以老子对智是有他的看法的，就是说要“顺自然”，统治阶级治国所用的智是反自然的，是人为的，因此他认为：“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他说，懂得了这个道理，便掌握了“玄德”（正反关系统一的德），玄德虽与某些人的主张相反，却是最大的顺利。而且如果《老子》确实是否定知识的，那它为什么还要讲这些大道理？唐朝白居易有一首题《老子》的诗，他说：“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白居易揭穿了在这里存在的矛盾，而且否定了老子主张不知的谬论。
至于老子是不是主张“愚民”？也值得讨论：我想老子是不会反对人民学习造车子、盖房子和制作陶器之类的事情的，因为他自己对这些东西也极感兴趣，而且还举做例子来进行说教。老子反对战争，对武器不感兴趣，但也未说不要武器，而只是认为在至治之世，“无所用之”罢了。从他要人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来看，似乎他对物质文明也未见得反对，怎么知道呢？因为他自己说：“圣人以百姓心为心”，只要人民赞成，人民确实有这种需要，我想他就不能不同意，因为这正是他所主张的“顺自然”。至于他说：“古之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这不须多加解释，就可以知道，是对宣传礼制的否定。总之，要了解《老子》，必须抓住“遵循自然”这一主导思想，才能对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伟大贡献，以及时代所给予他的限制，得到合理的说明，像梁启超和杨荣国那样瞎子摸象似地认为《老子》是剽窃《庄子》一书的杂凑，不过是无头脑的胡说而已。
目前国内对于老子思想的研究，确是不及西方热烈。其原因我想首先是由于在“文化大革命”影响之后，对老子哲学还没有确定的看法，因而在研究上还不知道应该放在一个什么地位去理解它。其次是对于中国学术的研究，无论是政治、宗教、文艺、哲学以及自然研究的活动，都还没有达到从特殊上升到一般，进行全面综合研究的阶段，所以也就没有感觉需要预先去考虑《老子》的影响的必要，我想待到有关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研究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所有一切在历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学说都必将得到应有的准确说明。
（原载《复旦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注释】
[1]《自然辩证法》，第24页。
[2]《反杜林论》，第11页。
[3]《哲学笔记》，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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